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莫高窟的藏经洞，我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洞不大，只有丈余见方，像是老式窑洞的里外间，里面黑洞洞的，空无一物，那些举世震惊的敦煌遗书早已被挪运一空。可悲的是，藏经洞里最早保存的五万多卷经卷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在我们自己的博物馆里，绝大部分被洗劫到国外，诸如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都藏有。
　　我一直就对这个神秘的藏经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应该说，作为“世界八大奇观”的敦煌莫高窟，它的闻名于世并非是因为那些精美的佛像和壁画，更主要的是这个20世纪初被发现的藏经洞。历史上的战乱和当政者的好恶，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字历史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图书资料残缺不全，面目全非，幸好有这样一处藏经洞得以保存一大批稀世瑰宝，然而却又不幸散落到了国外。
　　敦煌莫高窟本来是佛教圣地，却在20世纪初无端地被一名破落道士所糟蹋。道士名叫王圆篆，祖籍湖北省麻城县，大约在1851年前后出生在陕西，由于家乡连年受灾，年轻的王圆篆无以为生，只能像逃难一样入伍从军到了甘肃。一百多年前的甘肃，想必是极尽荒凉贫困，历来为内地犯人充军发配之所。王圆篆能从地肥水美的家乡流落到穷山恶水的边陲，显然也是出于生活所迫，身不由己。在军队混了几年，他退伍了，生活仍然没有着落。就生存而言，王圆篆的能力很低，在偏远的甘肃，他没有任何亲戚朋友的帮衬，个头不高，体力有限，又缺乏起码的技能和文化，文不能食，武不能衣，为了糊口，他只能出家当了道士，最初的动机也许只是为了能混上碗粥喝喝。
　　王圆篆的出家纯粹是为生活所迫。可以肯定地说，他对宗教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更不是出于信仰的需要。当道士也好，当和尚也好，不过是混碗饭吃罢了。作为一名游化四方的道士，到处化缘乞食，成了他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王圆篆这种对宗教的无知，可以从他以后的行为中得到证实。
　　1892年前后，贫困潦倒的王圆篆流落到了当时已同样贫困破败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原为古丝绸之路的要塞，位于著名的河西走廊一侧，从东汉一直到明朝，敦煌一带始终作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商贾云集，物流繁茂，各路使者客商穿梭往返，不绝于缕。古时的贸易，海路不通，只有靠陸路进行，敦煌作为重要的陆路口岸，是古代沟通欧亚经济贸易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其作用不亚于如今的沿海口岸。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带来了敦煌莫高窟佛教的兴盛，自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僧人及工匠在敦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开凿了一个个洞窟，用于供佛修行，至唐代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
　　明代的海路运输逐渐取代了陆路，河西走廊古道中衰，数百年间，气候条件变化，这里繁华的城镇为风沙所患，渐至荒凉败落，尤其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朝廷封闭嘉峪关，敦煌成为关外边塞游牧之地。从此，河西走廊绿洲的面积逐渐缩小，人口日益减少，莫高窟也被淹没在积年沙漠之中，人们忘却了那里的一座座佛窟。从敦煌莫高窟的衰落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无情。
　　在敦煌莫高窟销声匿迹数百年之后，直到王圆篆的到来才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机。不过，这种转机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悲剧色彩。
　　1892年，落魄的王圆篆来到同样落寞的莫高窟。从现在的情景我们仍不难看出它当年的荒凉败落。莫高窟东有鸣沙山，由于环境恶化，每日风沙扑面而来，四处戈壁荒滩，了无人烟，而且常年干旱少雨，气候异常炎热，人迹罕至，舟车不通。莫高窟洞穴中的佛教艺术品在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条件下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佛寺对世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吸引力，荒置多年的洞窟像一片无人管理的烂尾楼，残破毁损，惨不忍睹。大部分洞窟被风沙掩埋，有的倒塌，有的空置，只有为数不多的僧人住在里面勉强度日。当时的敦煌县只有3万多人口，莫高窟附近方圆几百里之内只有25个小村庄，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香客来得少，哪来的香火钱？王圆篆来到莫高窟时，这里只有上、中、下三座寺院，其中“上寺”和“中寺”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的喇嘛，他独身一人寄居在破败不堪的下寺，也算是穷途末路，无可奈何。
　　王圆篆虽然无知愚昧，但对他所依附的宗教有一种惊人的迷恋和执着。遗憾的是，作为一名最底层的道士，他甚至连佛教和道教的区别都分不清楚，于是，决定寄身佛窟，化缘谋生，为佛教道教的功德做些益事。他雇人将佛窟的积沙清理干净，改为供奉道教神灵的老君堂，找来一些工匠，把洞窟优美的壁画刷白，拆毁佛像文物，换上道教的神像。王道士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力单体弱，便请了一位当地姓杨的贫穷书生帮助他抄写经卷。他将现在编号为16号窟的一处洞穴的积沙进行清理，供杨某居住和抄写经卷之用。
　　历史充满了偶然，16号窟的背后就是后来举世闻名、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它的发现充满了偶然。
　　荒无人烟、破落衰败的洞窟里只有两个穷困潦倒的道士和书生打发时光。有一天，杨某闲来无事，将一根点烟用的芨芨草插进了身后墙壁的裂缝中，一个旷世珍贵的文物宝藏由此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杨某将草棵插进墙壁上的裂缝，挺长的芨芨草插到里面不见尽头，洞窟是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深不见底的裂缝让杨某心生好奇。他用手敲了敲墙壁周边，墙上发出的声音竟然像是空的。杨某毕竟是读过书的，想得多一点儿，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雇主王圆篆。山崖上开凿的洞窟会有这种声响，两个人为了一探究竟，连夜拆开了这道裂缝，他们惊奇地发现，墙后原来是一扇用泥封住的小门。拆开小门，由此进去，两个人立时惊呆了，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数不清的历代经卷、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后经测量，藏经洞长宽各2.6米，高3米，如同老式的方形窑洞，如今空无一物的洞内当年保存的遗书经卷等文物多达5万多卷。
　　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
　　对密室里这些经卷的价值，王圆篆可以说一无所知，应该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本分人，既没有把经卷一把火烧了，也没有当作废品随便卖了，而是按照惯例，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那时候的行政部门简单，既没有宗教局，也没有道教协会之类的机构，管理全县政务的只有县衙门。王圆篆知道这是些古物，但它们的价值究竟如何却并不清楚，于是便带着几卷经卷跑了50里路找到了敦煌县令严择。严大人拿经卷随便看了几眼，并不感兴趣，礼节性地留下两卷便把他打发走了。王圆篆既没得到表扬，也没得到奖励，碰了一鼻子灰，怏怏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