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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西厢记》与《琵琶记》问世以来，许多戏曲研究者对其进行研究分析，进而持有不尽相同的批判观点，一大批的学者专家对这两部剧作的创作过程，文本本身，历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专门研究，笔者从文本塑造的最出彩人物形象，即从两部剧作的女主人公崔莺莺与赵五娘出发，集中笔墨分析了两者艺术形象及其异同。揭示了两者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封建；反抗；奴性；自我意识
作者简介：龚凤娟（1997-），女，汉族，四川省遂宁市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1
作为南戏“曲祖”的《琵琶记》无疑受得上“神品”之赞。而被称为元杂剧“压卷”之作的《西厢记》也被誉为“绝唱”。就像所有的事物都总不能完美，这两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也招致了许多非议，如明代何良俊在《曲论》中就表明近代杂剧以王实甫的《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用非常直接甚至强硬的方式否定了这两部剧作具有的至高地位，认为《西厢记》全脂带粉，《琵琶记》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但另一方面，《艺苑卮言》中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戏曲史上两颗最耀眼的明星，数百年来，人们对此的艺术探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说人们历来对《西厢记》与《琵琶记》的文学语言价值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两部剧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生动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崔莺莺与赵五娘最为成功，一个是我国文学史上鲜少出现的以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贵族少女身份来反抗封建礼教的典型，一个是在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且满足中国传统美好品质的平凡妇女形象。她们各自闪烁着不同的人性光辉。
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提出《西厢记》只写得莺莺张生红娘三人，而且写张生，红娘，正是为了写莺莺，从中便不难看出莺莺被放在无比突出的地位。郭沫若称《西厢记》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之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崔莺莺争取恋爱自由，冲破门第观念束缚反抗斗争形象的褒扬与肯定。首先对她的美貌描写可谓是浓墨重彩，在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中，先是正面描写，由张生感叹，使他“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莺莺这个天姿国色的女子，甚至让他忘却萤窗雪案，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而后侧面写孙飞虎贪恋她的美色欲掳之为妻，让法堂上“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甚至因“贪看莺莺，烛灭香消”，好似《陌上桑》里的秦罗敷，美得引人注目。
而《琵琶记》里赵五娘的形象也自问世以来，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第二出写她仪容俊雅，也休夸桃李之姿，尽可寄桃李蘋蘩之托。她的美是如春风拂面的恬淡，不似莺莺那样美得摄人心魄，咄咄逼人。
莺莺的内在美主要表现为富有才情，冰雪聪明，以及敢于反抗的斗争意识上。莺莺在家族为她提供的优渥环境中感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年芳十九的她便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在第一本里张生隔墙观望，继而吟诗曰：“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和而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便可看出莺莺极富才情。《寺警》一折，孙飞虎围普救寺，欲掳莺莺做压寨夫人，莺莺在众人无计可施时提出著名的“五便三计”，莺莺宁愿牺牲自己的无私之心正是对她冰雪聪明澄澈清朗的写照。然而数百年来，崔莺莺这一形象被世人最为称颂的莫过于她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以及对封建礼教传统的挑战精神。在与张生的爱情周旋和封建家长制的抗衡中，莺莺的言“假”与“行”真，成功地揭露了其隐秘的女性恋爱心理特征。思念张生是真，斥责他是假。读简心喜是真，斥责红娘“那曾看惯”是假。而她之所以如此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透，实际上是在寻求爱情与封建礼教的一种平衡，实属不易。
如果说崔莺莺的形象多少带有“传奇”色彩，而赵五娘则是质朴，风尘仆仆，具有孝道和责任感的。她糟糠自厌，代尝汤药，祝发买葬，包土筑坟的贤德行为都是她内心高洁外化而成的体力行。毛声山评《琵琶记》说：“是以其文之妙”可当屈赋，杜诗读，而其文意之妙，则可当《孝经》，《曲礼》读，更可当班孟坚《女史箴》一篇，曹大家《女论语》一部读。”无疑是对赵五娘身上具有的伦理教养的充分肯定。她以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感动了蔡公蔡婆，张大公以及天神，甚至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位读者观众。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伦理教育影响。
在笔者看来，崔莺莺与赵五娘形象最大的不同便是前者对于封建的反抗性与后者深入骨髓的“奴性”，崔莺莺所昭示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思想散发着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无论她自己是否意识到，她在自由与专制，爱情与礼教的矛盾中冲破固有的牢笼，从最初的摇摆妥协到后面的坚定成长都对反封建具有深远意义。而赵五娘作为“孝妇贤妻”的典型形象，在她无私奉献的背后也藏着封建礼教熏染下不可压抑的“奴性”，丈夫进京赶考，她独自一人侍奉公婆任劳任怨，被误会猜忌也一声不吭。从未想过斗争反抗，她是封建礼教制度下的牺牲品和附属品，而不具有苏格拉底所宣扬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自我意识。虽然她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礼教下的落后烙印，有“愚孝”的成分。但赵五娘这一艺术形象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却是有目共睹的。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
[2]毛聲山《毛声山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第七才子书序》.
关键词：封建；反抗；奴性；自我意识
作者简介：龚凤娟（1997-），女，汉族，四川省遂宁市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1
作为南戏“曲祖”的《琵琶记》无疑受得上“神品”之赞。而被称为元杂剧“压卷”之作的《西厢记》也被誉为“绝唱”。就像所有的事物都总不能完美，这两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也招致了许多非议，如明代何良俊在《曲论》中就表明近代杂剧以王实甫的《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用非常直接甚至强硬的方式否定了这两部剧作具有的至高地位，认为《西厢记》全脂带粉，《琵琶记》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但另一方面，《艺苑卮言》中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戏曲史上两颗最耀眼的明星，数百年来，人们对此的艺术探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说人们历来对《西厢记》与《琵琶记》的文学语言价值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两部剧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生动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崔莺莺与赵五娘最为成功，一个是我国文学史上鲜少出现的以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贵族少女身份来反抗封建礼教的典型，一个是在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且满足中国传统美好品质的平凡妇女形象。她们各自闪烁着不同的人性光辉。
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提出《西厢记》只写得莺莺张生红娘三人，而且写张生，红娘，正是为了写莺莺，从中便不难看出莺莺被放在无比突出的地位。郭沫若称《西厢记》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之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崔莺莺争取恋爱自由，冲破门第观念束缚反抗斗争形象的褒扬与肯定。首先对她的美貌描写可谓是浓墨重彩，在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中，先是正面描写，由张生感叹，使他“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莺莺这个天姿国色的女子，甚至让他忘却萤窗雪案，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而后侧面写孙飞虎贪恋她的美色欲掳之为妻，让法堂上“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甚至因“贪看莺莺，烛灭香消”，好似《陌上桑》里的秦罗敷，美得引人注目。
而《琵琶记》里赵五娘的形象也自问世以来，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第二出写她仪容俊雅，也休夸桃李之姿，尽可寄桃李蘋蘩之托。她的美是如春风拂面的恬淡，不似莺莺那样美得摄人心魄，咄咄逼人。
莺莺的内在美主要表现为富有才情，冰雪聪明，以及敢于反抗的斗争意识上。莺莺在家族为她提供的优渥环境中感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年芳十九的她便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在第一本里张生隔墙观望，继而吟诗曰：“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和而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便可看出莺莺极富才情。《寺警》一折，孙飞虎围普救寺，欲掳莺莺做压寨夫人，莺莺在众人无计可施时提出著名的“五便三计”，莺莺宁愿牺牲自己的无私之心正是对她冰雪聪明澄澈清朗的写照。然而数百年来，崔莺莺这一形象被世人最为称颂的莫过于她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以及对封建礼教传统的挑战精神。在与张生的爱情周旋和封建家长制的抗衡中，莺莺的言“假”与“行”真，成功地揭露了其隐秘的女性恋爱心理特征。思念张生是真，斥责他是假。读简心喜是真，斥责红娘“那曾看惯”是假。而她之所以如此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透，实际上是在寻求爱情与封建礼教的一种平衡，实属不易。
如果说崔莺莺的形象多少带有“传奇”色彩，而赵五娘则是质朴，风尘仆仆，具有孝道和责任感的。她糟糠自厌，代尝汤药，祝发买葬，包土筑坟的贤德行为都是她内心高洁外化而成的体力行。毛声山评《琵琶记》说：“是以其文之妙”可当屈赋，杜诗读，而其文意之妙，则可当《孝经》，《曲礼》读，更可当班孟坚《女史箴》一篇，曹大家《女论语》一部读。”无疑是对赵五娘身上具有的伦理教养的充分肯定。她以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感动了蔡公蔡婆，张大公以及天神，甚至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位读者观众。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伦理教育影响。
在笔者看来，崔莺莺与赵五娘形象最大的不同便是前者对于封建的反抗性与后者深入骨髓的“奴性”，崔莺莺所昭示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思想散发着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无论她自己是否意识到，她在自由与专制，爱情与礼教的矛盾中冲破固有的牢笼，从最初的摇摆妥协到后面的坚定成长都对反封建具有深远意义。而赵五娘作为“孝妇贤妻”的典型形象，在她无私奉献的背后也藏着封建礼教熏染下不可压抑的“奴性”，丈夫进京赶考，她独自一人侍奉公婆任劳任怨，被误会猜忌也一声不吭。从未想过斗争反抗，她是封建礼教制度下的牺牲品和附属品，而不具有苏格拉底所宣扬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自我意识。虽然她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礼教下的落后烙印，有“愚孝”的成分。但赵五娘这一艺术形象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却是有目共睹的。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
[2]毛聲山《毛声山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第七才子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