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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来沪时，喜欢到这里跳舞，卓别林夫妇访华时，也慕名到百乐门跳舞，并赞它为“远东第一乐府””。
“18至30岁，形象佳气质好，有基础者优先录用”——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招聘员工的要求，这显然比如今大多数公司的标准，要宽松甚至人性得多。可当这个招聘职位是“交谊舞带舞员”以及“舞师”，而招聘方又是上海赫赫有名的“百乐门舞厅”时，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就是因为在中缝刊登了这个比巴掌还小的招聘广告，这个8月的夏天，着实让《新民晚报》平白多了些尴尬。相当一部分读者和网友，愤怒地以“谦耻”、“肮脏”、“道德败坏”等词汇评论了这个对于《新民晚报》来说也许是完全无心的“事故”。
一夜之间，“百乐门公开招聘舞女”的黑字标题，便像台风一般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均特辟出专题讨论区供评论。政府方面，上海相关文化部门在社会舆论渐起声势时，也表示将密切关注百乐门这一“特殊”行为。至于处在舆论中心的“舞师是否就是舞女”的职业称谓之争，更是无据可依，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个问题“尚在研究中”……而“百乐门”的经营者以及工作人员，正受到媒体的穷追猛打和巨大的借古讽今压力，老板赵世崇离沪回台拒绝任何形成的采访。
老上海力挺“百乐门舞女”
不管是“舞师”还是“舞女”，百乐门此次招聘惹起巨大争议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这个职业是不是在拿跳舞做幌子，实际搞的是色情活动。似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舞女”跟“妓女”没什么区别，所以，百乐门公开招聘舞师，按这种逻辑直译过来的话，就是在公然招聘妓女，而且，这似乎比那些马路上贴得到处都是的“招聘公关小姐，月薪保证上万”的劣质广告还要恶劣一百倍，因为它居然这样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一张正规报纸上，简直是在挑衅所有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可是，多数人真正对“舞师”了解多少，对有着70多年历史的百乐门又了解多少呢？
作为老上海的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对此间沸沸扬扬的议论淡然一笑，“先不说舞师，就算老上海的舞女，连我们这代人，都已经不太了解。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她们工作的性质怎样，我们几乎完全都是从文艺作品中得知和想像出来的。”
陈子善教授是当今中国张爱玲研究的权威学者，同样是老上海的他也十分认同赵长天的观点。
“百乐门是个舞厅，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跳舞场’，里面需要有舞女来跳舞，这很正常。当然，解放前舞女这个职业确实会引出许多歧义，但实际上也不能一概而论，并不是所有舞女都存在人们想像的这些问题，舞女和色情不能画等号。有些舞女甚至是搞地下工作的，你怎么说呢?所以不能主观地以职业来取人取事。”
而百乐门，不管是上个世纪，还是这个世纪，作为上海滩最著名的舞厅，自1933年正式开业以来，从来就是灯红酒绿，舞女如云。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绝顶肮脏的低级娱乐场所，反而是名流云集的所谓“贵族”场所。
许多熟悉百乐门的老上海都能告诉你，这幢至今看上去都十分漂亮典雅的奶白色建筑里，蕴藏着不少传奇历史。张学良来沪时，喜欢到这里跳舞，卓别林夫妇访华时，也慕名到百乐门跳舞，并赞它为“远东第一乐府”。即便是所谓的“舞女”，也跟常人想像中不大相同，例如，作家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就曾在3000多名应考者中以《卖鞋歌》、《夜来香》、《海燕》三首歌脱颖而出，继而成为百乐门“一代歌后”。
以撰写30年代老上海风情著名的作家程乃珊，虽然不太喜欢如今由台湾商人赵世崇经营的百乐门风格，但她也坦言，“对于舞女的出现，我不感到意外。作为一个像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没什么好稀奇的。”
“过去，跳舞是上流社会男士必需的修养。百乐门刚造好时是相当好的，还规定男士必须着礼服才能进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包括社会环境，就相对变成了一个比较杂的地方，舞女开始大量地出现。但当时舞女的存在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当时的居家女性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要跳舞不会跳舞，要交际不会交际，有些人，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没办法带老婆出来，那么就不能一个人跳或者和男人跳，舞女就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要。现在也是，这种事，不是说报纸上不登。就没这种需求了。”程乃珊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对于相当一部分大众用比较激烈的言辞指责百乐门甚至《新民晚报》，陈子善教授还是有些困惑。“为什么有人要批评它，说它会导致色情服务?那么，像发廊、按摩都有可能导致色情的，似乎也没有被取缔，也没有人这么义愤填膺地站出来攻击它，为什么偏偏对百乐门这么苛求？”陈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大概是因为百乐门名气太大了，才会有敏感的人关注。因为它在上海已经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它背负着—些旧的包袱。如果你换种情况看看，比如说，上海在虹桥地区也有一个酒吧，里面是清一色的女招待，穿着比较暴露，当时他们的广告就显眼地登在报纸上，我看了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没感觉有特别出格的地方。肺胃暴露，其实和现在马路上很多新潮的女孩子穿的也差不多啊。为什么它没有引起争论?就因为它没有旧观念的包袱，它是在中国社会后来多样化发展中的一个新存在。”
的确，过去，包括现在，百乐门里的“舞女”也好，“舞师”也好，真正是干什么的，相信绝大多数发出评论的人并没有亲身的经历，只是凭借“观念”中的“印象”在评价和判断“她”。但赵长天认为这些批评也应当被理解，因为“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舞女，不要说这个职业，单就这个词语，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中，是被完全否定的。”
“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否定她?她是正当的营业，应该允许存在嘛。人家带你跳舞，付出劳动得到回报，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本质上和理发没什么区别。当然舞女这个职业是有歧义的，这也是它引起争论的原因，确实以前一些舞女是有一些问题的，与色情或准色情有瓜葛，无可否认，这是旧社会带来的问题。但以现在我们大家都认可的一种理性来说，不能因此把舞女否定掉。解放后我们领导也要找文工团的人来伴舞啊，当然她们是偶尔的，不是职业的，但在伴舞这件事上，其实是一样的。”陈子善教授说，“对于这件事，我觉得不管是大众还是政府管理部门，大家要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退一万步说，假如她真的有色情问题，那么就依法处理呀。但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把这个职业彻底地否定掉，甚至提都不让提。现在很多职业都有类似的危险，那怎么办?都要取消吗？”
“舞师”招聘仍继续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在闹市深夜中的百乐门，灯照亮，舞照跳，招聘也仍在继续，且没有具体的时限。
一切子静得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反倒是一个月来无数亲身暗访、蜂拥报道的媒体记者们，一方面增加子百乐门的人气，一方面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告诉了许多对百乐门尚陌生的大众，这里有身段窈窕，舞技高超，身着各色曼妙旗袍的“舞师”，这里有精心复制的30年代老上海浓郁风情，甚至还细致地将不同时段以及舞师们的收费标准都一一罗列，让不少原就好奇的人们暗暗感觉，原来这个看上去金碧辉煌，价格不菲的娱乐场所，似乎哪天也可以带上上年纪的长辈或朋友去看看玩玩。至于媒体特别希望挖掘到的与色情有关的内容，却往往让来者空手而归一“除了乐队的演奏和歌手的演唱，整个大厅里显得很幽雅宁静，并无任何喧嚣和暧昧的气氛。”
事实上，近几年来的百乐门大舞厅可说是一个相对高雅甚至主流的娱乐场所。67岁的苏良泰过去的职业是法语翻译，是百乐门20多年的老舞客了，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百乐门唱歌的，他们一些演唱的歌手是上海市歌星俱乐部精选出的老歌专业歌星啊，至于舞蹈老师，很多是上海市交谊舞协会的，我还碰见过一些国家级的选手。”
沪上知名模特佟晨洁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亦表示，站在时尚最前线的她仍对老派风情的百乐门感觉很好。“百乐门啊，老上海的味道很浓，是个适合回忆和猎奇的地方。它对上了年纪的人会有很大的吸引力。比如我，就会带爸爸妈妈去玩，如果他们喜欢那里，我觉得是很好很健康的事情。”还有，为不少来沪贵宾演出的上海老年爵士乐队也是百乐门的常客。
“百乐门现在登出这样的招聘广告，我想主要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据我所知，现在去百乐门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中老年人居多，而他们多数是带着一种怀旧的心理。而百乐门的经营者肯定是想借此把它搞热、搞红。因为现在的百乐门只是作为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摆在那里，经济上到底有多少收益，是值得怀疑的。”陈子善教授说。
自事发以来一直小心回绝所有媒体采访的经营方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坦言，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更好地还原老上海百乐门舞厅的风貌，吸引更多希望来亲身体验一下的客人。事实上，自2001年上海温莎堡海霸王集团董事长赵世崇耗资2500万元人民币，对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的百乐门进行精心修复和改建以来，的确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十分尊贵”的客人，而且盈利状况也不错，但作为一个希望有长足发展的企业来说，吸引更新更多的客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如今的百乐门不是一座历史博物馆。
赵长天也认为，“这本质上就是一个企业的商业行为，招徕顾客，加强社会影响力，社会上这样议论纷纷，百乐门那边可能也会很开心，因为总的来说对他们是好事。我觉得谈不上会有什么长期不良的社会影响。”
“舞女事件”是张试纸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服装设计师陆琨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更应该想想的是，为什么到现在这样一个开放和发展程度这么高的社会了，‘舞女’这个词一冒出来，还是会有那么一部分人愤怒，那么一部分人兴奋?包括—部分可能会想去管理甚至取缔它？”另一个身兼自由撰稿、动画师、设计师数职的科幻作家七格也有类似的疑问。
另一方面，陆琨认为虽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人们的观念也貌似更新得更快，但“百乐门舞女”的事情却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滞后和顽固。“其实这个职业本身并没有触动什么，而是‘舞女’这个名词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而这种问题，如果在普通人身上还无大碍，但若是管理者或执法者执著于此，就有些失态了。”陆琨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舞女”偏偏在今天归来，而不是10年前甚至更早的上海呢?
赵长天特意提到，“一个社会通常要靠两种东西来进行约束，一个是法律和政府，第二是自身的约束，靠精神、信仰、道德、教养来支持。传统文化已经没法照搬到现在的社会中，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难题。”赵长天说，“我们找不到适合我们精神寄托的东西。现在有一些人找到宗教，但更多人是寄托在物质层面的东西，怎么赚钱，怎么找一个好工作，这都是物质的，或者说是具体生活层面上的精神要求，比如爱情和家庭，没有一个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可以用来提升精神的东西。”
七格在被询问“你是否相信那些所谓‘舞师’是不做色情生意，而就是正经跟你跳舞的呢？”时的回答，似乎更能诠释出赵长天话里的深意。
“这就像互联网可以帮助你查阅优美的古希腊线性文字，但也可以帮助你下载到色情电影一样。舞师到底是什么功能，就看你舞客到底揣什么心思去了。”
“18至30岁，形象佳气质好，有基础者优先录用”——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招聘员工的要求，这显然比如今大多数公司的标准，要宽松甚至人性得多。可当这个招聘职位是“交谊舞带舞员”以及“舞师”，而招聘方又是上海赫赫有名的“百乐门舞厅”时，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就是因为在中缝刊登了这个比巴掌还小的招聘广告，这个8月的夏天，着实让《新民晚报》平白多了些尴尬。相当一部分读者和网友，愤怒地以“谦耻”、“肮脏”、“道德败坏”等词汇评论了这个对于《新民晚报》来说也许是完全无心的“事故”。
一夜之间，“百乐门公开招聘舞女”的黑字标题，便像台风一般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均特辟出专题讨论区供评论。政府方面，上海相关文化部门在社会舆论渐起声势时，也表示将密切关注百乐门这一“特殊”行为。至于处在舆论中心的“舞师是否就是舞女”的职业称谓之争，更是无据可依，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个问题“尚在研究中”……而“百乐门”的经营者以及工作人员，正受到媒体的穷追猛打和巨大的借古讽今压力，老板赵世崇离沪回台拒绝任何形成的采访。
老上海力挺“百乐门舞女”
不管是“舞师”还是“舞女”，百乐门此次招聘惹起巨大争议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这个职业是不是在拿跳舞做幌子，实际搞的是色情活动。似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舞女”跟“妓女”没什么区别，所以，百乐门公开招聘舞师，按这种逻辑直译过来的话，就是在公然招聘妓女，而且，这似乎比那些马路上贴得到处都是的“招聘公关小姐，月薪保证上万”的劣质广告还要恶劣一百倍，因为它居然这样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一张正规报纸上，简直是在挑衅所有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可是，多数人真正对“舞师”了解多少，对有着70多年历史的百乐门又了解多少呢？
作为老上海的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对此间沸沸扬扬的议论淡然一笑，“先不说舞师，就算老上海的舞女，连我们这代人，都已经不太了解。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她们工作的性质怎样，我们几乎完全都是从文艺作品中得知和想像出来的。”
陈子善教授是当今中国张爱玲研究的权威学者，同样是老上海的他也十分认同赵长天的观点。
“百乐门是个舞厅，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跳舞场’，里面需要有舞女来跳舞，这很正常。当然，解放前舞女这个职业确实会引出许多歧义，但实际上也不能一概而论，并不是所有舞女都存在人们想像的这些问题，舞女和色情不能画等号。有些舞女甚至是搞地下工作的，你怎么说呢?所以不能主观地以职业来取人取事。”
而百乐门，不管是上个世纪，还是这个世纪，作为上海滩最著名的舞厅，自1933年正式开业以来，从来就是灯红酒绿，舞女如云。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绝顶肮脏的低级娱乐场所，反而是名流云集的所谓“贵族”场所。
许多熟悉百乐门的老上海都能告诉你，这幢至今看上去都十分漂亮典雅的奶白色建筑里，蕴藏着不少传奇历史。张学良来沪时，喜欢到这里跳舞，卓别林夫妇访华时，也慕名到百乐门跳舞，并赞它为“远东第一乐府”。即便是所谓的“舞女”，也跟常人想像中不大相同，例如，作家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就曾在3000多名应考者中以《卖鞋歌》、《夜来香》、《海燕》三首歌脱颖而出，继而成为百乐门“一代歌后”。
以撰写30年代老上海风情著名的作家程乃珊，虽然不太喜欢如今由台湾商人赵世崇经营的百乐门风格，但她也坦言，“对于舞女的出现，我不感到意外。作为一个像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没什么好稀奇的。”
“过去，跳舞是上流社会男士必需的修养。百乐门刚造好时是相当好的，还规定男士必须着礼服才能进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包括社会环境，就相对变成了一个比较杂的地方，舞女开始大量地出现。但当时舞女的存在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当时的居家女性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要跳舞不会跳舞，要交际不会交际，有些人，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没办法带老婆出来，那么就不能一个人跳或者和男人跳，舞女就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要。现在也是，这种事，不是说报纸上不登。就没这种需求了。”程乃珊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对于相当一部分大众用比较激烈的言辞指责百乐门甚至《新民晚报》，陈子善教授还是有些困惑。“为什么有人要批评它，说它会导致色情服务?那么，像发廊、按摩都有可能导致色情的，似乎也没有被取缔，也没有人这么义愤填膺地站出来攻击它，为什么偏偏对百乐门这么苛求？”陈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大概是因为百乐门名气太大了，才会有敏感的人关注。因为它在上海已经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它背负着—些旧的包袱。如果你换种情况看看，比如说，上海在虹桥地区也有一个酒吧，里面是清一色的女招待，穿着比较暴露，当时他们的广告就显眼地登在报纸上，我看了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没感觉有特别出格的地方。肺胃暴露，其实和现在马路上很多新潮的女孩子穿的也差不多啊。为什么它没有引起争论?就因为它没有旧观念的包袱，它是在中国社会后来多样化发展中的一个新存在。”
的确，过去，包括现在，百乐门里的“舞女”也好，“舞师”也好，真正是干什么的，相信绝大多数发出评论的人并没有亲身的经历，只是凭借“观念”中的“印象”在评价和判断“她”。但赵长天认为这些批评也应当被理解，因为“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舞女，不要说这个职业，单就这个词语，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中，是被完全否定的。”
“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否定她?她是正当的营业，应该允许存在嘛。人家带你跳舞，付出劳动得到回报，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本质上和理发没什么区别。当然舞女这个职业是有歧义的，这也是它引起争论的原因，确实以前一些舞女是有一些问题的，与色情或准色情有瓜葛，无可否认，这是旧社会带来的问题。但以现在我们大家都认可的一种理性来说，不能因此把舞女否定掉。解放后我们领导也要找文工团的人来伴舞啊，当然她们是偶尔的，不是职业的，但在伴舞这件事上，其实是一样的。”陈子善教授说，“对于这件事，我觉得不管是大众还是政府管理部门，大家要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退一万步说，假如她真的有色情问题，那么就依法处理呀。但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把这个职业彻底地否定掉，甚至提都不让提。现在很多职业都有类似的危险，那怎么办?都要取消吗？”
“舞师”招聘仍继续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在闹市深夜中的百乐门，灯照亮，舞照跳，招聘也仍在继续，且没有具体的时限。
一切子静得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反倒是一个月来无数亲身暗访、蜂拥报道的媒体记者们，一方面增加子百乐门的人气，一方面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告诉了许多对百乐门尚陌生的大众，这里有身段窈窕，舞技高超，身着各色曼妙旗袍的“舞师”，这里有精心复制的30年代老上海浓郁风情，甚至还细致地将不同时段以及舞师们的收费标准都一一罗列，让不少原就好奇的人们暗暗感觉，原来这个看上去金碧辉煌，价格不菲的娱乐场所，似乎哪天也可以带上上年纪的长辈或朋友去看看玩玩。至于媒体特别希望挖掘到的与色情有关的内容，却往往让来者空手而归一“除了乐队的演奏和歌手的演唱，整个大厅里显得很幽雅宁静，并无任何喧嚣和暧昧的气氛。”
事实上，近几年来的百乐门大舞厅可说是一个相对高雅甚至主流的娱乐场所。67岁的苏良泰过去的职业是法语翻译，是百乐门20多年的老舞客了，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百乐门唱歌的，他们一些演唱的歌手是上海市歌星俱乐部精选出的老歌专业歌星啊，至于舞蹈老师，很多是上海市交谊舞协会的，我还碰见过一些国家级的选手。”
沪上知名模特佟晨洁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亦表示，站在时尚最前线的她仍对老派风情的百乐门感觉很好。“百乐门啊，老上海的味道很浓，是个适合回忆和猎奇的地方。它对上了年纪的人会有很大的吸引力。比如我，就会带爸爸妈妈去玩，如果他们喜欢那里，我觉得是很好很健康的事情。”还有，为不少来沪贵宾演出的上海老年爵士乐队也是百乐门的常客。
“百乐门现在登出这样的招聘广告，我想主要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据我所知，现在去百乐门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中老年人居多，而他们多数是带着一种怀旧的心理。而百乐门的经营者肯定是想借此把它搞热、搞红。因为现在的百乐门只是作为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摆在那里，经济上到底有多少收益，是值得怀疑的。”陈子善教授说。
自事发以来一直小心回绝所有媒体采访的经营方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坦言，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更好地还原老上海百乐门舞厅的风貌，吸引更多希望来亲身体验一下的客人。事实上，自2001年上海温莎堡海霸王集团董事长赵世崇耗资2500万元人民币，对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的百乐门进行精心修复和改建以来，的确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十分尊贵”的客人，而且盈利状况也不错，但作为一个希望有长足发展的企业来说，吸引更新更多的客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如今的百乐门不是一座历史博物馆。
赵长天也认为，“这本质上就是一个企业的商业行为，招徕顾客，加强社会影响力，社会上这样议论纷纷，百乐门那边可能也会很开心，因为总的来说对他们是好事。我觉得谈不上会有什么长期不良的社会影响。”
“舞女事件”是张试纸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服装设计师陆琨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更应该想想的是，为什么到现在这样一个开放和发展程度这么高的社会了，‘舞女’这个词一冒出来，还是会有那么一部分人愤怒，那么一部分人兴奋?包括—部分可能会想去管理甚至取缔它？”另一个身兼自由撰稿、动画师、设计师数职的科幻作家七格也有类似的疑问。
另一方面，陆琨认为虽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人们的观念也貌似更新得更快，但“百乐门舞女”的事情却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滞后和顽固。“其实这个职业本身并没有触动什么，而是‘舞女’这个名词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而这种问题，如果在普通人身上还无大碍，但若是管理者或执法者执著于此，就有些失态了。”陆琨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舞女”偏偏在今天归来，而不是10年前甚至更早的上海呢?
赵长天特意提到，“一个社会通常要靠两种东西来进行约束，一个是法律和政府，第二是自身的约束，靠精神、信仰、道德、教养来支持。传统文化已经没法照搬到现在的社会中，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难题。”赵长天说，“我们找不到适合我们精神寄托的东西。现在有一些人找到宗教，但更多人是寄托在物质层面的东西，怎么赚钱，怎么找一个好工作，这都是物质的，或者说是具体生活层面上的精神要求，比如爱情和家庭，没有一个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可以用来提升精神的东西。”
七格在被询问“你是否相信那些所谓‘舞师’是不做色情生意，而就是正经跟你跳舞的呢？”时的回答，似乎更能诠释出赵长天话里的深意。
“这就像互联网可以帮助你查阅优美的古希腊线性文字，但也可以帮助你下载到色情电影一样。舞师到底是什么功能，就看你舞客到底揣什么心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