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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售我的知识，你买了我的知识，凭什么反而要老师付钱给学生？”
“在学校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下，我不打算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了。假如这个制度不变，那我就一个研究生都不能招。”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语气平静。
2007年3月27日，杭州的午后阳光刺眼，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历史系主任办公室里，两鬓斑白的包伟民日程满满。这天下午，他的一个博士研究生等着向他请教，晚上６点半他还要给研究生上两堂《唐宋史专题研究》。
一个月前，51岁的知名宋史专家包伟民通过互联网发布了一则《告考生》声明，要求报考他的研究生“另投名师”。近日，包伟民的这个帖子引发争议如潮。包伟民强调此举系“个人姿态”：“我不是爱惹事的人，但我现在觉得，我是被逼到一个死角，不得不作反应，没招了。”
拒招
就在今年2月28日，包伟民在网络上发布了《告考生》声明，声明不到200字——
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缴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谬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事情的起因是，2006年，作为全国17所试点高校之一，浙江大学开始着手进行研究生制度改革，制定了研究生奖助办法、招生制度、培养方案等一系列新方案。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定，研究生导师招生，要提供“助研经费”。
按照校方规定，如果包伟民在2007年招收一名硕士研究生，需要向校方交纳300元，招收一名博士生，交纳的经费为1200元，按照成倍递增的方式，以此类推，一名历史学教授若招收３名博士，他每年需要为他们支付７200元，3年博士就读期间，导师要为他们支付2.16万元。
包伟民显然不认同浙大此项“新政”。这位1988年毕业于北大、博士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历史学者在采访中多次向记者强调，校方的助研经费制度跟历史学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有距离，“钱多钱少是另外的事情，你向我收费是无理的”。
包伟民说：“首先，绝大部分历史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书斋式研究，我们需要的研究条件就是有一个好的图书馆，我们不靠项目规划来推动自己的研究。其次，我们的研究都是根据自己兴趣走、不跟着规划走，你去问任何一个真正好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代表作都是多年长期积累的研究，依靠大的规划性项目来推动我们的研究，在历史学上是不存在的；近年来利用研究规划、设立项目来推动研究基本都是应用学科的模式。第三，最重要的是，历史学的导师不把研究生作为自己的研究助理，研究生必须自己寻找研究课题，研究生是独立研究、独立署名，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没法从研究生给他的服务中得到回报。”
包伟民措词强烈地表示：“在应用学科，比如工科，往往是学生为老师打工；而在基础学科，我指的是文、史、哲，是老师为学生打工，对基础学科老师来说，纯粹是一种劳动付出。我出售我的知识，你买了我的知识，凭什么反而要老师付钱给学生？”他认为，与理工类等应用型学科相比，史学的导师们没有很多的横向与纵向经费，用行政规定要求所有导师都交纳助研经费不合理。
“我们的经费跟理工科相比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差距。”包伟民说，他正在承担的“8——13世纪中国传统社会转轨”研究，3个老师一起做了将近5年,浙大方面给了不到6万元经费；此前包伟民曾申请到两次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与一次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这两个基金的申请都很严格，经费分别为2万元与4万元左右。
包伟民强调，历史学不仅创造不了应用学科那样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还需要高校与政府财政的逆向投入，“国际上历史学领域里，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这样的行政规定，要求老师出钱给学生做研究助理；历史学的研究经费很少，个人的独立研究特别重要，老师不可能让学生做自己的研究助理”。
交锋
在包伟民的印象中，上个学期结束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曾经召开一个由院内各学科负责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征求对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的意见，会议由人文学院某领导主持，一共十几人到场，持续大约一小时。
“当然大家都提意见，基本都反对；人文学院的领导也反对，记录了大家的意见，说向上反映。开完以后，就没有下文；等到开学，（新制度）就公布了。我是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科的负责人，才有机会在那个会上表示反对意见，一般的教授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就在那次小型会议上，包伟民第一次获悉校方有关助研经费的相关制度，他记忆中这是学校管理层对助研经费制度唯一一次向他这样的学科带头人征求意见，而浙江大学校方则表示“经过５个月的时间征求意见”。
2007年2月25日，浙大开学，包伟民收到学校通知，新制度正式在2007年浙江大学研究生中推行。2月28日，包伟民请一个朋友帮他把拒招研究生的帖子发布在国学论坛网等文史类考生较多的网站上。
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包伟民认为有必要通过网络将他的决定告诉更多的考生，“我决心不招，如果学生来考怎么办？我就很为难。文史类考研的孩子经常会去看这个ＢＢＳ，我发帖只是告诉学生：抱歉，我现在没法招了，你们别来了”。
发帖之前他犹豫了好几天，“决心不容易下，作为一个教师，带研究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是我的学术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我竟然要下决心把它给砍断”。
包伟民告诉记者，在学校出台有关助研经费的相关规定之前，他曾犹豫是否不招博士研究生，包伟民给记者提供了一份《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关规定》，这个规定从2002年春季开始对浙江大学入学的研究生严格执行，其中明确规定：“人文社科类学科博士生，有１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SCI
“在学校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下，我不打算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了。假如这个制度不变，那我就一个研究生都不能招。”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语气平静。
2007年3月27日，杭州的午后阳光刺眼，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历史系主任办公室里，两鬓斑白的包伟民日程满满。这天下午，他的一个博士研究生等着向他请教，晚上６点半他还要给研究生上两堂《唐宋史专题研究》。
一个月前，51岁的知名宋史专家包伟民通过互联网发布了一则《告考生》声明，要求报考他的研究生“另投名师”。近日，包伟民的这个帖子引发争议如潮。包伟民强调此举系“个人姿态”：“我不是爱惹事的人，但我现在觉得，我是被逼到一个死角，不得不作反应，没招了。”
拒招
就在今年2月28日，包伟民在网络上发布了《告考生》声明，声明不到200字——
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缴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谬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事情的起因是，2006年，作为全国17所试点高校之一，浙江大学开始着手进行研究生制度改革，制定了研究生奖助办法、招生制度、培养方案等一系列新方案。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定，研究生导师招生，要提供“助研经费”。
按照校方规定，如果包伟民在2007年招收一名硕士研究生，需要向校方交纳300元，招收一名博士生，交纳的经费为1200元，按照成倍递增的方式，以此类推，一名历史学教授若招收３名博士，他每年需要为他们支付７200元，3年博士就读期间，导师要为他们支付2.16万元。
包伟民显然不认同浙大此项“新政”。这位1988年毕业于北大、博士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历史学者在采访中多次向记者强调，校方的助研经费制度跟历史学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有距离，“钱多钱少是另外的事情，你向我收费是无理的”。
包伟民说：“首先，绝大部分历史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书斋式研究，我们需要的研究条件就是有一个好的图书馆，我们不靠项目规划来推动自己的研究。其次，我们的研究都是根据自己兴趣走、不跟着规划走，你去问任何一个真正好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代表作都是多年长期积累的研究，依靠大的规划性项目来推动我们的研究，在历史学上是不存在的；近年来利用研究规划、设立项目来推动研究基本都是应用学科的模式。第三，最重要的是，历史学的导师不把研究生作为自己的研究助理，研究生必须自己寻找研究课题，研究生是独立研究、独立署名，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没法从研究生给他的服务中得到回报。”
包伟民措词强烈地表示：“在应用学科，比如工科，往往是学生为老师打工；而在基础学科，我指的是文、史、哲，是老师为学生打工，对基础学科老师来说，纯粹是一种劳动付出。我出售我的知识，你买了我的知识，凭什么反而要老师付钱给学生？”他认为，与理工类等应用型学科相比，史学的导师们没有很多的横向与纵向经费，用行政规定要求所有导师都交纳助研经费不合理。
“我们的经费跟理工科相比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差距。”包伟民说，他正在承担的“8——13世纪中国传统社会转轨”研究，3个老师一起做了将近5年,浙大方面给了不到6万元经费；此前包伟民曾申请到两次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与一次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这两个基金的申请都很严格，经费分别为2万元与4万元左右。
包伟民强调，历史学不仅创造不了应用学科那样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还需要高校与政府财政的逆向投入，“国际上历史学领域里，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这样的行政规定，要求老师出钱给学生做研究助理；历史学的研究经费很少，个人的独立研究特别重要，老师不可能让学生做自己的研究助理”。
交锋
在包伟民的印象中，上个学期结束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曾经召开一个由院内各学科负责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征求对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的意见，会议由人文学院某领导主持，一共十几人到场，持续大约一小时。
“当然大家都提意见，基本都反对；人文学院的领导也反对，记录了大家的意见，说向上反映。开完以后，就没有下文；等到开学，（新制度）就公布了。我是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科的负责人，才有机会在那个会上表示反对意见，一般的教授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就在那次小型会议上，包伟民第一次获悉校方有关助研经费的相关制度，他记忆中这是学校管理层对助研经费制度唯一一次向他这样的学科带头人征求意见，而浙江大学校方则表示“经过５个月的时间征求意见”。
2007年2月25日，浙大开学，包伟民收到学校通知，新制度正式在2007年浙江大学研究生中推行。2月28日，包伟民请一个朋友帮他把拒招研究生的帖子发布在国学论坛网等文史类考生较多的网站上。
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包伟民认为有必要通过网络将他的决定告诉更多的考生，“我决心不招，如果学生来考怎么办？我就很为难。文史类考研的孩子经常会去看这个ＢＢＳ，我发帖只是告诉学生：抱歉，我现在没法招了，你们别来了”。
发帖之前他犹豫了好几天，“决心不容易下，作为一个教师，带研究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是我的学术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我竟然要下决心把它给砍断”。
包伟民告诉记者，在学校出台有关助研经费的相关规定之前，他曾犹豫是否不招博士研究生，包伟民给记者提供了一份《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关规定》，这个规定从2002年春季开始对浙江大学入学的研究生严格执行，其中明确规定：“人文社科类学科博士生，有１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