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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瞿秋白对汉语现代化探索的切入口是中国语言的本体规划和建设，其整套规划建设方案的拟订基于他作为一个现代学者对中国语言国情的深入考察和分析。多音节字眼发展呈现明显增长态势、普通话发育成长领跑口语统一趋向、半象形文字制度妨碍民众文化进步是他的主要考察点；更重要的是他还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不彻底”做过深刻的批判。在此基础上，瞿秋白勾画出未来汉语口语规划建设蓝图：暂缓国语运动的推動、极力倡导普通话的发展，特别强调方言土语的现代化。与此同时，瞿秋白构想和规划了包含“汉字版”和“字母版”两种文字形态的汉语书面语建设蓝图。“基层民众立场”与“高深文化生活”是其两大基本立足点。无论是传统汉字的现代改造还是拉丁字母书写系统的高调引进，瞿秋白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强力推进现代中国建立起“真正的白话”。
关键词：瞿秋白 汉语现代化 语言规划 本体规划
语言规划的主体通常是由政府来组织，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可以由某些个人发起。民国及民国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的语言规划就“主要是由爱国志士、社会名人、知识分子倡导和参与的社会行为”{1}。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位重要发起者。自1919年7月在《新青年》杂志特别用白话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至1935年2月离开江西苏区转移到福建长汀等地去“打游击”，他一个三十六岁的生命，对汉语现代化，对中国语言规划建设的自觉探索就有十五六年。瞿秋白的中国语言规划关涉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和声望规划等各个方面，但其探索的切入口是中国语言的本体规划和建设。他具体调查和分析了汉语的发展状况，展望和设计了未来汉语特别是其口语的发展路径，并重视和谋求汉语书面语在书写方式的改造上赢得突破。
一、瞿秋白对中国语言发展状况的考察和分析
从现存材料看，瞿秋白对中国语言发展状况的关注和考察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他首次赴苏俄做“新闻记者”的时候。中国人里“识字知书的”太为稀少，这是他一来到莫斯科就升腾起的强烈感受。他惊异于俄国民众语文生活的巨变：“革命前俄国人民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识字，如今识字者的数目一跃而至百分之五十。”{2}在苏俄采访的两年时间里，他与“终生知己”——汉学家郭质生一同就汉语发展状况做过广泛的调查，整理出厚厚的两大本第一手资料。{3}这些采访、调查和交流的成果差不多都吸纳到瞿秋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所完成的约四十余万言语言文字学著述中。其中包括《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等“系列论文”、《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等“方案设计”以及与郭质生等朋友关于语言文字的“通信”等。长达十年左右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源于瞿秋白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可以说，自1921年开始的这十年左右时间，瞿秋白不仅实现了由一个海外记者到革命领袖的转型和成长，同时还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全面且相当成熟的现代化中国语言本体规划建设蓝图。后人不难看出，此一蓝图的拟定完全建立在他作为一个现代学者对中国语言国情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之上。
（一）多音节字眼发展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词汇是语言诸要素中最活跃、变化最快的部分”{4}。瞿秋白撰写了《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等专业论文，出色地分析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语字眼（词汇）的发展及其态势。他明确指出，中国现代白话已有“相当”的“进化”，已经是字眼“大半”为“多音节的有字尾的言语”；{5}“中国单音节的字眼虽然比欧美文字多些，可是，现在也不过一千二百多个”{6}。在他看来，现代白话最突出的“进化”就是字眼形态的历史演进，即单音节词已经很少而多音节和带“字头”“字尾”的字眼开始迅速普遍化。也就是说，汉语词汇的音节已开始由过去几千年的“单音主体”迅速走向现代白话以“双音节”为主要成分的“多音主体”。
现代白话的这一现象在后世语言学家的相关讨论中一再被证实。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学者就具体而明确地指出：汉语中双音词的大量开始产生是戊戌——辛亥革命的事，而“词的继续双音化并且开始多音化，是五四以后汉语构词的一个新的发展”{7}。严格意义上讲，汉语词语双音节化是一个自西周就开启了的缓慢演进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在“语音简化”与“词汇增加”的矛盾中推进。如果说，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如kl-、pl-等）的分化、消失和辅音字尾（如-b、-d、-g、-r等）的脱落等带来的“语音简化”在齐梁时代有“四声”来补偿，那么戊戌变法之后特别是五四时期词汇量的迅猛增长就主要求助于词语的“复音化”了。{8}也就是说，这之后“复音化”取代“四声”，成为解决词汇“量的增长”“义的精密”两大难题的主要途径。
2011年杨霞在其博士论文《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以〈东方杂志〉（1917—1921）为语料》中用大数据再次论证了新词发展中这一“音节主体”转换现象。论文称“五四时期，汉语词汇的音节形式特点，即双音节和三音节以上的词汇发展十分迅猛”{9}。杨霞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中的词类以实词为主，虚词几乎没有，而实词中名词的比例又高达92.43%。{10}这些事实无疑佐证了瞿秋白当年高屋建瓴的分析：“实际生活的需要，已经发展了新式的言语；一切新的关系，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变化，已经这样厉害的影响了口头上的言语，天天创造着新的新的字眼……”{11}
（二）普通话发育成长领跑口语统一趋向
最早提出并初步定义“普通话”这一概念的是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朱文熊（1882—1961）。朱文熊第一个用“普通话”一词来描述与“北京话”“苏州话”等方言相对应的“共通语”，即“各省通行之话”。实际上，这是一个与标准语“国语”有重要区别的概念。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普通话”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而“国语”的建立和普及那时却很难拿出一个时间表。在朱文熊的未来汉语规划构想图中，既有将省会苏州话发展为“江苏话”标准语的企图，也有将“普通话”作为全国标准语“国语”建立前之过渡形态的积极倡导。瞿秋白有在常州、武汉、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南北各地的生活经验，对包括汉语发展状况在内的中国语言国情有着较长时间的深切考察。他得出的结论就是非常看好朱文熊提出的“普通话”，认定它的潜力、发展和未来，强调它是中国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民族的“事实”共通语。 瞿秋白勾画了一幅清晰、完整的未来话语形态的汉语规划建设蓝图。
（一）暂缓国语运动的推动
国语与国语运动是清末就开始倡导的文化进步事业，然而一直进展缓慢。“国语”即“国家标准语”。然而，作为国家标准，国语仅在语音标准方面就一再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和掣肘，其方案一直变动不居。从1913年的《国音汇编草》的“存案”，到1919年《国音字典》初印本的“出版”，再到1921年《校改国音字典》的“发行”，再到1926年“国语罗马字”用北京音做标准，最后到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的“公布”同时《校改国音字典》“废止”，作为国家标准语的“国音标准”一再处于方案调整甚至博弈状态中。所以，陈章太就指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语一直没能占据主导地位。”{20}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国语标准在一个政治动乱、山河破碎、国家主权都不能捍卫的时代是很难确立起来的。瞿秋白较早开始怀疑国语与国语运动。在其系列论文中，他竭力排斥当时所谓的“国定的言语”，即“国语统一”政策语境下的标准语设定，并明确指出“所谓‘国语’，我只承认‘中国的普通话’的意思”。{21}他认为，第一，所谓的“国语统一”政策在民国无法真正实施下去，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建立真正全国的统一市场”。{22}第二，“国语统一”政策语境下的国语标准北京话与各地群众的实际语言生活相距太远。即使是生活在北京的北大教授和学生90%以上都只够讲南腔北调的“蓝青官话”，“北京之外的人更不用说了”。{23}这是对当时中国语言国情的尊重。
当代学者调查也发现，八九十年过后的今天，普通话（即“国语”——作者注）中来自北京话的“轻声、儿化”现象明显减少，“一、七、八、不”等字音的变调也在逐渐简化。{24}应当说，这种共通语对于方言北京话的扬弃和变通，正是瞿秋白所强调的普通话对于各方言的“中立”和“区隔”。
（二）极力倡导普通话的发展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方杂处”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言语沟通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然而，瞿秋白发现，“各地方的人聚在一起，谈话，演讲，可以各自说着口音不大相同的普通话”{25}。尽管口音不一，但并不影响沟通。这就是说，在中国现代都市人群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民族共通语”。这是历代官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衍生出来的新版本。瞿秋白正是从这一语言国情出发，坚守“真正活人口头上说得出来”的原则，即“活人的话”原则，反对“旧小说式的白话”“五四式的白话”，反对纯方言“国语”，而倡导南腔北调式的“普通话”。自然，普通话“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官话”“更不是北京土话”，而是以北京话为底色和主要元素的多方言融合与混搭。在瞿秋白看来，这种正在发育走向成熟，处在“过渡时期”的“民族共通语”有很多明显的特性，比如：单音节词、同音词（含近音词）和声调的作用在减少，而外国字眼、“文化的字眼”、表达“同一种意义的字眼”在增多，包括演讲在内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因此，瞿秋白在他的系列论文中一再强调，普通话是“中国各种言语之中最进步的一种”，它最有希望，最有前途。
在做这样的研判之后，瞿秋白将普通话定位为汉语口语统一趋向的“真正领跑者”，强调未来口语必须首先发展普通话，重点建设普通话。这主要由两个途径来完成：第一，将普通话确立为书面语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口语。再按照“言文一致”原则，同步建设未来汉语书面语。第二，结合“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的形势”发展，在“一切全国公共的事业上”逐渐在人们的口头上“推广这种普通话”。{26}一切的政治演讲、学术谈话、文艺活动和商业往来都实行普通话制度。瞿秋白初步描绘出了普通话学习、推广、普及路线图。从地域来说，普通话的源头是大城市，然后逐渐推广普及到中小城市和乡村。从人群来看，普通话通常由社会上的先进分子传播开来，最后逐渐普及到一般群众。三万万几千万民众都来说普通话是瞿秋白汉语规划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
至于普通话自身品格的发展，瞿秋白有一个特别鲜明而清晰的思路，这就是像西方德语那样，从“书面语”发展到“口语”，再由“口语”发展到“书面语”。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必须将一些书面文言的说法和表达方式变得通俗起来，然后让大众也能自如地运用起来，再落实到书面语上。至于如何将文言以及外國字眼变得通俗起来、好懂好说起来，瞿秋白提出的原则就是“活人的话”，即“根据活人口头上说话的文法习惯去采取外国字眼以及文言等等”{27}。
（三）重视方言土语的现代化
瞿秋白坚持“活人的话”原则而规划建设的未来汉语口语除了民众容易学习的普通话，还有他们的母语方言。重视方言的规划建设，强调方言土语的现代化发展是瞿秋白汉语本体规划的重要一环。
未来汉语口语规划中的方言发展策略源于瞿秋白所强调的普通话的上述“中立性”和“发展性”。一方面，普通话在发展，也需要发展，但其赖于发展的众多资源中，方言元素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同一语言体系中“活人的话”，所以融入普通话所用的“成本”最少。另一方面，普通话还在发展中，这就意味着现实的大量沟通交际甚至文学创作等文化生活还必须依赖方言。由方言汇入普通话，这本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言语同化过程，只不过瞿秋白期待这个过程既自觉一些，又久远一些。这一同化过程在瞿秋白看来是在“土话”“方言”和“普通话”所构成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层面，各个小区域的土话土语不再只有日常生活交际，已开始参与一定的共同的经济、文艺、政治和学术生活，而在一个大的区域内保持其“统一性”，比如它们的字眼在读音上的分别就不是很清楚了。第二层面，各个大区域的方言参与全国性的经济、文艺、政治和学术生活，虽然还保留各自的语法特点，但字眼已经开始逐渐靠近普通话。这种同化过程也被当代学者所发现。陈章太就指出：“我国方言呈现小方言向大方言靠拢，地域方言向地点方言靠拢，乡村的方言向城镇的方言靠拢，城镇方言向大中城市或中心城市的方言靠拢，所有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靠拢的基本趋势。”{28} （三）“真正的白话”建设才是核心诉求
其实，无论是传统汉字的现代改造还是拉丁字母书写系统的高调引进，瞿秋白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强力建立现代中国“真正的白话”。结束汉字的“密码”历史，解放中国人的“舌头”，让中国语文真正做到“言文一致”，才是瞿秋白中国语言本体规划建设的“终极目标”与“核心诉求”之所在。
瞿秋白对汉语现代化，对中国语言规划建设的自觉探索是胡适等发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继续、深化和拓展。或者说，瞿秋白的探索就是由批判白话文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五四白话与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目标差之甚远展开的。他认为，“真正的白话”确实是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渐渐产生出来的，但五四白话总体上还绝对算不上“真正的白话”“彻底的白话”，甚至本质上是“假白话”，或者说“非驴非马”的“骡子话”：1.充斥大量“文言”虚字眼，比如“因、应、但、时、尚、倘、如、若、已”等单音节词；2.生造很多“生僻”汉字所构成的新字眼，诸如“训诲、碰击”以及“辉耀、耽于、无垢”等；3.留恋那些并不能口语化、白话化的“文言”辞藻，比如“骄阳西斜、苦雨秋灯”等；4.引入欧化文法时主要只用“文言”习惯文法。{36}他指出，这种“假白话”“骡子话”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书报杂志还是俯拾即是；白话只不过在所谓的“新文学”里通行，文言在中国人的整个语文生活中实际上还占有统治地位。{37}所以，他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文腔革命”。如果将清末梁启超“文体革命”算作是近现代的“第一次文学革命”的话，这“文腔革命”就是继五四“白话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文学革命”。实行“文腔革命”，就是要坚持“活人的话”原则，也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原则，在中国人的一切语文生活中都写出“真正的白话”。不仅文艺创作，而且外文翻译、新闻报道、学术著作乃至实用公文等都强调要写“真正的白话”。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瞿秋白一再阐述的“真正的白话”并非“灶婢厮养引车卖浆者流”的“日常言语”，而是中国一切语言文字中“最进步”“最丰富”的一种言语，不仅一切的政治演讲、学术谈话不能不用到它來“说”，而且一切的科学艺术作品也要用到它来“写”。这就是瞿秋白坚持的中国语言本体规划的“高深文化生活”原则。
四、结语
“语言规划”的术语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人豪根（Haugen）引入学界的，但中国自秦始皇“书同文”开始有着两千余年的语言规划史。可以说，瞿秋白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探索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汉语现代化大潮中是极为波澜壮阔的一章。瞿秋白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这一口语本位的、话语与文字各形态全面发展的完整目标，使得“瞿氏方案”以及瞿秋白整个中国语言本体规划建设蓝图展现出极鲜明的全面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如今八九十年过去了，瞿秋白的这些探索不仅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还可能留有当年某种过“左”倾向的嫌疑。然而，冷静理性剖析这段历史，悉心梳理、深入总结其中那些极具建设性的成果、经验，应当能为当代中国语言规划建设发展找到不少启示和智慧。
{1}{20}{24}{28} 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2页，第20页，第23页，第51页。
{2}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3} 王铁仙、刘福勤：《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
{4} 王铁琨：《语言使用实态考察研究与语言规划——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思考》，《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4期，第17页。
{5}{6}{11}{12}{13}{14}{15}{16}{18}{19}{21}{22}{23}{25}{26}{27}{29}{30}{31}{32}{36}{37}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44页，第216页，第241页，第305页，第296—297页，第257页，第274页，第284页，第339页，第342页，第169页，第209页，第228页，第298页，第333页，第337页，第280页，第319页，第249页，第280页，第345页，第137页。
{7}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6页。
{8} 黄志强、杨剑桥：《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原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99页。
{9}{10} 杨霞：《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以〈东方杂志〉（1917—1921）为语料》，《河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第43页，第86页。
{17} 陈独秀：《独秀文存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3}{35} 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第156页。
{34}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关键词：瞿秋白 汉语现代化 语言规划 本体规划
语言规划的主体通常是由政府来组织，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可以由某些个人发起。民国及民国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的语言规划就“主要是由爱国志士、社会名人、知识分子倡导和参与的社会行为”{1}。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位重要发起者。自1919年7月在《新青年》杂志特别用白话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至1935年2月离开江西苏区转移到福建长汀等地去“打游击”，他一个三十六岁的生命，对汉语现代化，对中国语言规划建设的自觉探索就有十五六年。瞿秋白的中国语言规划关涉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和声望规划等各个方面，但其探索的切入口是中国语言的本体规划和建设。他具体调查和分析了汉语的发展状况，展望和设计了未来汉语特别是其口语的发展路径，并重视和谋求汉语书面语在书写方式的改造上赢得突破。
一、瞿秋白对中国语言发展状况的考察和分析
从现存材料看，瞿秋白对中国语言发展状况的关注和考察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他首次赴苏俄做“新闻记者”的时候。中国人里“识字知书的”太为稀少，这是他一来到莫斯科就升腾起的强烈感受。他惊异于俄国民众语文生活的巨变：“革命前俄国人民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识字，如今识字者的数目一跃而至百分之五十。”{2}在苏俄采访的两年时间里，他与“终生知己”——汉学家郭质生一同就汉语发展状况做过广泛的调查，整理出厚厚的两大本第一手资料。{3}这些采访、调查和交流的成果差不多都吸纳到瞿秋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所完成的约四十余万言语言文字学著述中。其中包括《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等“系列论文”、《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等“方案设计”以及与郭质生等朋友关于语言文字的“通信”等。长达十年左右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源于瞿秋白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可以说，自1921年开始的这十年左右时间，瞿秋白不仅实现了由一个海外记者到革命领袖的转型和成长，同时还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全面且相当成熟的现代化中国语言本体规划建设蓝图。后人不难看出，此一蓝图的拟定完全建立在他作为一个现代学者对中国语言国情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之上。
（一）多音节字眼发展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词汇是语言诸要素中最活跃、变化最快的部分”{4}。瞿秋白撰写了《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等专业论文，出色地分析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语字眼（词汇）的发展及其态势。他明确指出，中国现代白话已有“相当”的“进化”，已经是字眼“大半”为“多音节的有字尾的言语”；{5}“中国单音节的字眼虽然比欧美文字多些，可是，现在也不过一千二百多个”{6}。在他看来，现代白话最突出的“进化”就是字眼形态的历史演进，即单音节词已经很少而多音节和带“字头”“字尾”的字眼开始迅速普遍化。也就是说，汉语词汇的音节已开始由过去几千年的“单音主体”迅速走向现代白话以“双音节”为主要成分的“多音主体”。
现代白话的这一现象在后世语言学家的相关讨论中一再被证实。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学者就具体而明确地指出：汉语中双音词的大量开始产生是戊戌——辛亥革命的事，而“词的继续双音化并且开始多音化，是五四以后汉语构词的一个新的发展”{7}。严格意义上讲，汉语词语双音节化是一个自西周就开启了的缓慢演进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在“语音简化”与“词汇增加”的矛盾中推进。如果说，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如kl-、pl-等）的分化、消失和辅音字尾（如-b、-d、-g、-r等）的脱落等带来的“语音简化”在齐梁时代有“四声”来补偿，那么戊戌变法之后特别是五四时期词汇量的迅猛增长就主要求助于词语的“复音化”了。{8}也就是说，这之后“复音化”取代“四声”，成为解决词汇“量的增长”“义的精密”两大难题的主要途径。
2011年杨霞在其博士论文《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以〈东方杂志〉（1917—1921）为语料》中用大数据再次论证了新词发展中这一“音节主体”转换现象。论文称“五四时期，汉语词汇的音节形式特点，即双音节和三音节以上的词汇发展十分迅猛”{9}。杨霞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中的词类以实词为主，虚词几乎没有，而实词中名词的比例又高达92.43%。{10}这些事实无疑佐证了瞿秋白当年高屋建瓴的分析：“实际生活的需要，已经发展了新式的言语；一切新的关系，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变化，已经这样厉害的影响了口头上的言语，天天创造着新的新的字眼……”{11}
（二）普通话发育成长领跑口语统一趋向
最早提出并初步定义“普通话”这一概念的是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朱文熊（1882—1961）。朱文熊第一个用“普通话”一词来描述与“北京话”“苏州话”等方言相对应的“共通语”，即“各省通行之话”。实际上，这是一个与标准语“国语”有重要区别的概念。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普通话”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而“国语”的建立和普及那时却很难拿出一个时间表。在朱文熊的未来汉语规划构想图中，既有将省会苏州话发展为“江苏话”标准语的企图，也有将“普通话”作为全国标准语“国语”建立前之过渡形态的积极倡导。瞿秋白有在常州、武汉、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南北各地的生活经验，对包括汉语发展状况在内的中国语言国情有着较长时间的深切考察。他得出的结论就是非常看好朱文熊提出的“普通话”，认定它的潜力、发展和未来，强调它是中国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民族的“事实”共通语。 瞿秋白勾画了一幅清晰、完整的未来话语形态的汉语规划建设蓝图。
（一）暂缓国语运动的推动
国语与国语运动是清末就开始倡导的文化进步事业，然而一直进展缓慢。“国语”即“国家标准语”。然而，作为国家标准，国语仅在语音标准方面就一再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和掣肘，其方案一直变动不居。从1913年的《国音汇编草》的“存案”，到1919年《国音字典》初印本的“出版”，再到1921年《校改国音字典》的“发行”，再到1926年“国语罗马字”用北京音做标准，最后到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的“公布”同时《校改国音字典》“废止”，作为国家标准语的“国音标准”一再处于方案调整甚至博弈状态中。所以，陈章太就指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语一直没能占据主导地位。”{20}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国语标准在一个政治动乱、山河破碎、国家主权都不能捍卫的时代是很难确立起来的。瞿秋白较早开始怀疑国语与国语运动。在其系列论文中，他竭力排斥当时所谓的“国定的言语”，即“国语统一”政策语境下的标准语设定，并明确指出“所谓‘国语’，我只承认‘中国的普通话’的意思”。{21}他认为，第一，所谓的“国语统一”政策在民国无法真正实施下去，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建立真正全国的统一市场”。{22}第二，“国语统一”政策语境下的国语标准北京话与各地群众的实际语言生活相距太远。即使是生活在北京的北大教授和学生90%以上都只够讲南腔北调的“蓝青官话”，“北京之外的人更不用说了”。{23}这是对当时中国语言国情的尊重。
当代学者调查也发现，八九十年过后的今天，普通话（即“国语”——作者注）中来自北京话的“轻声、儿化”现象明显减少，“一、七、八、不”等字音的变调也在逐渐简化。{24}应当说，这种共通语对于方言北京话的扬弃和变通，正是瞿秋白所强调的普通话对于各方言的“中立”和“区隔”。
（二）极力倡导普通话的发展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方杂处”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言语沟通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然而，瞿秋白发现，“各地方的人聚在一起，谈话，演讲，可以各自说着口音不大相同的普通话”{25}。尽管口音不一，但并不影响沟通。这就是说，在中国现代都市人群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民族共通语”。这是历代官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衍生出来的新版本。瞿秋白正是从这一语言国情出发，坚守“真正活人口头上说得出来”的原则，即“活人的话”原则，反对“旧小说式的白话”“五四式的白话”，反对纯方言“国语”，而倡导南腔北调式的“普通话”。自然，普通话“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官话”“更不是北京土话”，而是以北京话为底色和主要元素的多方言融合与混搭。在瞿秋白看来，这种正在发育走向成熟，处在“过渡时期”的“民族共通语”有很多明显的特性，比如：单音节词、同音词（含近音词）和声调的作用在减少，而外国字眼、“文化的字眼”、表达“同一种意义的字眼”在增多，包括演讲在内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因此，瞿秋白在他的系列论文中一再强调，普通话是“中国各种言语之中最进步的一种”，它最有希望，最有前途。
在做这样的研判之后，瞿秋白将普通话定位为汉语口语统一趋向的“真正领跑者”，强调未来口语必须首先发展普通话，重点建设普通话。这主要由两个途径来完成：第一，将普通话确立为书面语的主要来源和基础口语。再按照“言文一致”原则，同步建设未来汉语书面语。第二，结合“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的形势”发展，在“一切全国公共的事业上”逐渐在人们的口头上“推广这种普通话”。{26}一切的政治演讲、学术谈话、文艺活动和商业往来都实行普通话制度。瞿秋白初步描绘出了普通话学习、推广、普及路线图。从地域来说，普通话的源头是大城市，然后逐渐推广普及到中小城市和乡村。从人群来看，普通话通常由社会上的先进分子传播开来，最后逐渐普及到一般群众。三万万几千万民众都来说普通话是瞿秋白汉语规划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
至于普通话自身品格的发展，瞿秋白有一个特别鲜明而清晰的思路，这就是像西方德语那样，从“书面语”发展到“口语”，再由“口语”发展到“书面语”。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必须将一些书面文言的说法和表达方式变得通俗起来，然后让大众也能自如地运用起来，再落实到书面语上。至于如何将文言以及外國字眼变得通俗起来、好懂好说起来，瞿秋白提出的原则就是“活人的话”，即“根据活人口头上说话的文法习惯去采取外国字眼以及文言等等”{27}。
（三）重视方言土语的现代化
瞿秋白坚持“活人的话”原则而规划建设的未来汉语口语除了民众容易学习的普通话，还有他们的母语方言。重视方言的规划建设，强调方言土语的现代化发展是瞿秋白汉语本体规划的重要一环。
未来汉语口语规划中的方言发展策略源于瞿秋白所强调的普通话的上述“中立性”和“发展性”。一方面，普通话在发展，也需要发展，但其赖于发展的众多资源中，方言元素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同一语言体系中“活人的话”，所以融入普通话所用的“成本”最少。另一方面，普通话还在发展中，这就意味着现实的大量沟通交际甚至文学创作等文化生活还必须依赖方言。由方言汇入普通话，这本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言语同化过程，只不过瞿秋白期待这个过程既自觉一些，又久远一些。这一同化过程在瞿秋白看来是在“土话”“方言”和“普通话”所构成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层面，各个小区域的土话土语不再只有日常生活交际，已开始参与一定的共同的经济、文艺、政治和学术生活，而在一个大的区域内保持其“统一性”，比如它们的字眼在读音上的分别就不是很清楚了。第二层面，各个大区域的方言参与全国性的经济、文艺、政治和学术生活，虽然还保留各自的语法特点，但字眼已经开始逐渐靠近普通话。这种同化过程也被当代学者所发现。陈章太就指出：“我国方言呈现小方言向大方言靠拢，地域方言向地点方言靠拢，乡村的方言向城镇的方言靠拢，城镇方言向大中城市或中心城市的方言靠拢，所有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靠拢的基本趋势。”{28} （三）“真正的白话”建设才是核心诉求
其实，无论是传统汉字的现代改造还是拉丁字母书写系统的高调引进，瞿秋白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强力建立现代中国“真正的白话”。结束汉字的“密码”历史，解放中国人的“舌头”，让中国语文真正做到“言文一致”，才是瞿秋白中国语言本体规划建设的“终极目标”与“核心诉求”之所在。
瞿秋白对汉语现代化，对中国语言规划建设的自觉探索是胡适等发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继续、深化和拓展。或者说，瞿秋白的探索就是由批判白话文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五四白话与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目标差之甚远展开的。他认为，“真正的白话”确实是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渐渐产生出来的，但五四白话总体上还绝对算不上“真正的白话”“彻底的白话”，甚至本质上是“假白话”，或者说“非驴非马”的“骡子话”：1.充斥大量“文言”虚字眼，比如“因、应、但、时、尚、倘、如、若、已”等单音节词；2.生造很多“生僻”汉字所构成的新字眼，诸如“训诲、碰击”以及“辉耀、耽于、无垢”等；3.留恋那些并不能口语化、白话化的“文言”辞藻，比如“骄阳西斜、苦雨秋灯”等；4.引入欧化文法时主要只用“文言”习惯文法。{36}他指出，这种“假白话”“骡子话”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书报杂志还是俯拾即是；白话只不过在所谓的“新文学”里通行，文言在中国人的整个语文生活中实际上还占有统治地位。{37}所以，他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文腔革命”。如果将清末梁启超“文体革命”算作是近现代的“第一次文学革命”的话，这“文腔革命”就是继五四“白话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文学革命”。实行“文腔革命”，就是要坚持“活人的话”原则，也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原则，在中国人的一切语文生活中都写出“真正的白话”。不仅文艺创作，而且外文翻译、新闻报道、学术著作乃至实用公文等都强调要写“真正的白话”。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瞿秋白一再阐述的“真正的白话”并非“灶婢厮养引车卖浆者流”的“日常言语”，而是中国一切语言文字中“最进步”“最丰富”的一种言语，不仅一切的政治演讲、学术谈话不能不用到它來“说”，而且一切的科学艺术作品也要用到它来“写”。这就是瞿秋白坚持的中国语言本体规划的“高深文化生活”原则。
四、结语
“语言规划”的术语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人豪根（Haugen）引入学界的，但中国自秦始皇“书同文”开始有着两千余年的语言规划史。可以说，瞿秋白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探索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汉语现代化大潮中是极为波澜壮阔的一章。瞿秋白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这一口语本位的、话语与文字各形态全面发展的完整目标，使得“瞿氏方案”以及瞿秋白整个中国语言本体规划建设蓝图展现出极鲜明的全面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如今八九十年过去了，瞿秋白的这些探索不仅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还可能留有当年某种过“左”倾向的嫌疑。然而，冷静理性剖析这段历史，悉心梳理、深入总结其中那些极具建设性的成果、经验，应当能为当代中国语言规划建设发展找到不少启示和智慧。
{1}{20}{24}{28} 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2页，第20页，第23页，第51页。
{2}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3} 王铁仙、刘福勤：《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
{4} 王铁琨：《语言使用实态考察研究与语言规划——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思考》，《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4期，第17页。
{5}{6}{11}{12}{13}{14}{15}{16}{18}{19}{21}{22}{23}{25}{26}{27}{29}{30}{31}{32}{36}{37}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44页，第216页，第241页，第305页，第296—297页，第257页，第274页，第284页，第339页，第342页，第169页，第209页，第228页，第298页，第333页，第337页，第280页，第319页，第249页，第280页，第345页，第137页。
{7}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6页。
{8} 黄志强、杨剑桥：《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原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99页。
{9}{10} 杨霞：《初期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以〈东方杂志〉（1917—1921）为语料》，《河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第43页，第86页。
{17} 陈独秀：《独秀文存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3}{35} 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第156页。
{34}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