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云：“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又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这就是说，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必须首先使人民富裕起来；要使人民富裕起来，必须首先解决民食问题。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凡是有政治头脑、有作为的君主，都比较重视农业。汉代文景二帝，吸取秦亡的教训，根据当时民生凋敝和人口锐减的现实，制定了“重农为本”的治国决策，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文景盛世”。
　　公元179年，汉文帝即位，“励精图治，以德化民”。但农业生产尚未完全恢复，很多农民弃农经商。翌年，太中大夫贾谊给汉文帝上了一本《积贮》的奏议，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他建议“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指工商)，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汉文帝看了奏议很感动，多次“开籍田(征用民力耕田)躬耕以劝百姓”。汉景帝也曾两次下诏“籍田劝农”，引起了全社会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流亡户逐渐回到家乡，荒地逐渐被开垦出来，粮食逐年增加，农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汉初“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实行“什五而税一”制度，减轻了农民负担。汉文帝二年，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田租又减为三十税一；次年，又下诏豁免天下农民田租，时间长达12年。每逢天灾，还“发仓庾以赈贫民”。徭役也由成年男子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虽然这对那些“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并拥有大量佃农的大地主十分有利，但对大多数自耕小农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农民手中的粮食和国家仓库的粮食大大增加。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计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些话虽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轻徭薄赋制度对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轻徭薄赋制度，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助长了商人、地主的兼并之害。太子家令晁错目击当时农民贫困和流亡的社会现象，在汉文帝十一年上了《贵粟》的奏议。他首先剔肤见骨地把农民贫困悲惨的生活和商人奢侈逸乐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指出农民生活贫困和流亡是官府“急征暴敛”和商人兼并造成的。他认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卖爵：上造(二级爵)价六百石，五大夫(九级爵)价四千石，大庶长(十八级爵)价一万二千石。这样一来，全社会都树立了“贵粟”的观念。富人买爵要购买粮食，粮食供求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粮价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也相应增加。
　　文、景二帝在重农、尊农、劝农、恤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有些地方官吏仍然存在着轻农、贱农、伤农、侵农的思想和行为，或阳奉阴违，对中央的政策及措施不予落实；或枉法自肥，对农民敲诈勒索。汉文帝深知，百姓穷困而奸吏自肥是国家之大害，特地为此下诏：“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农业)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他饬令“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汉景帝也曾多次下诏指责地方官吏“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和上下勾结、包庇徇私的渎职行为，严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mào，不明)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吏发民若取庸(雇佣)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由于文、景二帝对各级官吏不断督促和查处，使农业政策和措施得以落实，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当然，文、景时代的农业决策，不过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当时贫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富者“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现象仍然存在。但是，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说的：“祖先中一部分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如果他们做出有益于历史发展的某些好事，也应该得到各族的共同赞许”；“凡是对人民多少有些益处的措施，多少对腐朽的现状有所否定，都应予以适当的评价。”因此，对汉代文、景二帝的重农决策、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绩，应当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