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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跟随一个作家团访问台湾，在台中拜访了一所名门望族的大宅。饭后与族人交谈，座间有一个族里比较健谈和有威信的老兄，说到这个家族的来龙去脉和显赫家史，令我等肃然起敬。他特意用很长的篇幅大夸特夸山东女人的好，贤惠、善良、端庄、大气、坚韧，守规矩，有能耐，能持家治国，仿佛山东女人集中了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优点，最好的例子便是他的祖母和自己的妻子。仿佛是，家族的兴旺和家庭的幸福全拜这两个山东女人所赐。
席间，我把所认识的山东女人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嘿嘿，听起来他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顿生“恨不觉悟未娶时”之懊恼。但是，彼时，我并没有把东紫考虑进去，尽管2009年秋天在珠海举办的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的活动上已经认识她，有一张四人的合影中我们都在一起。那时候，只是一面之缘，而且觉得她属于“高冷”一类的女作家，除了能写小说，其他诸如家务、农活估计什么也不会，在山东女人中应该是个例外。只是从此以后，在杂志上看到东紫的小说，我总要多瞧一眼。我听不得别人对别人的赞美，怕折腾自己。当听到有人说，东紫的某某小说写得不错，我得翻山越岭掘地三尺找来一读。当发现她写得比我好太多，我总要心灰意冷好几天：“连东紫都比不上，还要继续在小说圈里混吗？”
后来，我释然了，比不上东紫写得好的人多了去，唯一正确的办法是不跟她比才华，就像广西男人不要跟山东汉子比块头一样，甚至都不要跟山东女子比身高。2009年秋天，她穿着紧身的白色秋衫，身材修长，长发及肩且有些黄，还有些卷、蓬松。据目测，她的身高比我高三公分，三天时间里她跟我没说够三句话。如果你恨一个人，我老家有一句口头禅是这样说的：三生三世都不想再见到她。但我对东紫不恨，我看着她还算平易近人的眼神，感觉她是期待我跟她套近乎的，我恨我自己找不到跟她套近乎的勇气和语言。幸好我和她一起被拉扯进同一个框里合了一次影。十年后，她把照片发给我，好像是提醒我：“我们曾经见过。”意思好像是，你是不是早已经忘记了珠海那个合影的午后？事实上，她给我发照片的本意应该是：瞧，那时候咱们多年轻，英姿飒爽，青春飞扬。我想，她主要是赞叹自己。那时候，天色灰暗，她洁净的白衣和靓丽的脸庞照亮了我们倚靠的栏栅和通往湖心的栈道，幽暗的湖面灌木摇曳杂草葳蕤，恬静得仿佛能听得见不远处大海的喘息……只是，风有些大了。
到了秋天，北京的风也大。我头一回来到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目光穿过纷飞的落叶看到了另一头的东紫。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一相遇，竟然一起相处了两个学期，八个月。
有了珠海初见的底蕴，十年后相遇我们不再像当年那样羞涩。我和她变成了同学，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班。我和她是班上年龄最长的几人中的两个。这个年纪有点尴尬：自称中年作家心里还是有些不甘，但被稱为青年作家又觉得这马屁拍得有些肉麻受不了。我们仿若知根知底的老熟人，就不必装了吧。而且在单位上班多压抑呀，到了鲁院这种地方，就活成你想要的样子吧。因而，我和她说话就很放松随意，经常互相开玩笑，尤其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打诨插科，说些低级趣味的话题，偶尔也引得同学们捧腹而笑。这是我们为了活跃气氛、促进班级和谐做出的牺牲。因为像我和东紫这个年龄、资历的人完全可以端着，保持矜持高冷和道貌岸然的姿态，不太适宜在80后甚至90后的同学面前“为老不尊”了。
与十年前的青春飞扬相比，我更喜欢现在慈眉善目略带风霜的东紫。看上去她比谁都淡定，不紧不慢，不愠不火，除了稍微担心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烦恼，看上去永远一副相信好事将至的样子。第一个学期她就跟我们说，她的一部新长篇很快就要出来了，书名就叫《好日子就要来了》。多牛的书名呀，我怎么想不出来呢？我真的好期待这本书她写什么，怎么写。可是，好事多磨，此书出来的时间一拖再拖，她焦急，我们也焦急。我们见到东紫都要关切地调侃她：“好日子来了吗？”
她回答说：“快了。”
又过数日，问：好日子来了吗？
答：“还没……”
追问：“好日子到底还来不来？”
答：“应该来吧，说好了的。”
可是，一直到我们一学年结束，仍然不见此书的踪影。好日子估计遥遥无期了。直到去年年底，我从中国作家网上得知，好日子其实已经来了。出版方在北京召开了东紫《好日子就要来了》的研讨会。这才让我坚信，坏日子不会没有尽头，好日子一定会来的。
这个年头，别人看得起你才跟你谈文学。在八里庄，东紫经常真诚地跟我们一起谈文学。她的文学观跟我差不多，说话也是直言不讳，对一部作品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当然，她不总是像佛陀那样淡定，看上去淡定或许跟我一样是装的。她在一个创作谈中又说真话了：“这条命就要老了，这条命还一事无成，这条命就要白活了……类似的恐慌密密麻麻，时常像水一样没到我的下巴。”
这种焦虑和恐慌并非她所独有。估计每一个写作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年轻的时候总相信来日方长，光明在前。然而，五十将至，再这样想就是自我安慰。相信好日子就要来了，准备好盛装迎接，但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万一，好日子说不来就不来了怎么办？
东紫说，还是靠闷头写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当初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平时住在八里庄，有时候一早便成群结队去挤地铁，赶往北师大上课。在北京，只有早上挤地铁，你才体会到什么叫“王城如海”。挤地铁，不仅能挤掉你的耳环、项链、鞋子，还能挤掉你的皮带、粉底和眼霜。几个同学一起挤地铁，无论你多珍惜，一挤上地铁便看不到对方，队伍变得支离破碎天南海北。有时候我能看到东紫在车厢里被挤得个头更高了，如果正好她也看到了我，我们总是相视一笑。我心里笑的是：一大把年纪了，我们还挤地铁上什么学啊？没事给首都添堵。但我无从得知，她究竟笑什么。
有四十多年午睡习惯的我永远无法忍受下午一点开始上课的煎熬。我得一边假装听课一边打盹，给我十分钟这样的时间挺过去就好。但好几次被旁边的东紫捅醒，还说我打鼾了。东紫说，如果我不打鼾，别人看不出来我已经睡着了。因为即使睡着了，我的眼睛依然盯着黑板，右手抓着笔，偶尔在笔记本上划上几笔。我经常犯困，自认为是老之将至。东紫说我是因为写小说写得太累了，应该多休息。她是可怜我，体恤我，这让我心生感动。其实，她对别人的关心是常态，出自内心，自然流露。
有时候，东紫跟杨袭肩并肩走在街头，身材相仿，呢呢喃喃，亲密无间。我从背后端详她们，想到了日常的点滴，梳理她们的个性，终于看到了山东女人的本色：贤惠、善良、端庄、大气、坚韧，守规矩，有能耐，能持家治国……我愿意把所有的赞美一下子倾泻到她们的身上，像雪，不动声色地将她们覆盖。
春天将逝，八里庄终于等来了一场雪。是一个清晨，整个院子里积了薄薄的一层。几个南方同学面对纷纷扬扬的雪花大呼小叫，这让东紫她们见笑了。我很兴奋。因为为了看雪，我和陈崇正他们不久前专程去了一趟东北，结果没有等到雪。这一次，雪不期而至。除了欢呼，面对满园的雪色我还能做些什么呢？院子里停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已经被雪覆盖。我招呼陈崇正一起来到车前，在车引擎盖上虔诚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心的形状。如此漂亮，如此纯洁的“心”，待到冰消雪融，它就将不见了，像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陈崇正说，你应该送出去。可是送给谁呢？我愿意把它送给所有的亲人、朋友，并祝福他们。但雪融化得太快，不宜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如果以最快的方式最近的距离送给最安全的人，可以送给谁呢？我想了想，用手机拍了照片，发到班微信群里，并特别声明：送给东紫。
此“心”无关风月。谨献给所有山东女人。
席间，我把所认识的山东女人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嘿嘿，听起来他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顿生“恨不觉悟未娶时”之懊恼。但是，彼时，我并没有把东紫考虑进去，尽管2009年秋天在珠海举办的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的活动上已经认识她，有一张四人的合影中我们都在一起。那时候，只是一面之缘，而且觉得她属于“高冷”一类的女作家，除了能写小说，其他诸如家务、农活估计什么也不会，在山东女人中应该是个例外。只是从此以后，在杂志上看到东紫的小说，我总要多瞧一眼。我听不得别人对别人的赞美，怕折腾自己。当听到有人说，东紫的某某小说写得不错，我得翻山越岭掘地三尺找来一读。当发现她写得比我好太多，我总要心灰意冷好几天：“连东紫都比不上，还要继续在小说圈里混吗？”
后来，我释然了，比不上东紫写得好的人多了去，唯一正确的办法是不跟她比才华，就像广西男人不要跟山东汉子比块头一样，甚至都不要跟山东女子比身高。2009年秋天，她穿着紧身的白色秋衫，身材修长，长发及肩且有些黄，还有些卷、蓬松。据目测，她的身高比我高三公分，三天时间里她跟我没说够三句话。如果你恨一个人，我老家有一句口头禅是这样说的：三生三世都不想再见到她。但我对东紫不恨，我看着她还算平易近人的眼神，感觉她是期待我跟她套近乎的，我恨我自己找不到跟她套近乎的勇气和语言。幸好我和她一起被拉扯进同一个框里合了一次影。十年后，她把照片发给我，好像是提醒我：“我们曾经见过。”意思好像是，你是不是早已经忘记了珠海那个合影的午后？事实上，她给我发照片的本意应该是：瞧，那时候咱们多年轻，英姿飒爽，青春飞扬。我想，她主要是赞叹自己。那时候，天色灰暗，她洁净的白衣和靓丽的脸庞照亮了我们倚靠的栏栅和通往湖心的栈道，幽暗的湖面灌木摇曳杂草葳蕤，恬静得仿佛能听得见不远处大海的喘息……只是，风有些大了。
到了秋天，北京的风也大。我头一回来到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目光穿过纷飞的落叶看到了另一头的东紫。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一相遇，竟然一起相处了两个学期，八个月。
有了珠海初见的底蕴，十年后相遇我们不再像当年那样羞涩。我和她变成了同学，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班。我和她是班上年龄最长的几人中的两个。这个年纪有点尴尬：自称中年作家心里还是有些不甘，但被稱为青年作家又觉得这马屁拍得有些肉麻受不了。我们仿若知根知底的老熟人，就不必装了吧。而且在单位上班多压抑呀，到了鲁院这种地方，就活成你想要的样子吧。因而，我和她说话就很放松随意，经常互相开玩笑，尤其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打诨插科，说些低级趣味的话题，偶尔也引得同学们捧腹而笑。这是我们为了活跃气氛、促进班级和谐做出的牺牲。因为像我和东紫这个年龄、资历的人完全可以端着，保持矜持高冷和道貌岸然的姿态，不太适宜在80后甚至90后的同学面前“为老不尊”了。
与十年前的青春飞扬相比，我更喜欢现在慈眉善目略带风霜的东紫。看上去她比谁都淡定，不紧不慢，不愠不火，除了稍微担心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烦恼，看上去永远一副相信好事将至的样子。第一个学期她就跟我们说，她的一部新长篇很快就要出来了，书名就叫《好日子就要来了》。多牛的书名呀，我怎么想不出来呢？我真的好期待这本书她写什么，怎么写。可是，好事多磨，此书出来的时间一拖再拖，她焦急，我们也焦急。我们见到东紫都要关切地调侃她：“好日子来了吗？”
她回答说：“快了。”
又过数日，问：好日子来了吗？
答：“还没……”
追问：“好日子到底还来不来？”
答：“应该来吧，说好了的。”
可是，一直到我们一学年结束，仍然不见此书的踪影。好日子估计遥遥无期了。直到去年年底，我从中国作家网上得知，好日子其实已经来了。出版方在北京召开了东紫《好日子就要来了》的研讨会。这才让我坚信，坏日子不会没有尽头，好日子一定会来的。
这个年头，别人看得起你才跟你谈文学。在八里庄，东紫经常真诚地跟我们一起谈文学。她的文学观跟我差不多，说话也是直言不讳，对一部作品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当然，她不总是像佛陀那样淡定，看上去淡定或许跟我一样是装的。她在一个创作谈中又说真话了：“这条命就要老了，这条命还一事无成，这条命就要白活了……类似的恐慌密密麻麻，时常像水一样没到我的下巴。”
这种焦虑和恐慌并非她所独有。估计每一个写作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年轻的时候总相信来日方长，光明在前。然而，五十将至，再这样想就是自我安慰。相信好日子就要来了，准备好盛装迎接，但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万一，好日子说不来就不来了怎么办？
东紫说，还是靠闷头写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当初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平时住在八里庄，有时候一早便成群结队去挤地铁，赶往北师大上课。在北京，只有早上挤地铁，你才体会到什么叫“王城如海”。挤地铁，不仅能挤掉你的耳环、项链、鞋子，还能挤掉你的皮带、粉底和眼霜。几个同学一起挤地铁，无论你多珍惜，一挤上地铁便看不到对方，队伍变得支离破碎天南海北。有时候我能看到东紫在车厢里被挤得个头更高了，如果正好她也看到了我，我们总是相视一笑。我心里笑的是：一大把年纪了，我们还挤地铁上什么学啊？没事给首都添堵。但我无从得知，她究竟笑什么。
有四十多年午睡习惯的我永远无法忍受下午一点开始上课的煎熬。我得一边假装听课一边打盹，给我十分钟这样的时间挺过去就好。但好几次被旁边的东紫捅醒，还说我打鼾了。东紫说，如果我不打鼾，别人看不出来我已经睡着了。因为即使睡着了，我的眼睛依然盯着黑板，右手抓着笔，偶尔在笔记本上划上几笔。我经常犯困，自认为是老之将至。东紫说我是因为写小说写得太累了，应该多休息。她是可怜我，体恤我，这让我心生感动。其实，她对别人的关心是常态，出自内心，自然流露。
有时候，东紫跟杨袭肩并肩走在街头，身材相仿，呢呢喃喃，亲密无间。我从背后端详她们，想到了日常的点滴，梳理她们的个性，终于看到了山东女人的本色：贤惠、善良、端庄、大气、坚韧，守规矩，有能耐，能持家治国……我愿意把所有的赞美一下子倾泻到她们的身上，像雪，不动声色地将她们覆盖。
春天将逝，八里庄终于等来了一场雪。是一个清晨，整个院子里积了薄薄的一层。几个南方同学面对纷纷扬扬的雪花大呼小叫，这让东紫她们见笑了。我很兴奋。因为为了看雪，我和陈崇正他们不久前专程去了一趟东北，结果没有等到雪。这一次，雪不期而至。除了欢呼，面对满园的雪色我还能做些什么呢？院子里停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已经被雪覆盖。我招呼陈崇正一起来到车前，在车引擎盖上虔诚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心的形状。如此漂亮，如此纯洁的“心”，待到冰消雪融，它就将不见了，像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陈崇正说，你应该送出去。可是送给谁呢？我愿意把它送给所有的亲人、朋友，并祝福他们。但雪融化得太快，不宜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如果以最快的方式最近的距离送给最安全的人，可以送给谁呢？我想了想，用手机拍了照片，发到班微信群里，并特别声明：送给东紫。
此“心”无关风月。谨献给所有山东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