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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体系建构的判摄路径
丁耘的新著《道体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是继陈来《仁学本体论》和杨立华《一本与生生》之后,哲学界又一部体系性的力作。丁耘兄出入中西哲学多年,且很早就自觉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哲学思想的阐发上,因而此书视野宏大,思路广阔,在中西典籍之间往复运思,游刃有余,字里行间关心的始终是“哲学的第一开端”,不仅要接续中国哲学的慧命,而且自觉地接引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从而以“道体”一词判摄中西哲学。丁耘的这声狮子吼,指向了中西学术的最高问题,并试图将所有问题统合为一。他对道体的基本理解是:即虚静即存有即活动,分别体现于心学、理学、气学之中;至于西学,则其“本体、太一、至善、存在、理型、上帝、逻各斯、质料、自我、精神……岂外于道耶?又谓:“西学之统,亦道体也,虽见道不切不圆,其所见者出于道体,盖无疑矣。”丁耘在《易传与生生》一文中曾以“判析”与“判摄”二语区分我二人之学术,其判摄之理路,在此书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丁耘自述判摄之学云:“判也者,分也;摄也者,收也。见正学乃能判,见全体乃能摄。故于西学,非中学判摄之也,道体学判摄之也。据道体能摄,据中学能判也。”判摄的态度,正是道体学之所以如此宏大雄伟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正是这一点,使此书区别于民国以来诸多哲学体系的建构方案。中国百年来哲学界的体系建构,大致有五条路径。第一,从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解出发,在中国古典典籍中寻求类似的文献与思想,从而建构最类似西方哲学的中国式哲学体系,这可以算作以西学判摄中学的哲学路径,最典型的应属冯友兰;第二,从西方哲学的一些命题引入,但在建构体系时并不完全依赖西学,而是以中国哲学的特有命题回应西学,这是摄中有析,但仍然以西学体系为主,牟宗三即其代表;第三,丁耘所谓的判析之学,判析云云,《引论》中亦多有使用,但含义不一,哲学进路上的判析,唯176 页一处“唯判析之”云云近之,应指其哲学讨论完全建立在区分中西文化的基础之上。此一进路,当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主要代表;第四,在体系建构上并不从西学进入,而是从中国学术的固有体系与问题出发,然暗中亦不免回应西学问题,熊十力当为其代表,此一路径可称为回应路径;第五,表面上完全抛开中国哲学之传统,而在西方哲学内部运思,以此建构自己的哲学言说,如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为典型代表。这五条路径虽然取向不同,然皆以西学对中学的压倒性优势为出发点,是在西方哲学的统治性话语之下,为中国哲学,甚至只是中国人的哲学,争取一些空间。而丁耘此书却一转中国哲学的这一被动态势,不再认可西方哲学的统治地位,不再只是局部回应西方提出的挑战,而是在深入梳理西方哲学之统与宗并做出深刻判断之后,再从中国思想中找到更高的哲学概念,建构体系,而后在此体系中为西方哲学各家安置一个恰当的位置。其道体学的具体论断或尚有可商之处,而此一平章儒道、论衡中西之姿态,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哲学之出路。
许多朋友拿到此书,粗粗一读,如入五里雾中,不仅因为其文白夹杂之语言,更因为其反复缠绕之思路。笔者第一遍亦未能读出要领,然参酌其序言,亦可逐渐摸清其学术用意。在序言中,作者谈到扩充自《生生与造作》的上篇第一章第一节,说:“这种不无结论性的判摄,如被读者当作引论性的背景首先寓目,也是本书可以接受的一种阅读策略—只要最后将之作为真正的终章再次阅读。”笔者以为,末章之“西学统宗”为全书真正问题的出发点,由西方哲学崩解之后呈现出的乱局,体现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困境当中。而首章为之提出解决策略,清晰讲出“即虚静即存有即活动”之道体,其实是丁耘思考的最后结论。读者若能先读懂此两章,并以书末所附之《论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阐释》参酌“西学统宗”部分,以《哲学与体用》参酌“生生与造作”部分,当可把握此书之大概思路与观点,至于作者具体论道、论一的文字,包括他讨论庄子、平章儒道,解《庸》解《易》的文字,涉及问题极其繁杂,甚至有考证与辨析学术史的大段文字,很容易陷溺其中。但读者在把握其对道体的基本理解后再读,自可豁然贯通。当然,如此割裂读法,可能会破坏丁耘“以道体判摄西学”的整体脉络,全书上下两篇的安排,正是意在通过“生生与造作”里西方哲学的危机与牟宗三方案的失败,引出道体学的正面阐述,再以道体学判摄西学之统与宗。这一路径,当为道体学确立后,判摄西学之路径;而导致丁耘有道体学之建构的路径,应该是由西学统宗至近世之崩解,再回归古希腊哲学,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重释,以形成道体学体系。这便是《引论》之中的两条明暗线索。
中西之间的双向格义
“西学统宗”部分对西方哲学古今之变的判断,以“太一”与“存在”二统为主轴,纵论西方哲学自古至今之建统、立宗、学变、崩解全过程,在全书的思路中仍然处于枢纽位置。丁耘以为,柏拉图哲学为“太一”之统,为西学之隐;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存在”之统,于西学为显。整个西方哲学史,便是这两派显隐消长的历史。海德格尔说存在是西方哲学的第一问题,讲的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而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哲学皆立一之统,而无是(存在)之统,伊奥尼亚派、毕达哥拉斯派、埃利亚派,皆为一之统,柏拉图派即承此前一统而来。《理想国》中“善”的理式,就是柏拉图的“太一”。丁耘認为:“亚里士多德派于今学之‘科学’为奇,‘哲学’为正。柏拉图派于今学之‘科学’为正,于‘哲学’为奇也。”近世黑格尔之学“ 以亚里士多德之宗摄柏拉图之宗也”。黑格尔是现代哲学之集大成者,因而确定了现代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为正、以柏拉图为奇的基本特征。黑格尔之后哲学崩解,“大抵皆部分的黑格尔哲学彼此讨伐而已”。这些哲学流派皆以某种“二”为出发点,也就是某种有限者,因而均不能达到黑格尔之绝对精神之“一”,均非真正的黑格尔派。西方哲学这种崩解的现状,正是丁耘建构道体学的真正起点和对症之处。其《生生与造作》虽从海德格尔出发,但现象学出身的丁耘并非海德格尔主义者,而恰恰是在海德格尔身上看到了西方哲学崩解后的问题所在。海德格尔和牟宗三在解释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时,都以动力因吞没了目的因,因而都错解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本意。 但格義有问题吗?历史上发生的诸多文化融合,不是往往因格义乃至双重格义而发生的吗?斐洛以希腊哲学解《创世记》,其后基督教哲人再以基督教思想重整希腊哲学。中古之人以中国思想理解佛学,唐宋之后又援佛入儒,不都是靠了这种双向格义,甚至是创造性的误解,才能够创造出蔚为大观的新思想、新局面吗?丁耘而今以西学阐释中学,再以经此阐释之后的中学判摄西学,从而建构一个宏大的体系,近接熊、牟以来的哲学建构路向,远承两希、中印文化交融之统绪,甚至将两大统绪收摄为一,岂不是厥功至伟?然细想之后,终觉此中还有大关节未能讲透,而难免仍有扞格不通、未尽如人意之处,而对于判析与判摄之学,亦当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无论中国哲学多么高明,如不能解决世界文明共同面对的问题,不能涵摄西方哲人诸多重大思考,是不可能让世界哲学界接受的。就这一点而言,丁耘提出的判摄之途,远非百年来的哲学体系所能相比,对于张大中国哲学之气象,自是极端重要。然而,判摄的基础仍然是清晰准确的判析,而非有意无意的“创造性误解”;判析未必就是民族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而可能成为进一步判摄的先行工作。民国以来的新儒家哲学之所以没能真正成功,留下诸多遗憾,其首要问题就在于没能准确判析,遑论判摄西学!不清楚中西哲学最根本的差别,就既不清楚中国哲学的力量所在,也不清楚西方哲学对现代世界的贡献及其问题,因而就不能充分调动中国哲学的内在生命力,以解决西方世界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丁耘对现代西方哲学崩解之判断,极具慧眼,哲学与科学的问题,正是现代世界所共同面对的困境之所在。然而,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问题出发,是否就真的有足够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以中国哲学之类似概念,勉强纳入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架构当中,是否就足以使中国哲学发挥其力量?我对这一点仍然深存怀疑。毕竟,以动力因和目的因来解释乾坤二元,在牟宗三之前并无其人,其与整个易学传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不大能讲清楚的。而以为“寂然不动”便是虚静,以中国哲学中的“太一”与西方之“一”的传统相通,都存在相当大的解释问题。而这样形成的一个即虚静即存有即活动的体系,是否就解决了亚里士多德二元的问题,从而挽救现代文明?现代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固然来自西方文明与哲学,但并不是只有一种理解方式。当这些问题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一部分,成为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是否应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其现代性问题,还是一定只能将中国概念纳入到亚里士多德的语境当中?
正是在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中,我渐渐理清了我与丁耘的异同所在。虽然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以中学判摄西学,但第一步,我仍然希望更深入做好判析中西的工作,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中西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而且因为中西文化都对人类的普遍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路和解决方式,这些问题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比如都关心宇宙的起源及其实质的问题,都关心人性的本质,都关心人类的生活方式等,在对这些问题各自的回答中有诸多交叉和重叠之处,往往是似是而非的陷阱,我们恐难以就着一个概念或某些命题的相似而进入体系性的判摄,而应该在中西哲学体系的总体上来看其差异所在。毕竟,今日之文化交融已经不同于几千年前。西方经过了十九世纪以来的学术规范化的洗礼,中国学术也已然经历过乾嘉之学的严格清理,面对共同的现代性问题,都不大可能再通过“创造性的误解”来构建新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只能更严肃地对待中西思想各自的整全,此为现代哲学之判摄中西的基础。
在中西文化之间,人性观、宇宙观等建构文化基本观念的大关节处,均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在具体论证当中,总会出现一些非常类似的智慧命题,毕竟人类的生活方式如此相似。特别是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中,会出现更多的相似之处。不过,丁耘抓住的不是这样的相似性,而是“寂然不动”、动力因、目的因、太一这样的宇宙观大问题,其可能造成的问题就会更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