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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件事先張扬的凶杀案》是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文本中所呈现的道德批判和人性反思的力量尤为深刻。本文从集体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伦理道德对个体的胁迫两个方面，并结合大众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探究之所以凶杀案得以发生以及社会环境与个体冲突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马尔克斯 社会环境 个体 原因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作者运用“记忆的重复，语言与意识的分裂，构筑真实与虚构交织”[1]的叙事手法，描述了一件离奇的凶杀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环境”这一概念在文本中的具体所指。本文认为它外化为集体这一有相实体，而其实质却是伦理道德这一形而上的观念。通过对这两个维度分别与个体冲突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拉美作家在文本中关于道德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显而易见，在文本中社会环境的外化形式——集体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是导致凶杀案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小说着重叙述了每个得知消息的居民都没有制止这场悲剧发生的种种理由。纳萨尔家的厨娘很早就得到消息，但因纳萨尔经常骚扰自己的女儿，使得她和女儿苦不堪言因而故意隐瞒，由衷地希望纳萨尔被杀害；镇长和警察，视人命如草芥，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简单地没收了两兄弟的凶器了事，而后又于两兄弟行凶的危急时刻，因安排琐事而耽搁了制止他们的最佳时间；神父得到消息后也采取推卸责任的姿态，认为神父只管人类灵魂上的事，凶杀案件应该归政府管，任由案件的发生；镇上的大部分居民，在初闻两兄弟的扬言后都认为这只是他们的醉话，不足为信。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发展，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纳萨尔将命悬一线。然而，在这个“怯懦的小镇”上，每个人所想的只有推卸责任和充当看客。在纳萨尔被害的现场，他们所做的只是“纷纷占据广场上的有利位置，准备观看凶杀案上演”[2]。
因此，不是某一个人导致了命案的发生，而是集体的冷漠与自私和一种病态的社会环境的合力共同导演了这场悲剧。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曾指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3]，这是集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这恰恰能够解释在这件凶杀案中集体采取漠视态度的心理动因，一是集体的免责心理，一是在集体无意识下判断力的削弱。然而马尔克斯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本，让人们去剖析悲剧的深层原因，更在于他清晰地再现了在集体的漠视面前个体的无助、来自集体的敌意以及生命的脆弱感。
另外，伦理道德对个体的胁迫则是凶杀案发生的根本诱因。小说中多次表现出佩德罗和巴勃罗两兄弟迫于社会伦理的压力而不得不去杀掉纳萨尔的真实境遇。为了保全家族名誉，同时又免于承担杀人的精神重负及其后续的惩罚，两兄弟到处宣扬自己的行凶计划，希望有人能够出来阻止。文本中佩德罗和巴勃罗在磨刀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张狂的言辞、具有表演性质的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后来在小店中故意大声谈论他们的行凶计划，在行凶前游荡许多地方以拖延时间等待阻止他们的人出现等一系列行为，已足够暗示出他们并非出自本意，而是为了维护家族的名誉。第一次被镇长没收屠刀后，佩德罗关于“自己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的表白，更是明确暴露了他们被伦理道德所胁迫的窘境。
伦理道德是社会环境的深层表现形式。它以一种形而上的观念而不是实体迫使个体屈从于群体的力量和意志，因此它更具有隐蔽性。集体从道德产生伊始，便展开了对个体的疯狂残害。然而更加不幸的是，在几千年的人类进化史中，伦理道德试图把每个个体都纳入到自己满是漏洞的逻辑体系中，而它事实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伦理道德像是个体的基因，一般与个体融为一体，甚至把每一个个体变为了捍卫它的武士。因此造成了个体内部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受群体的压迫而苦不堪言，另一方面自己又成为群体的一部分而去压迫其他个体。
马尔克斯“巧妙借助‘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多重变化”[4]，展示了社会环境与个体冲突的境况。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马尔克斯“将命运悲剧继承并强化，不可避免的死亡和死亡带来的恐惧、痛苦和罪责……已渗透到平常的生活里”[5]。可以说，这种冲突是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的。诚然，人生来向往自由，希望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然而社会环境却时刻压迫束缚着每个人的自我，最终使得“做自己”变成了某种口号和天方夜谭。因此马尔克斯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所呈现的对于社会环境的批判，以及对面临冲突时个体反映的反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宋珊珊.追寻双重世界的踪迹——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解构式批评[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01）.
[2][哥]马尔克斯.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M]. 魏然，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
[3][法]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7.
[4]赵晓坤.《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述技巧及其深层意蕴[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
[5]刘汀.《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以及逝去的……[N].文艺报，2013-06-12.
（作者简介：贾志楠，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河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马尔克斯 社会环境 个体 原因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作者运用“记忆的重复，语言与意识的分裂，构筑真实与虚构交织”[1]的叙事手法，描述了一件离奇的凶杀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环境”这一概念在文本中的具体所指。本文认为它外化为集体这一有相实体，而其实质却是伦理道德这一形而上的观念。通过对这两个维度分别与个体冲突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拉美作家在文本中关于道德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显而易见，在文本中社会环境的外化形式——集体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是导致凶杀案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小说着重叙述了每个得知消息的居民都没有制止这场悲剧发生的种种理由。纳萨尔家的厨娘很早就得到消息，但因纳萨尔经常骚扰自己的女儿，使得她和女儿苦不堪言因而故意隐瞒，由衷地希望纳萨尔被杀害；镇长和警察，视人命如草芥，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简单地没收了两兄弟的凶器了事，而后又于两兄弟行凶的危急时刻，因安排琐事而耽搁了制止他们的最佳时间；神父得到消息后也采取推卸责任的姿态，认为神父只管人类灵魂上的事，凶杀案件应该归政府管，任由案件的发生；镇上的大部分居民，在初闻两兄弟的扬言后都认为这只是他们的醉话，不足为信。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发展，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纳萨尔将命悬一线。然而，在这个“怯懦的小镇”上，每个人所想的只有推卸责任和充当看客。在纳萨尔被害的现场，他们所做的只是“纷纷占据广场上的有利位置，准备观看凶杀案上演”[2]。
因此，不是某一个人导致了命案的发生，而是集体的冷漠与自私和一种病态的社会环境的合力共同导演了这场悲剧。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曾指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3]，这是集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这恰恰能够解释在这件凶杀案中集体采取漠视态度的心理动因，一是集体的免责心理，一是在集体无意识下判断力的削弱。然而马尔克斯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本，让人们去剖析悲剧的深层原因，更在于他清晰地再现了在集体的漠视面前个体的无助、来自集体的敌意以及生命的脆弱感。
另外，伦理道德对个体的胁迫则是凶杀案发生的根本诱因。小说中多次表现出佩德罗和巴勃罗两兄弟迫于社会伦理的压力而不得不去杀掉纳萨尔的真实境遇。为了保全家族名誉，同时又免于承担杀人的精神重负及其后续的惩罚，两兄弟到处宣扬自己的行凶计划，希望有人能够出来阻止。文本中佩德罗和巴勃罗在磨刀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张狂的言辞、具有表演性质的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后来在小店中故意大声谈论他们的行凶计划，在行凶前游荡许多地方以拖延时间等待阻止他们的人出现等一系列行为，已足够暗示出他们并非出自本意，而是为了维护家族的名誉。第一次被镇长没收屠刀后，佩德罗关于“自己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的表白，更是明确暴露了他们被伦理道德所胁迫的窘境。
伦理道德是社会环境的深层表现形式。它以一种形而上的观念而不是实体迫使个体屈从于群体的力量和意志，因此它更具有隐蔽性。集体从道德产生伊始，便展开了对个体的疯狂残害。然而更加不幸的是，在几千年的人类进化史中，伦理道德试图把每个个体都纳入到自己满是漏洞的逻辑体系中，而它事实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伦理道德像是个体的基因，一般与个体融为一体，甚至把每一个个体变为了捍卫它的武士。因此造成了个体内部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受群体的压迫而苦不堪言，另一方面自己又成为群体的一部分而去压迫其他个体。
马尔克斯“巧妙借助‘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多重变化”[4]，展示了社会环境与个体冲突的境况。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马尔克斯“将命运悲剧继承并强化，不可避免的死亡和死亡带来的恐惧、痛苦和罪责……已渗透到平常的生活里”[5]。可以说，这种冲突是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的。诚然，人生来向往自由，希望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然而社会环境却时刻压迫束缚着每个人的自我，最终使得“做自己”变成了某种口号和天方夜谭。因此马尔克斯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所呈现的对于社会环境的批判，以及对面临冲突时个体反映的反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宋珊珊.追寻双重世界的踪迹——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解构式批评[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01）.
[2][哥]马尔克斯.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M]. 魏然，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
[3][法]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7.
[4]赵晓坤.《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述技巧及其深层意蕴[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
[5]刘汀.《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以及逝去的……[N].文艺报，2013-06-12.
（作者简介：贾志楠，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河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