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循环不只是作者的某件作品与该作者所有作品的关系，阐释学先驱西勒马赫认为，一件作品是某一作者之全部作品的一部分，又是某一流派之作品的一部分，还是整个文艺现象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理解《父亲》，就不得不理解罗中立的整个创作，而要更好的理解这些又不得不理解《父亲》。
　　阐释的循环有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折射，伽达莫尔称之为“有效的历史”即任何一个时期的此在，都会因时间距离的不同而对彼在做出不同的阐释。为了能更合理的理解，要了解整个历史，现在我们站在当代的舞台看待过去，这种阐释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使我们看待每个时代都不断修正，最终达到合理的偏见。通过不同时期农民人物的描述方法不同，来明显区别传达出原因、用意和信息。20，30年代有王悦之和赵望云深入农村去反映名族危亡之中的苦难人民，需要依靠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农民作为革命者传递着正义和斗志，农民形象就变成了褒扬与崇敬。50年代正值新中国的建立，各个阶级的人民朴实，快乐幸福的向往着新生活，新时代的风貌被当代画家通过画笔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时的作品中农民喜气洋洋矗立在阳光下，一种幸福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80年代迎上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初期，罗中立的《父亲》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个作品真实反映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激起了艺术作品回归本体的思潮，它给人们的不仅是视觉感受，还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它强调了农民的现实境况.而且赋予农民以视觉上的“高大”，改变了人们对农民固有的观念。因此《父亲》是农民艺术上的人性复归之路，乡土写实油画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开端。
　　伽达莫尔认为艺术作品有一个生存和表达的世界，即视界。他的学生尧斯将这一理论发展为“期待视界”，即阐释来自读者的企盼，这是从主题走向客体的过程。那《父亲》满足我们的什么期待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呢？
　　形式语言是艺术语言最基本的层次，是图像之组织原则的具体实施，是结构秩序的显现。当代的形式语言至少有4项含义：材料因素、图像因素、手法因素和观念因素。材料因素是画面的物质构成，图像因素是画面的造型构成，手法因素是“照相写实主义”，罗中立说：“我只是想尽量的细，愈细愈好”。所以他着力刻画父亲的面容：黝黑的肤色、深深的皱痕、干裂的嘴唇、暴突的筋络、萧索的胡须……提到观念因素想到狄德罗说，“一个不懂看相的画家是一个蹩脚的画家”，意思也就是说每副面容都是一种生活状态的缩影和写照，每种生活状况都有其固定的面貌。所以描写农民时所呈现出的面容是超越物质性的“意义”，诉说着劳心劳力的困顿与艰辛，生活就像犁铧在父亲脸上刻下了沟壑深的皱纹，呈现着一个意味深长的意义世界。但值得注意的是：《父亲》却是在顶光下构图的，在肖像艺术中，垂直光线的运用会在凹凸起伏的头面上造成丑陋的阴影，破坏画面的整体表达。但在这儿恰恰是亮点。父亲的眉骨、颧骨和鼻头下方的团块状阴影像极了一个个黑窟，眼窝潜没在阴影里，我们无法看到他的眼睛，但能洞察他在看。父亲额头、鼻尖与下唇上的高光是日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转喻，是父亲在烈日炎炎下辛苦劳作的真实写照。背景的色调似乎是丰收的隐喻，碗壁的光亮映照在碗中茶水给人一种给养性的流质，而日光的投影也加深了农人脸上的道道皱痕。这种光亮又好似从父亲身体里产生的，父亲的奉献照亮了整个世界。
　　修辞语言集中在“凝视”这个焦点上，“凝视”是画中的观照活动和画外人对绘画组品的观照活动，艺术语言只有通过修辞语言通向审美和观念的层次，语言的话语和思想话语才得以贯通。《父亲》的尺寸为216x152cm，整副画面只有父亲的大头，那种刻画普通农民形象而赫然的形象张力，总时使人联想起曾经十分常见的伟人的头像。纵以神秘的微笑著称的《蒙娜丽莎》的尺寸也只有77×53cm。站在《父亲》面前，或许你不认为你在欣赏它，而是它在审视你。它们打破了“看”与“被看”的关系，这就是《父亲》独有的力量。父亲端着茶碗在画面中，像是在盛情邀请，我们无法拒绝父亲的邀请。审美感受就是深层符号，苏珊朗格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符号形式，就是把人类的情感呈现出来供人们观赏，把情感转化为可见或者可听的符号手段。罗中立的《父亲》所描绘的农民形象是对中国农民的写照，也是艺术家个人感情的真实流露。罗中立把对情感的表现巧妙地发挥到了细节上，他使用特大的画幅将没有故事情节的头像细致刻画，这可以说是“纪念碑式的肖像”。头部和捧着花瓷水碗的双手描绘真实感和加强艺术感染力。画面黝黑、干涩沧桑的皮肤展现了父亲勤劳、朴实、坚实的美。
　　审美语言所呈现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表象的世界，艺术家的视界得以融合，中西文化的碰撞更是审美观念和文化意识的碰撞，这样艺术语言也就上升到了观念或意识的层次，观念语言就此产生。罗中立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对于艺术史而言，《父亲》也许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对我《父亲》肯定不是我艺术生涯的全部，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这张作品因为曾经被过多关注和引用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那我们就把它留给那个时代好了。”罗中立的《父亲》创作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农民形象。他大部分作品中都是描绘他生活过的大巴山与大巴山的乡民，画面细腻真实。但有趣的是父亲的耳朵上那支圆珠笔，却是新时期的农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