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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管理国家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由人民管理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有效的措施。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人民当家作主 国家管理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4-0031-05
一
关于国家权力属于谁、由谁来管理国家的问题，早在古代社会就被提出。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就涉及到国家权力由谁执掌的问题。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亚氏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人民主权思想后，才第一次比较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即最高意志和权力属于人民；无论什么政府、领袖或国王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君主不能高于法律。人民主权论是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人民主权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就尖锐地指出，启蒙思想家所讲的人民，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真正科学地阐明了国家权力属于谁的问题，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思想。
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与所有那些对人民抱轻视态度的人不同，马克思坚持人民在国家活动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因为人民是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在这个观点中，反映了马克思要人民解决国家事务的愿望。他认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时，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当谈到国家主权究竟是属于国王还是属于人民时，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的，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不可能有与人民的主权对立的国王的主权。“如果主权存在于君主这方面，那再讲到人民方面的与此对立的主权就显得太蠢笨了。因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
如果说，对于国家权力属于谁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其世界观的转变还没有最终完成以前，只是作了一般的论述，那么，在他们世界观的转变最终完成以后，其论述的重点就在于把人民管理国家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联系起来。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指出：“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很清楚：无产者本身“成为权力”、“上升为统治阶级”，也就是“争得民主”；“建立民主制度”，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这些光辉的论述中，具有说明无产阶级民主概念的一切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的深刻思想。
1871年3月18日，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国家政权。巴黎公社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变成了富有生命力的具体实践。在巴黎公社里，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争得了民主，管理着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这一伟大创举。马克思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这句话抓住了公社是国家政权真正的民主形式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公社最重要的特点是国家政权的真正民主性质，它是以人民群众经常的、不可或缺的、起决定作用的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原则为基础的。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公仆”已不是一般的政府，而是指工人阶级的政府，指“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巴黎公社。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公社一开始想必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接着还再次肯定了公社为防范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两项措施。革命导师认为，工人阶级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应当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应当得到保障。这就解决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关键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谁的问题。
二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应当由人民管理国家，而且还阐明了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为它的经济解放服务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变革是从取消私有制，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集中开始的。而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是这种经济制度变革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说：“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即经济上的解放和政治上的 解放。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平等要求不仅仅是限于承认这种事实，即一切人，作为人来说，他们都是平等的。而应从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马克思也说过：“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反之亦然，劳动者经济上的解放，同他们在政治上的永久无权状态也是不能长期并存的。他们不仅要求经济上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且要求政治上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无产阶级争取和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高度组织的按计划发展的“自由人的联盟”(马克思语)。所以，吸引人民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方式、组织方式和发挥职能作用的方式。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如果没有广大人民在民主风气下的共同参与，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才能运用国家权力有效地进行阶级斗争、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恩格斯在1883年致菲·范派顿的信中说过：“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这个政治条件，那么，对剥削者实行有效专政就是一句空话。
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带来的积极的经济成果之一，就是非生产性管理费用的大量节约。马克思指出，把参加管理变为“许多人的附带的职务”之后，工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生产之外，还应该完成对他们来说是非生产性的那些劳动(即管理方面的劳动)。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公共的、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的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这是这个过程的积极的经济成果之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更为深刻地指出：“公社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供着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取工人的工资。”
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变革是从取消私有制，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集中开始的，并由此开始建立对生产的监督。统一的合理的计划是管理经济的基础。这一切为社会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巨大的物质生产所花时间的急剧缩短，“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新的生产制度的建立与劳动时间的合理利用，为人民群众积极地、认真地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还驳斥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关于人民群众没有能力管理国家的论断。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热情讴歌了巴黎工人群众管理国家这一历史的壮举。他指出，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
三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和阐明了应当由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及其必要性、可能性，而且还探讨和揭示了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一系列条件、措施。
人民管理国家，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形式“取决于它的内容”。但又认为，政体对国体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上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国家，就政体而言，基本上可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前者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一人独揽，后者由集体掌握；前者是世袭的，后者由选举产生。一般情况下，共和制更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能更好地实行一定阶级的阶级统治。因此，一般来说，革命的、上升发展的阶级往往是采用共和制来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其政体不但是共和制的，而且这种共和制必须是真正民主的，是社会主义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确认：“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的国家形式范围内的民主制。”在总结欧洲1848—1851年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民主秩序之后，首先将建立社会共和国。巴黎公社工人群众管理国家的经验，使马克思再次肯定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应当是共和制而不是个人集权制。他指出，帝国制度是阶级统治的君主形式，“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明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民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是“议行合一”的工作机关。巴黎公社建立了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马克思完全肯定了巴黎公社在消灭资产阶级代议制方面的这一决定性的措施，他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资产阶级议会制把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分开，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把代议机关的实际政治权威削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认为，公社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决裂，是公社决心要成为各委员会共同工作的场所，而不是那种谁都仅仅竭力想发言的议会。公社把创制法律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合并起来，成为真正的工作机关；公社代表不仅参加立法活动，而且亲自执行法律、监督法律的实施。取得政权的无产阶 级建立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是克服资产阶级国家弊病、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切实措施。
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统一的组织形式特别重视。没有集中的政权组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集中才具有民主的性质。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规定了一种兼有广泛地方自治和彻底民主制的中央集权，巴黎公社的组织应当作为全国范围的政治结构的榜样，全法国范围内的公社结构应当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上。他指出：“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
实行普选制，是保障人民管理国家的一项根本性措施。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实行普选制的经验。巴黎公社由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公开选举产生的城市代表所组成。公社废除了代表的各种特权以及脱离人民、不受监督等资产阶级国家的固有特点。选出来的机关几乎全部都由人民代表组成。公社公开工作，公布会议记录，报告它的活动内容，接受选民监督，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对巴黎公社实行的普选制，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很高的评价。公社实行的普选制，“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恩格斯明确地把人民的自由普选权和随时罢免权看作是人民群众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的主要手段。他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实行对一切公职人员的低薪制，是保障人民管理国家的有效措施。巴黎公社首创了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的低薪制。马克思、恩格斯歌颂了公社采取的这一重大措施。马克思指出：“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这项重大措施，既是重大的政治改造，又是重大的经济改革，它从根本上杜绝了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标志着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来开始其工作的。恩格斯指出：公社采取的这项措施“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人民管理国家，是以人民管理广泛的社会事务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首先是国家制度，但不仅限于国家制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过：“共和制是民主制的抽象的国家形式，但这时共和制已不再仅仅是政治制度了。”。无产阶级民主包括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两个部分。社会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已产生，但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不同，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是同一主体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个国家内部的职能已发生变化，即人民管理的职能越来越占主要地位；而且在国家的指导和保护下，基层民主、群众自治等形式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曾说过：“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国家民主标志着消灭阶级特权，它是社会民主的前提和保障；社会民主则是国家民主的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巴黎公社实行的某些社会措施时曾指出，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人民管理社会事务的社会民主生活之中蕴藏着代表未来的无限生命力，人民管理国家离不开人民管理社会事务这个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今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已经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管理国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关键在于健全人民管理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这是健全其他方面民主生活的前提和保障。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管理国家的民主思想，不断总结我国的政治生活实践，积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努力探索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途径、制度和措施，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并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社会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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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人民当家作主 国家管理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4-0031-05
一
关于国家权力属于谁、由谁来管理国家的问题，早在古代社会就被提出。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就涉及到国家权力由谁执掌的问题。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亚氏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人民主权思想后，才第一次比较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即最高意志和权力属于人民；无论什么政府、领袖或国王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君主不能高于法律。人民主权论是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人民主权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就尖锐地指出，启蒙思想家所讲的人民，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真正科学地阐明了国家权力属于谁的问题，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思想。
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与所有那些对人民抱轻视态度的人不同，马克思坚持人民在国家活动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因为人民是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在这个观点中，反映了马克思要人民解决国家事务的愿望。他认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时，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当谈到国家主权究竟是属于国王还是属于人民时，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的，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不可能有与人民的主权对立的国王的主权。“如果主权存在于君主这方面，那再讲到人民方面的与此对立的主权就显得太蠢笨了。因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
如果说，对于国家权力属于谁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其世界观的转变还没有最终完成以前，只是作了一般的论述，那么，在他们世界观的转变最终完成以后，其论述的重点就在于把人民管理国家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联系起来。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指出：“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很清楚：无产者本身“成为权力”、“上升为统治阶级”，也就是“争得民主”；“建立民主制度”，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这些光辉的论述中，具有说明无产阶级民主概念的一切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的深刻思想。
1871年3月18日，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国家政权。巴黎公社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变成了富有生命力的具体实践。在巴黎公社里，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争得了民主，管理着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这一伟大创举。马克思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这句话抓住了公社是国家政权真正的民主形式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公社最重要的特点是国家政权的真正民主性质，它是以人民群众经常的、不可或缺的、起决定作用的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原则为基础的。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公仆”已不是一般的政府，而是指工人阶级的政府，指“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巴黎公社。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公社一开始想必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接着还再次肯定了公社为防范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两项措施。革命导师认为，工人阶级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应当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应当得到保障。这就解决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关键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谁的问题。
二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应当由人民管理国家，而且还阐明了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为它的经济解放服务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变革是从取消私有制，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集中开始的。而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是这种经济制度变革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说：“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即经济上的解放和政治上的 解放。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平等要求不仅仅是限于承认这种事实，即一切人，作为人来说，他们都是平等的。而应从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马克思也说过：“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反之亦然，劳动者经济上的解放，同他们在政治上的永久无权状态也是不能长期并存的。他们不仅要求经济上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且要求政治上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无产阶级争取和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高度组织的按计划发展的“自由人的联盟”(马克思语)。所以，吸引人民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方式、组织方式和发挥职能作用的方式。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如果没有广大人民在民主风气下的共同参与，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才能运用国家权力有效地进行阶级斗争、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恩格斯在1883年致菲·范派顿的信中说过：“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这个政治条件，那么，对剥削者实行有效专政就是一句空话。
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带来的积极的经济成果之一，就是非生产性管理费用的大量节约。马克思指出，把参加管理变为“许多人的附带的职务”之后，工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生产之外，还应该完成对他们来说是非生产性的那些劳动(即管理方面的劳动)。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公共的、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的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这是这个过程的积极的经济成果之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更为深刻地指出：“公社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供着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取工人的工资。”
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变革是从取消私有制，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集中开始的，并由此开始建立对生产的监督。统一的合理的计划是管理经济的基础。这一切为社会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巨大的物质生产所花时间的急剧缩短，“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新的生产制度的建立与劳动时间的合理利用，为人民群众积极地、认真地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还驳斥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关于人民群众没有能力管理国家的论断。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热情讴歌了巴黎工人群众管理国家这一历史的壮举。他指出，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
三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和阐明了应当由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及其必要性、可能性，而且还探讨和揭示了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一系列条件、措施。
人民管理国家，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形式“取决于它的内容”。但又认为，政体对国体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上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国家，就政体而言，基本上可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前者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一人独揽，后者由集体掌握；前者是世袭的，后者由选举产生。一般情况下，共和制更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能更好地实行一定阶级的阶级统治。因此，一般来说，革命的、上升发展的阶级往往是采用共和制来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其政体不但是共和制的，而且这种共和制必须是真正民主的，是社会主义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确认：“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的国家形式范围内的民主制。”在总结欧洲1848—1851年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民主秩序之后，首先将建立社会共和国。巴黎公社工人群众管理国家的经验，使马克思再次肯定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应当是共和制而不是个人集权制。他指出，帝国制度是阶级统治的君主形式，“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明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民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是“议行合一”的工作机关。巴黎公社建立了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马克思完全肯定了巴黎公社在消灭资产阶级代议制方面的这一决定性的措施，他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资产阶级议会制把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分开，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把代议机关的实际政治权威削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认为，公社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决裂，是公社决心要成为各委员会共同工作的场所，而不是那种谁都仅仅竭力想发言的议会。公社把创制法律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合并起来，成为真正的工作机关；公社代表不仅参加立法活动，而且亲自执行法律、监督法律的实施。取得政权的无产阶 级建立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是克服资产阶级国家弊病、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切实措施。
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统一的组织形式特别重视。没有集中的政权组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集中才具有民主的性质。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规定了一种兼有广泛地方自治和彻底民主制的中央集权，巴黎公社的组织应当作为全国范围的政治结构的榜样，全法国范围内的公社结构应当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上。他指出：“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
实行普选制，是保障人民管理国家的一项根本性措施。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实行普选制的经验。巴黎公社由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公开选举产生的城市代表所组成。公社废除了代表的各种特权以及脱离人民、不受监督等资产阶级国家的固有特点。选出来的机关几乎全部都由人民代表组成。公社公开工作，公布会议记录，报告它的活动内容，接受选民监督，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对巴黎公社实行的普选制，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很高的评价。公社实行的普选制，“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恩格斯明确地把人民的自由普选权和随时罢免权看作是人民群众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的主要手段。他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实行对一切公职人员的低薪制，是保障人民管理国家的有效措施。巴黎公社首创了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的低薪制。马克思、恩格斯歌颂了公社采取的这一重大措施。马克思指出：“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这项重大措施，既是重大的政治改造，又是重大的经济改革，它从根本上杜绝了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标志着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来开始其工作的。恩格斯指出：公社采取的这项措施“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人民管理国家，是以人民管理广泛的社会事务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首先是国家制度，但不仅限于国家制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过：“共和制是民主制的抽象的国家形式，但这时共和制已不再仅仅是政治制度了。”。无产阶级民主包括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两个部分。社会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已产生，但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不同，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是同一主体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个国家内部的职能已发生变化，即人民管理的职能越来越占主要地位；而且在国家的指导和保护下，基层民主、群众自治等形式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曾说过：“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国家民主标志着消灭阶级特权，它是社会民主的前提和保障；社会民主则是国家民主的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巴黎公社实行的某些社会措施时曾指出，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人民管理社会事务的社会民主生活之中蕴藏着代表未来的无限生命力，人民管理国家离不开人民管理社会事务这个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今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已经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管理国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关键在于健全人民管理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这是健全其他方面民主生活的前提和保障。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管理国家的民主思想，不断总结我国的政治生活实践，积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努力探索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途径、制度和措施，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并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社会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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