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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重要的不是古时的工匠用了何等繁复的制作工艺，而是那些为建筑添加上浓重人文色彩的普通人：是谁建造了它，是谁生活在这里，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书名：《影子之城》
作者：萧易[著]
梁思成 刘致平[摄]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都知道历史是多彩的，历史也是残酷的。今天的我们面对眼前的钢筋丛林，很难想象在百十来年前，面前这座城市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它或许是充盈着稚嫩读书声的私塾，又或许是古柏森森的寺庙后院，甚至它是血迹斑斑的古战场，是高到天际的城墙。但不管这片土地曾经有过什么，是辉煌的文明，还是屈辱的条约，到如今都是不可追的往事。时过境迁，除了少数一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我们面前的也不过是一座座“影子之城”。
卡尔维诺曾经描述过一些在时间中迅速隐匿的城市，他称之为“看不见的城市”。我相信，广汉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城市”，否则，作家萧易不会将他这本以广汉为主题的书命名为《影子之城》。如果不是1986年三星堆的惊人发现，相信很少会有人在抵达成都之前，特意在广汉停留。这是不是意味着离开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广汉的历史就是一片空白？当然不是。广汉古称雒县，县中有雒城。熟知三国故事的读者不会不知道《三国演义》，更不会不清楚雒城的由来。一部《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雒城就占了三回。这里是“凤雏”庞统中箭身亡之地，也是关羽独自镇守荆州、败走麦城的开始。蜀汉数十年的命运走势，与雒城实在有着非同一般的关联。
不过，演义再好，终究是后人的戏说，很难作为史实加以考证。想要真正看清广汉的样子，除非穿越时空，回到久远的历史中去。《影子之城》正是这样一次穿越。让萧易放弃当下、走入历史的，恰恰是营造学社拍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560张老照片。那是1939年11月。抗战的硝烟燃遍华北，以梁思成、刘敦桢为核心的营造学社内迁昆明。半年里，他们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一路北上，展开了筹划已久的川康古建筑调查。刘敦桢曾在他的考察日记中，用寥寥数行字，记录下他与梁思成的第一次广汉之行：上午从新都出发，进入广汉已是下午两点。在向导的陪同下，他们考察了文庙、广东会馆、开元寺、张氏庭园。谁知道下午6点，城里响起了日军空袭的警报，一小时后才解除。此时天已擦黑，再也不能做过多停留。第二天，一行人就匆匆离开广汉，前往德阳。
正是如此短暂而匆忙的一瞥，让梁思成对广汉有了最初的印象。彼时的广汉是成都平原典型的小城。西南高山矗立，东部丘陵连绵，中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原，阡陌纵横，河道林立。和其他川西小城一样，广汉称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里随处可见各色各样的牌坊、衙门、寺院、宗祠、会馆、文庙，是当时中国城市的标准配置。梁思成念念不忘于古建筑的精美，以及城里居民浓郁的生活气息。于是，1941年，他和刘致平再次来到广汉。此时，广汉的城墙还在，西门城楼上写着“驱逐倭寇”四个大字，县政府的院墙上留有“抗战必胜”的字样，都在提醒他们战争的迫近。此行本来是应戴季陶之邀，为他的故乡广汉以“新式体例”重新修撰一部县志，拍摄一套完整的建筑影像资料。然而，战乱当前，自保尚且不及，又怎会有余暇让他们从容地重修县志？还好，他们用手中的相机较为完整地记录下这个地处西南一隅的小城风貌。
77年后，梁思成、刘致平留下的照片成了《影子之城》的蓝本。当然，萧易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懂得古建筑的修缮。与太多记者出身的作家一样，他对人的关注远远胜过对物的留恋。《影子之城》的副标题是“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全书分为9章，紧扣老照片的影像，分别从城池、文庙、会馆、民居、宗祠、牌坊、桥梁、祠庙、寺院，去解析这座看不见的城市。问题是，如何描述一座消失的城市？我们应该怎么去形容照片里的建筑？或者说，什么是真正的影子，是广汉城还是广汉的人？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建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重要的不是古时的工匠用了何等繁复的制作工艺，而是那些为建筑添加上浓重人文色彩的普通人：是谁建造了它，是谁生活在这里，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毕竟，建筑因人而华美，又因人有了意义。如果离开了那些活泼泼的人物，房舍再怎么精致，雕塑再怎么华丽，都不过是一堆毫无用处的木材、石头、砖块、瓦片。梁思成毕生致力于古建筑的保护，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那一丝可贵的人文气息。就像萧易所说的一样，“与其说营造学社拍下了广汉，倒不如说留下了中国城市的影子，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威仪、文脉、信仰、道德、亲情，那是古老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回过头来看《影子之城》，书中记录的哪里是过去年代留存至今的残垣断壁？倒不如说，萧易紧跟着梁思成、刘致平当年的脚步，亦步亦趋地寻找“古老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
显然，亲手刻下这些烙印的不是梁思成、刘致平，而是普通的广汉市民。虽然身处战乱，日军飞机的轰炸不断，营造学社的镜头下却并不萧瑟。这些难得一见的生机，源于照片里的广汉人。他们未必懂得抗日救亡的大道理，只是试着在战乱中努力保有正常的生活，照常读书，照常喝茶，照常经商，照常养儿育女，照样繁衍后代。不是吗？祠堂的木质构建上雕刻着林林总总的纹饰，或者是“蟾宫折桂”，或者是童子嬉戏，或者是山林野趣。这一刻似乎山河也不再“残破”，反而呈现出一派理想盛世的气象；成都到广汉的路上，鱼贯地矗立着四座牌坊，“向南来北往的行人昭示着这片土地曾经有过的精神华表与道德高度”；幽深的张氏庭园就像是广汉版的大观园，庭前树木扶疏、花朵争艳，不知世事的小男孩在门槛边玩耍；城内棋盘式的街道上，商铺鳞次栉比，“门外的小黑板上写着今日蜜饯的价格，这也是营造学社拍摄这张照片的日子——八月初一”。
这样来看《影子之城》，就有了一层全新的内涵。表面上，萧易写的是广汉的古建筑演化史，但其实，这何尝不是一部普通人的发展史。城墙、庙宇、戏台、牌坊、楼阁就像是一个时代一群人的集体映像，浓缩了太多对未来、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又把它的盛世华年、衰败殘破，镌刻在照壁、横梁、瓦当、雕花里，烙印在亲历者的心头。
1941年离开广汉后，梁思成再也没有回去过。显然，他从来没有忘记这座小城给他带来的惊艳。晚年的他常常说起广汉，“也许在他心目中，当中国城市已陆续改变之时，在遥远的西南还有这样一座城市，雕梁画凤，兽脊螭檐”。当然，梁思成不会知道，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亲手拍摄的70余处建筑只剩下文庙、龙居寺、溪南祠、益兰祠、四川会馆等五处保留下来。多亏有了照片。560张失而复得的照片为我们留住了一点过去时代的印迹。梁思成曾说广汉文庙的棂星门局部镂刻“过于繁缛、神韵匮乏”。然而，恰恰就是这座雕工繁缛的门楼，成了这座“看不见的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几处历史遗产。对于这样的结果，今天的我们究竟该感到庆幸，还是该感到悲哀？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书名：《影子之城》
作者：萧易[著]
梁思成 刘致平[摄]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都知道历史是多彩的，历史也是残酷的。今天的我们面对眼前的钢筋丛林，很难想象在百十来年前，面前这座城市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它或许是充盈着稚嫩读书声的私塾，又或许是古柏森森的寺庙后院，甚至它是血迹斑斑的古战场，是高到天际的城墙。但不管这片土地曾经有过什么，是辉煌的文明，还是屈辱的条约，到如今都是不可追的往事。时过境迁，除了少数一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我们面前的也不过是一座座“影子之城”。
卡尔维诺曾经描述过一些在时间中迅速隐匿的城市，他称之为“看不见的城市”。我相信，广汉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城市”，否则，作家萧易不会将他这本以广汉为主题的书命名为《影子之城》。如果不是1986年三星堆的惊人发现，相信很少会有人在抵达成都之前，特意在广汉停留。这是不是意味着离开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广汉的历史就是一片空白？当然不是。广汉古称雒县，县中有雒城。熟知三国故事的读者不会不知道《三国演义》，更不会不清楚雒城的由来。一部《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雒城就占了三回。这里是“凤雏”庞统中箭身亡之地，也是关羽独自镇守荆州、败走麦城的开始。蜀汉数十年的命运走势，与雒城实在有着非同一般的关联。
不过，演义再好，终究是后人的戏说，很难作为史实加以考证。想要真正看清广汉的样子，除非穿越时空，回到久远的历史中去。《影子之城》正是这样一次穿越。让萧易放弃当下、走入历史的，恰恰是营造学社拍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560张老照片。那是1939年11月。抗战的硝烟燃遍华北，以梁思成、刘敦桢为核心的营造学社内迁昆明。半年里，他们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一路北上，展开了筹划已久的川康古建筑调查。刘敦桢曾在他的考察日记中，用寥寥数行字，记录下他与梁思成的第一次广汉之行：上午从新都出发，进入广汉已是下午两点。在向导的陪同下，他们考察了文庙、广东会馆、开元寺、张氏庭园。谁知道下午6点，城里响起了日军空袭的警报，一小时后才解除。此时天已擦黑，再也不能做过多停留。第二天，一行人就匆匆离开广汉，前往德阳。
正是如此短暂而匆忙的一瞥，让梁思成对广汉有了最初的印象。彼时的广汉是成都平原典型的小城。西南高山矗立，东部丘陵连绵，中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原，阡陌纵横，河道林立。和其他川西小城一样，广汉称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里随处可见各色各样的牌坊、衙门、寺院、宗祠、会馆、文庙，是当时中国城市的标准配置。梁思成念念不忘于古建筑的精美，以及城里居民浓郁的生活气息。于是，1941年，他和刘致平再次来到广汉。此时，广汉的城墙还在，西门城楼上写着“驱逐倭寇”四个大字，县政府的院墙上留有“抗战必胜”的字样，都在提醒他们战争的迫近。此行本来是应戴季陶之邀，为他的故乡广汉以“新式体例”重新修撰一部县志，拍摄一套完整的建筑影像资料。然而，战乱当前，自保尚且不及，又怎会有余暇让他们从容地重修县志？还好，他们用手中的相机较为完整地记录下这个地处西南一隅的小城风貌。
77年后，梁思成、刘致平留下的照片成了《影子之城》的蓝本。当然，萧易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懂得古建筑的修缮。与太多记者出身的作家一样，他对人的关注远远胜过对物的留恋。《影子之城》的副标题是“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全书分为9章，紧扣老照片的影像，分别从城池、文庙、会馆、民居、宗祠、牌坊、桥梁、祠庙、寺院，去解析这座看不见的城市。问题是，如何描述一座消失的城市？我们应该怎么去形容照片里的建筑？或者说，什么是真正的影子，是广汉城还是广汉的人？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建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重要的不是古时的工匠用了何等繁复的制作工艺，而是那些为建筑添加上浓重人文色彩的普通人：是谁建造了它，是谁生活在这里，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毕竟，建筑因人而华美，又因人有了意义。如果离开了那些活泼泼的人物，房舍再怎么精致，雕塑再怎么华丽，都不过是一堆毫无用处的木材、石头、砖块、瓦片。梁思成毕生致力于古建筑的保护，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那一丝可贵的人文气息。就像萧易所说的一样，“与其说营造学社拍下了广汉，倒不如说留下了中国城市的影子，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威仪、文脉、信仰、道德、亲情，那是古老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回过头来看《影子之城》，书中记录的哪里是过去年代留存至今的残垣断壁？倒不如说，萧易紧跟着梁思成、刘致平当年的脚步，亦步亦趋地寻找“古老中国留在建筑中的烙印”。
显然，亲手刻下这些烙印的不是梁思成、刘致平，而是普通的广汉市民。虽然身处战乱，日军飞机的轰炸不断，营造学社的镜头下却并不萧瑟。这些难得一见的生机，源于照片里的广汉人。他们未必懂得抗日救亡的大道理，只是试着在战乱中努力保有正常的生活，照常读书，照常喝茶，照常经商，照常养儿育女，照样繁衍后代。不是吗？祠堂的木质构建上雕刻着林林总总的纹饰，或者是“蟾宫折桂”，或者是童子嬉戏，或者是山林野趣。这一刻似乎山河也不再“残破”，反而呈现出一派理想盛世的气象；成都到广汉的路上，鱼贯地矗立着四座牌坊，“向南来北往的行人昭示着这片土地曾经有过的精神华表与道德高度”；幽深的张氏庭园就像是广汉版的大观园，庭前树木扶疏、花朵争艳，不知世事的小男孩在门槛边玩耍；城内棋盘式的街道上，商铺鳞次栉比，“门外的小黑板上写着今日蜜饯的价格，这也是营造学社拍摄这张照片的日子——八月初一”。
这样来看《影子之城》，就有了一层全新的内涵。表面上，萧易写的是广汉的古建筑演化史，但其实，这何尝不是一部普通人的发展史。城墙、庙宇、戏台、牌坊、楼阁就像是一个时代一群人的集体映像，浓缩了太多对未来、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又把它的盛世华年、衰败殘破，镌刻在照壁、横梁、瓦当、雕花里，烙印在亲历者的心头。
1941年离开广汉后，梁思成再也没有回去过。显然，他从来没有忘记这座小城给他带来的惊艳。晚年的他常常说起广汉，“也许在他心目中，当中国城市已陆续改变之时，在遥远的西南还有这样一座城市，雕梁画凤，兽脊螭檐”。当然，梁思成不会知道，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亲手拍摄的70余处建筑只剩下文庙、龙居寺、溪南祠、益兰祠、四川会馆等五处保留下来。多亏有了照片。560张失而复得的照片为我们留住了一点过去时代的印迹。梁思成曾说广汉文庙的棂星门局部镂刻“过于繁缛、神韵匮乏”。然而，恰恰就是这座雕工繁缛的门楼，成了这座“看不见的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几处历史遗产。对于这样的结果，今天的我们究竟该感到庆幸，还是该感到悲哀？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