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正本溯源，毛晋不惜以页论价，凡是宋椠本“每页出二百”，远近书商闻讯纷纷赶来送书。
　　苏州常熟市老城区，一栋栋白墙黑瓦的老宅鳞次栉比，一座名叫“晨星楼”的二层小楼隐藏其中。这栋木质老屋是萧氏家族的藏书楼，虽历经百年沧桑，仍屹立不倒。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是一栋“活着的”藏书楼，时至今日，萧家后人仍在这里看守着近5000册古籍。
　　翻开历史长卷，常熟的藏书之风源远流长，仅明清两代，就有近300位藏书家，数量居国内县级市之首。他们或才华横溢、开风气之先，或精校细勘、承历史之重，或秉公前行、担民族之责……由他们谱写的虞山藏书史篇，不仅折射出江南一地的兴衰沉浮，更散发着中华文化的独有芬芳。

海纳百川，自成一派

　　今天的常熟市虞山南麓，仿古的建筑群里保留着一条已有400年历史的小路——南赵弄。弄堂深处，有一栋名为赵宅的大院，鼎盛时，这里的赵氏家族藏书两万余册，各类书籍“二酋五车，联架塞屋”，更有精校细勘的上百本典籍著作，为江南读书人所向往。
　　时间拨回到1593年。这一年，明朝吏部左侍郎赵用贤离开北京，回归故里。当宦海沉浮被抛到一边，赵用贤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抄书，并将收集到的典籍珍本刊刻再版，开启了虞山藏书、刻书之风。
　　赵用贤的嗜书如命深深影响了他的长子赵琦美。据赵琦美编定的《脉望馆书目》记载，其所藏书籍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为序，进一步细分了书籍类别，如他首创的“不全宋元板书”目录，详细记载了这些古书的缺损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赵琦美的藏书中还有“外国诸夷”“大西人著述”等西方传教士的注译书籍。
　　如果说赵氏父子很好地演绎了虞山藏书流派海纳百川、创新求变的开拓精神，那么他们身后的故事则更体现出这股精神带动下的气度与担当。
　　赵琦美晚年，自感“无所用于世”，便将藏书赠予有志于修史的同乡晚辈钱谦益。钱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对不同版本的书籍进行品评，并留下诸多精彩的題跋。史料记载，他藏书共计十万余卷，比肩朝廷内府，且“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别几何”。
　　从追求古籍到对版本精挑细选，钱谦益将常熟藏书家对书籍的鉴赏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时期常熟藏书家之所以被称为虞山藏书派，这同当地所形成的共同藏书观是分不开的。一代代藏书世家藏好书、读好书，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启了文化传承的新气象。”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曹培根说。

执著守正，传承文脉

　　明清以降，社会变革加速，常熟藏书世家兴衰交替。拨开历史的迷雾，一条主线清晰可见，那就是在一个藏书家族凋零之时，总有新的家族接过前人的衣钵，让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
　　明天启七年（1627年），钱谦益的门生毛晋再次科举落榜。失落之余，他发下宏愿：将《诗经》等十三部儒家经典和截至宋代完成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十七部正史尽数刊刻出版。
　　“要知道，历朝历代经史书籍多由中央政府主持出版，所耗巨费，光是版本的选择就困难重重。”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说。
　　彼时书籍仍不乏手抄，一个不经意的疏漏就会造成全文语义不通。为正本溯源，毛晋不惜以页论价，凡是宋椠本“每页出二百”，远近书商闻讯纷纷赶来送书。为便于大规模刊刻，毛晋先后建成多个刻印刊书的工场，吸纳的刻工最多时达百人，并聘请全国著名的校勘学者周荣起等34人，与之共同参与编辑工作。
　　即便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毛晋也耗时17年才完成十三经、十七史全部书板的雕刻。就在完成这年，明朝灭亡，江南地区一片动荡，毛晋精心雕刻的书板被毁十之二三。然而这挡不住毛晋的执念，他陆续卖掉诸多田产，节衣缩食苦苦支撑书板修复工作，到最后甚至需要友人接济，直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才终成夙愿。
　　毛晋为了书散尽家财，而这些书亦成为后人的宝藏。此后两百多年间，大量源自毛晋汲古阁刻印的精品书籍流传于全国各地，不仅成为当时藏书家的藏品，更为诸多家境贫寒的读书人提供了一窥古籍精妙的途径。藏书不再是富人的专利，正如当地邑志中记载：“常熟儒家子弟购置图书，彬彬好学，盛于他邑。”
　　在书籍的带动下，常熟人才辈出。光翁氏一族，就先后诞生翁同龢和翁曾源这两个叔侄状元。时至今日，常熟籍两院院士人数仍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

大道为公，泽被东西

　　在常熟市东郊的古里镇，有一座铁琴铜剑楼。它并不高大，也没有过多的装饰，却有着深厚的内涵。“此楼外墙厚达一臂，是为了防潮防火防虫，保护所藏书籍所筑。”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馆长王宇如此介绍。
　　这里曾是瞿氏宅邸。同当地许多富裕家族一样，瞿家也以藏书、读书为乐。更难能可贵的是，瞿家还开放馆藏，不论亲外贫富，均可入内读书，瞿家甚至内辟专室，为读者提供免费的茶水膳食，泽及诸多莘莘学子。
　　瞿氏的开放精神在第四代传人瞿启甲身上得到了升华。1915年，瞿启甲带头成立常熟县立图书馆，并捐献家中大量宋元善本，其中不少至今仍保存在常熟市图书馆内。

　　更难能可贵的是，瞿家还开放馆藏，不论亲外贫富，均可入内读书，瞿家甚至内辟专室，为读者提供免费的茶水膳食，泽及诸多莘莘学子。

　　1932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对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所属东方图书馆狂轰滥炸。在此危急时刻，瞿启甲毅然拿出家藏81种罕见珍本作为影印底本，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旧唐书》《汉书》等传世著作，以续中华文脉。此举引来日寇报复，1937年，瞿家老宅遭到轰炸，大量书籍文物被毁，铁琴铜剑楼几成断壁残垣。郁愤满怀的瞿启甲在三年后去世，他在遗嘱中交代：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
　　于乱世之中坚守大道为公，瞿启甲的这份胸襟难能可贵。“须知中国古代藏书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私藏。瞿家私藏以累世财富积聚而成，其中又多为存世寥寥的宋元古本，价值难以估量。”曹培根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瞿家后人谨遵父训，将铁琴铜剑楼的全部收藏无偿捐献给人民政府。在他们的带动下，常熟不少藏书家和后辈继承人也纷纷将有价值的精本、善本，或捐赠或作价，先后交于国家。
　　由明中叶而起，自明末清初而兴，再到清末的中兴，直至新中国成立，一代代常熟藏书家的热爱、责任、名利、苦痛，最终百川归海，泽被东西。这个文化的轮回，犹如瞿秉清在接到为避战乱而四散藏匿的古籍之后，为表达欣喜之情而请人所画的《虹月归来图》——劫波渡尽，文明之火再次幸存，读书人虽疲惫不堪，仍不禁为守得这方心中净土而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