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部属的倒戈稀松平常。1924年到1925年间，两次重量级的倒戈行为震动了全国。第一次，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倒了曹锟和吴佩孚的戈;第二次，是奉军的中坚郭松龄倒戈反奉。
　　冯玉祥倒戈大获成功，基本上毁了当时在北洋军阀中风头最劲的吴佩孚，让他精心训练的核心部队烟消云散，此后东山再起，不过是昙花一现。郭松龄倒戈则彻底失败，夫妻两人的命因此丢了，还搭上一个高级幕僚——民国大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说起来，冯玉祥有倒戈的本钱，郭松龄没有。
　　冯玉祥的部队是他一手编练起来的。其中的基干部队官兵，是他一个一个从老家挑来的，脑后有辫子，手上有茧子。几乎每个士兵他都认识，能叫出小名。他的部队南征北战，从来都没有散过。从枪械到军粮，都是冯玉祥给找来的。他说，他的部队就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而且是受子弟爱戴的家长，因为他是按照吴起吮疽的方式带兵的，经常跟士兵同甘共苦。
　　郭松龄的部队可不是这个样子。
　　倒戈之前，郭松龄掌握的部队，在奉军18个师中占6个，还有1个骑兵旅、2个炮兵旅、5个工兵营，总共15万人左右，是奉军精锐中的精锐。最好的武器装备，最精干的士兵。这支部队，挂在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名下。当年的军阀，几乎人人如此，再亲也亲不过自己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从张学良行伍生涯一开始，他就跟自己最信服的老师郭松龄绑在一起。训练是郭松龄负责，提拔军官是郭松龄负责，指挥打仗更是郭松龄负责。
　　奉军都知道，张学良就是郭松龄，郭松龄就是张学良。第一次直奉战争，老派将领的部队一塌糊涂，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两个旅差强人意。奉军整军经武，就是以这两个旅为模板开始的。这两个旅，到郭松龄反奉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两个方面军。张作霖看家的本钱，几乎都在这两个方面军里。
　　实际上，这支部队并不是郭松龄的。它的主公，从大的方面讲，是老帅张作霖;从小的方面讲，是少帅张学良。简而言之，人人都知道，他们吃的是张家的饭。在那个时代，这一点很重要。
　　老帅张作霖待部下很厚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跟关内军阀不一样，奉军的稳定，从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延续了十几年。
　　当然，奉军是个很大的集团，内部派系很多，有绿林出身的老派，也有喝过洋墨水的新派，新派之中，又分成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系和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系，一派“海龟”，一派“土鳖”。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打赢了，昂首进关，一路凯歌行进，势力最大的时候，连江苏和上海都被其收入囊中。各个派系的首领，诸如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甚至一个流氓混混张宗昌，都成了封疆大吏，掌握一省乃至两省地盘，唯独立了大功的郭松龄，没有寸土之地。
　　倒不是张作霖偏心，也不是像他事后说的那样，得像娶媳妇、嫁闺女一样，一个一个来，而是郭松龄手上掌握着奉军的核心部队。名义上虽然是张学良的，但张学良又离不开郭松龄，所以，没办法把郭松龄连人带兵派成封疆大吏。当年的军阀，对部下的控制都是实力威慑法，如果自己人手里没有一支实力最雄厚的部队，各个山头也许就不听首领的。张作霖暗示过郭松龄，只要时机得当，会给郭松龄一块合适的地盘。
　　郭松龄最终倒戈反奉，有自己的野心。他要用奉军这支当年中国实力最为雄厚的军队，以及东三省这块富庶的地盘，打出自己的一份天下。骨子里，他看不上思想老旧的张作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张作霖没有受过教育，一脑袋老旧思想，连辛亥革命他都不以为然。张勋复辟，实际上他是赞同的。对于“五四”以来中国的变化，他打心眼里看不顺眼;至于十月革命以来的赤化，他更是深恶痛绝。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他放手让郭松龄他们整顿军队，并不等于他能允许新思想进入军队。他聚拢部队的办法，就是两手：一手给钱，一手讲义气。
　　郭松龄和他周围的一些年轻军官，像魏益三、盛世才（后来跟苏联走得特别近的“新疆王”）以及幕僚林长民和齐世英（即写了《巨流河》的齐邦媛的父亲），思想日益激进，受“五四”以来国民革命的思想影响很大。郭松龄跟冯玉祥联系上以后，思想变化速度更快。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之所以反奉，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东北，一支新的奉军。
　　然而，他没有本事把自己的新思想贯彻到军队中，他带的部队，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脑子依旧很旧，对张家老帅和少帅有浓重的感恩思想。
　　反奉行动开始，郭松龄的部队和留在东北的部队相比，虽然实力悬殊，但郭松龄的行动并不顺利。就算没有日本关东军出来挡驾捣乱，这场倒戈战争也未必能赢。在郭松龄的部队中，“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人”的想法特别流行。郭松龄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提出“打倒老帅，迎接少帅”的口号，在当年的中国根本行不通。
　　一个老子，一个儿子，谁能把老子和儿子截然分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