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光了美国政府的“棱镜计划”，揭发了美国对内监控隐私、对外进行黑客攻击的事实。美国政府大为光火，全球通缉斯诺登；男主角毁誉加身，浪迹天涯；全球媒体穷追不舍，轮番炒作。这样的情节在当前喧嚣的国际政治中给人的感觉有些八卦和浮夸。可是我们如果撇开“黑客”、“间谍”、“机密”这些吸引眼球的关键词，做一点具有历史眼光的思考，就会发现斯诺登的出现，对美国来说，绝不只是另一个“维基解密”那么简单。
　　斯诺登和阿桑奇其实不是一路人。阿桑奇是典型的技术天才加社会浪子。他所掀起的风波，说的好听，也就相当于媒体不择手段到政府里面挖内幕消息，属于“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至于监督的手段是否合法，或者是否可以使用非法的手段实现监督权和知情权，这就各有论道了。阿桑奇的出现，不过是给网络时代政府部门的信息安全工作增添了新压力而已。
　　斯诺登不同于“体制外”的阿桑奇。他是美国“体制内”的背叛者，是美国惊人网络情报网的“深喉”。针对现代政府巨大而神秘的权力，体制外的探秘者常有，体制内的揭秘者却不常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深喉”事件的出现，往往有着重大的时代背景。
　　1972年，埋藏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的“深喉”费尔特向《华盛顿邮报》提供秘密信息，揭开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水门事件”。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因为政治丑闻而说谎，尼克松总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后来里根和克林顿曾因“伊朗门”和“莱温斯基事件”陷入丑闻，可都顺利过关，甚至还名列美国当代最受欢迎的总统之列。而尼克松曾敏锐地把握时代潮流，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从越南撤军，扭转了美国在冷战中的不利处境，本来可以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总统之列，却因为掩盖情报机构的窃听丑闻，成为历史上惟一一位引咎辞职的美国总统。
　　“水门事件”超常发酵的背后，是一个美国自我怀疑和迷茫的年代，也是一个因此而使美国式的政治道德洁癖格外彰显的年代。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反战浪潮、石油危机、国内的政治丑闻、国际上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一切都使处于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心中产生了疑问：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谁该为此负责？
　　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又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斯诺登的出现，就像当年“深喉”的出现一样，是这种迷茫的一个极端象征。一个30岁的年轻人，拿着20万美元的超高年薪，干着自己最痴迷的技术工作，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机器的一份子，掌握着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信息权力，为什么还要出卖政府，选择抛家离土、朝不保夕的生活呢？
　　不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美国政治特殊的道德洁癖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心理波动周期，就很难理解斯诺登的行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美国却是一个靠政治理想而凝聚的国家。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原则被国父们写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生证明”中。美国人在内外政治中不断宣扬和捍卫这些原则，就是不断肯定美国存在的理由。
　　美国政治的这种理想主义特性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对政治理想的追溯和自我肯定使得美国人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并推动美国不断改进，从而逐步在国际上建立起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软实力；另一方面，这种理想又给美国政治带来一种脆弱性，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不时困扰着美国人，让他们对现实政治保持怀疑。在正常年代，这加剧了美国人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而在国家处境不好，出现经济危机、政治腐败、社会失序的时候，则会掀起巨大的反思浪潮，造成社会性的分裂和迷茫。美国上世纪的“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以及当今的“占领运动”、“茶党运动”，都是这种周期性的政治心理波动的表现。
　　今天的美国确实又迎来一个新的心理波动期。那道横亘在建国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演化成为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鸿沟、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华尔街与制造业工会之间的鸿沟、常青藤大学里的青年人和他们有钱的父母之间的鸿沟，也演化成为斯诺登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一个叛国者内心的鸿沟。所有围绕这些鸿沟两边的争论，都是关于谁代表了美国的理想，谁是对美国的背叛。斯诺登在内心痛苦的分裂之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背叛了自己的政府，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政府已经背叛了国家。他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宅男”，在衰退和怀疑的时代，试图用几条简单的道德原则来解释世界对美国政治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