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人们似乎只是感到疲劳，腋下、腹部、心脏都有些胀痛，想着“休息一下便好”。
　　但很快，无形的胀痛变成有形的脓肿，出现在腋下及腹股沟，灼痛、高烧迅疾到来。不久之后，这致命的脓肿在全身各个部位出现，症状蔓延至四肢—手臂、大腿开始出现一片片黑色或紫色的斑点。这些斑点大小不一、密度不同，和最初的脓肿一起，成为了患者“濒死”的象征。
　　医疗手段和药物都是徒劳，侥幸逃脱的人少之又少。瘟疫来势汹汹、传染性极强，健康的人只要接触病人就会被传染，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死去。法国医生西蒙·德科维诺写道：“一旦瘟疫入门，几乎全家遭难。”
　　甚至，动物也不会幸免。一个因瘟疫横死街头的穷人倒在路旁，有两头野猪出于动物本能过来嗅闻，用牙齿叼起衣物—没过多久，猪便像被喂了毒药一般抽搐起来，倒在病死的人旁边。
　　这场横行于14世纪四五十年代，彼时被称作“大瘟疫”“大死亡”的流行性淋巴腺鼠疫，在1347—1353年的6年间，夺走了约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被后世记述者称为“黑死病”。

炼狱！

　　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到“野猪因嗅闻病人的衣服而死”这样世界末日般的场景，可能会以为是某种不负责任、耸人听闻的杜撰。但这段叙述来源于薄伽丘的《十日谈》—一部以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真实瘟疫流行为背景展开的短篇小说集。
　　事实上，如果你打开黑死病横行时期的文学作品、编年史、历史著作，甚至是医生的行医记录来对照观看，便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记叙几乎有着“互相抄袭”般的一致。当面对同样的疾疫恐慌、同样的瘟疫横行、同样的生命威胁时，无论抱持何种身份与立场、何种职业打量，都无法避免相同的“寒战”和恐惧。黑死病所及之处，便是一场世界性的悲剧。即便是文学家，也没办法将这样的灾难润色得稍有不同，也只能用“白描”直抵惶恐。

　　更恐慌的传染来自死者的衣物。

　　居住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皮亚琴察的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写作了《1348年瘟疫及死亡》（收录于《医学档案》），被认为是关于黑死病最早的“白描”记录。
　　从文字的叙述里，我们可以触摸到彼时刻骨的恐慌：载着身患黑死病船员的船离开卡法城，有的驶向热那亚，有的去往威尼斯，有的抵达基督世界的其他港口—乘风破浪的船只也把猖獗的传染病带到了这些地方。一人得病，全船、全家殒命。墓地明显不够用了，人们挖沟来埋葬尸体，经常是夫妻、父子、母女，完整的一家人，被草草埋在同一个墓穴里。来不及感到悲伤，这些被瘟疫夺走生命的亡人便成了新的恶魔—尸体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哪怕是帮忙抬运尸体的人，也会被传染。
　　更恐慌的传染来自死者的衣物。在热那亚附近的里瓦罗洛，当地人因为黑死病全部死去。四个路过的士兵在海边的一座房子里，捡到了一床废弃的羊毛床罩，带回营地，当晚便盖着它入睡。次日中午，人们发现这四个士兵已经死去了。
　　更多只与病毒有“一面之缘”的人也死去了：出售商品的病患途径港口，买东西的仆人和他们的主人全家及邻居全都去世了 ;某位染病濒死者想留遗嘱 ，服 务他的公证人、告解神父以及一些证人， 第二天与他埋 葬在一起……到处是哭声与哀悼，呼吸都充满危机。
　　1348年6月，身在被黑死病“屠城”的帕尔马，诗人彼特拉克给自己在阿维尼翁的兄弟写了一封悲痛欲绝的信—他的兄弟是蒙里埃的修士，其所在的修道院共有35名修士，只有他一个人在瘟疫中幸免。
　　从诗人语言的悲戚里，我们或许更能确切感受到彼时在黑死病阴影笼罩之下的人间炼狱：“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该从何谈起！我该去哪里！人人皆恐惧，处处放悲声！兄弟啊！我宁愿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或者在瘟疫爆发之前便已死去。”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天雷地火，没有战争屠杀，但整个世界却一人不剩！此种瘟疫谁曾听过？谁曾见过？哪本年鉴曾记录过？房子空空如也，城市横遭抛弃，农村无人问津，土地都盛不下那么多尸体。”
　　“整个世界一片恐慌，人人倍感孤独。寻途于史家，史家无言;问计于医者，医者沉默;求教于哲人，哲人耸肩皱眉，手指触唇，让你不要再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诗人或许一直以为他在做一个绝无仅有的噩梦。可是走出门去，只能看到全城的疮痍与悲鸣;回到家中，要面对家中早已空无一人的残酷事实。
　　“这时才知道，我们真的在悲伤，而不是在梦中。”

天谴？

　　没有人可以在人间炼狱中保持长久的理智。“夺命”之下，荒诞频现。
　　面对这场与平常病患大不相同的瘟疫席卷，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第一反应是“上帝带来的惩罚”，而主导社会风向的教会，抓住了这一点。黑死病流行时期，“天谴说”成了社会的主流认知，甚至成为了“防治”根据。 　　最先对黑死病作出“宗教反应”的英国大主教威廉·苏支，在1348年7月28日對教省机构发出的警告中便首次认定，这场瘟疫的源头显然是“由于人类的罪孽所引起的”，因为“他们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却忘了这是上帝的恩赐”。
　　紧接着的9月28日，坎特伯雷教省的大主教发布了训令，将瘟疫解释为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上帝经常让瘟疫、悲惨的饥荒、冲突、战争和其他的受苦方式涌来，并且用它们来恐吓、折磨人类，这样就可以驱逐他们身上的罪孽。”
　　“罪孽”究竟是什么？各种神学家在阐释中“各显神通”。社会道德问题成了最容易的一种解释，比如温彻斯特的主教艾登顿将“罪孽”总结为人们的淫荡，从亚当的罪孽开始指责，看起来颇有道理：“这种欲火因为亚当罪孽的缘故而被点燃，从人的少年时代就开始发作并成为恶行的刺激物，已经让邪恶的程度越来越深，从而招致了神的怒火，他要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报复。”

　　黑死病流行时期，“天谴说”成了社会的主流认知，甚至成为了“防治”根据。

　　在这位主教的启发之下，其他主教更是相继发挥出上帝发怒的各式原因—一些女子“不守妇道”、一些男子“奇装异服”……
　　由于当时教会在宣传、组织、救助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加上国王与政府的无条件支持，“天谴说”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基于这种观念，许多人开始盲目积德行善，决心洗刷自己的罪孽。
　　得病的人，开始深刻忏悔，反思自己一生中造成的过失、犯下的罪孽，即便已经没有时间来弥补，至少希求能在上帝的审判席前得到救赎的机会。
　　对于暂且健康的人来说，唱赞歌或是祈祷、朝圣已是最基础的操作。更多的人开始在没有得病之前，悉数将自己的财物施舍给穷人，甚至不管自己是否能够生活下去，用“散尽家财”来祈求一份“幸免于难”。
　　结果可想而知，“天谴说”是对瘟疫流行原因的深刻误解。集会、祈祷等大型聚众活动更是加速了瘟疫传播的速度。教会内部也开始上演腐败行为，丑态毕现。

“病”因

　　与无差别的盲目行善并行的，则是另一个荒诞的反面—无差别的疏离。
　　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避免感染。于是，无论是否具有防护手段，无论是否真的必要，“离弃”成了一种必须：父亲放弃了病重的儿子，地方法官和公证人拒绝去为垂死的人立遗嘱，神父也拒绝去听他们的临终忏悔。病人独自在屋内忍受疾病的折磨，无人靠近;他们祈求有杯水喝，哀嚎着想得到照顾，但就连最亲近的人也都放弃了他们。
　　即便是死亡，也无法获得一点体面，基督徒们没有应得的葬礼，没有祷告，没有送别。病人的尸体被遗弃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房门大开，屋内的珠宝、钱和贵重物品无人照看。
　　在极端的行善之后，黑死病横行的世界也横行着极端的自保。尽管方法各式各样，品貌奇特，但有一点相同—自私自利，毫无仁慈之心。
　　黑死病发生之后，基督徒将枪口瞄准了犹太人。当时基督徒们相信，是犹太人与魔鬼合谋带来了瘟疫。
　　富甲一方的犹太人是现实中的一块丰厚肥肉，传统的反犹思潮又是指导枪口方向的催化剂—犹太人成了“寻找黑死病病因”途中的牺牲品。自1348年春天，从法国南部发生的第一起屠杀犹太人事件开始，到1349年12月，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团体全部被杀。黑死病的病因尚未被发掘周全，但这场灾难过后，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已经很少有犹太人生存下来。
　　一边无差别施舍，一边无差别疏离、杀伐。人们的宗旨似乎都是为了“积攒功德”、远离病患，甚至“殚精竭虑”，寻找所谓的“病因”，用残忍的族群迫害来释放内心对瘟疫与死亡的恐惧，每个人心中都只有自己。
　　但是，战胜或哪怕只是顺利“捱过”包括黑死病在内的瘟疫，从来不是任何个体能够做到的，一味迫害、封锁他人也不能完全将病毒拒之门外。
　　恐慌、逃避、杀伐、堕落……瘟疫只不过是催化剂。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下一次，希望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