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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对于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梁晓声自己也说对农村的现实生活不了解，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梁晓声也下过下乡，在兵团里参加劳动，而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梁晓声仍旧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在壮阔的黑土地上挥洒过青春的一代知青。
梁晓声：我们去的时候应该说四面也都是山，但是中国有句话说是望山跑死马，就你看到山廓很近的话然后其实可能离你有二三十里，在这二三十里可能有一段这个盆地，它是平坦的，我们就在那里开荒，种地，应该说我和我的连队的一部分，我们在那片土地上踏下的足迹也可能是前无古人，因为那些地方可能是完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后来我在想，为什么要组建这个当时的东北农场，又叫做黑龙江兵团，就是中国把粮食问题看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土地有限，农村的土地产量又很低，因此我们要去发现肥沃的广阔的土地，要有人去把那里变成粮仓。
解说：1968年梁晓声成为了黑龙江黑河农场一师的一名知青，在此期间他在兵团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1970年代初梁晓声被调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正好赶上“九一三”事件的发生。
梁晓声：我们整个谈的都不是文学，全兵团的这些写诗歌的、写散文的、写小说的这些知识青年又在一起开了一个文学的会，这会上讨论的都是中国的命运，然后这种情况就会反馈到兵团总司令部，那它会成为一个动向，然后我们的政治部主任也是少将坐着吉普车就赶来，这样的一次学习班只能解散，当然按照当年的惯例一定要追查，谁引的头，谁谈了什么，没有出卖，人人都不揭发，对吧，有谁想揭发的话心里明白，那可能大家都会说就是他说的。
解说：但是就在梁晓声到兵团团部没几天，政治部主任带他去木材加工厂蹲点，当时正好赶上一起知识青年自私逃跑回家探望生生病母亲的事件，连队当即召开会议批判他要开除他的团籍，为了能够保留这名团员的团籍，梁晓声跟领导发生顶撞，会还没散，他被政治部主任取消了工作组成员的资格。
梁晓声：我跟所有干部都顶撞过，发生激烈的顶撞，就是当众会让他们下不来台的，连长、指导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因为我后来调到过团里，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什么事情我有我的看法的话，需要有一个人说出来那我就是想说出来。
解说：不久之后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结果只有梁晓声和另外一個女孩被精简了下去。
梁晓声：她是鹤岗女孩，送到她姐姐的一个连队去，我们原来不熟悉，你要知道，这些都是看文学作品，早期的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和那些他们的爱人们的那些故事，通常都是这样做的，因此我觉得我也应该，男子汉就应该这样，把她送到她姐姐那儿，交代给她姐姐，劝她不要沮丧，不要什么，然后我自己回来想一想，我到木材加工厂去，那木材加工厂的干部会非常惊讶，那你来做什么呢，我说来抬木头吧。
解说：梁晓声不得不前往木材加工厂抬大木，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时常感到全身无力，直到有一天干活时晕倒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急性肝炎，得知梁晓声是因为帮助他们顶撞领导被开除连队，木材加工厂的工友对梁晓声都非常照顾。
梁晓声：抬大木头的时候总是让我坐在那儿吸烟、喝水，看着他们去抬，我要跟别人发生什么冲撞的时候，哪怕别的连的时候我们连队的这些知青都会替我打架的，你会感觉到生活是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民间有民间的法则，你会想到什么是那个年代的友谊，我会写一些知青题材的作品，不是由于我对这个题材多么的青睐，不是由于我做了知青膨胀，我总是不断地去说我们这一代人，而是由于我意识到人性在最特殊的时代下，它那好的方面还能呈现吗，如果连在最不好的时代人性都能呈现的话那我们处在一个比那种时代好的多的时代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一下呢。
解说：善良的友情在特殊的年代里给梁晓声很大的温暖和鼓舞，1970年代初，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渐渐平复，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招生方面分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就在梁晓声来到木材加工厂的四个月后招生大学生的名额下到连里，但这一次梁晓声被刷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梁晓声突然接到团里来的电话说有个上海人要见他，上海人是复旦大学招生的一位老师，曾在《兵团战时报》看到梁晓声写的一篇散文，于是坐了一个礼拜的火车来到兵团宣传股，将他这几年发表的作品通读了一遍。
梁晓声：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和我对等的谈文学，谈文学也一定得对等，那谈起来才很畅快，那问我看过什么书，我说看过什么书，他当时提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看过吗，我们的报上正在《人民日报》正在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然后我说我看过这个《怎么办？》，那你什么看法，我记得我当时说我说我们一定会因为今天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在未来感到羞耻的，你会觉得你碰到了那么好的一个老师，最后说，这个我们说的话不要再跟任何人说，在两个月之内你就是好好的劳动。
解说：梁晓声忧虑重重彻夜难眠，他已经意识到只有上大学才能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他曾当众顶撞过连队领导，一个多月后，团地接到通知梁晓声被复旦录取，并且强调这个名额不能更改。
梁晓声：因此我经常觉得他们谈到从前的那个尤其包括文革的这些经历，好多人都有非常凄苦的不幸的，就是这个使自己非常受伤的经历，我也会有一些，但这些淡忘了，我经常会觉得在我身边总出现这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老师，把我招到了复旦大学，然后告诉我们的负责的老师，系里的老师说，给你们真的招来一位最值得学中文的好学生。
梁晓声：我们去的时候应该说四面也都是山，但是中国有句话说是望山跑死马，就你看到山廓很近的话然后其实可能离你有二三十里，在这二三十里可能有一段这个盆地，它是平坦的，我们就在那里开荒，种地，应该说我和我的连队的一部分，我们在那片土地上踏下的足迹也可能是前无古人，因为那些地方可能是完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后来我在想，为什么要组建这个当时的东北农场，又叫做黑龙江兵团，就是中国把粮食问题看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土地有限，农村的土地产量又很低，因此我们要去发现肥沃的广阔的土地，要有人去把那里变成粮仓。
解说：1968年梁晓声成为了黑龙江黑河农场一师的一名知青，在此期间他在兵团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1970年代初梁晓声被调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正好赶上“九一三”事件的发生。
梁晓声：我们整个谈的都不是文学，全兵团的这些写诗歌的、写散文的、写小说的这些知识青年又在一起开了一个文学的会，这会上讨论的都是中国的命运，然后这种情况就会反馈到兵团总司令部，那它会成为一个动向，然后我们的政治部主任也是少将坐着吉普车就赶来，这样的一次学习班只能解散，当然按照当年的惯例一定要追查，谁引的头，谁谈了什么，没有出卖，人人都不揭发，对吧，有谁想揭发的话心里明白，那可能大家都会说就是他说的。
解说：但是就在梁晓声到兵团团部没几天，政治部主任带他去木材加工厂蹲点，当时正好赶上一起知识青年自私逃跑回家探望生生病母亲的事件，连队当即召开会议批判他要开除他的团籍，为了能够保留这名团员的团籍，梁晓声跟领导发生顶撞，会还没散，他被政治部主任取消了工作组成员的资格。
梁晓声：我跟所有干部都顶撞过，发生激烈的顶撞，就是当众会让他们下不来台的，连长、指导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因为我后来调到过团里，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什么事情我有我的看法的话，需要有一个人说出来那我就是想说出来。
解说：不久之后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结果只有梁晓声和另外一個女孩被精简了下去。
梁晓声：她是鹤岗女孩，送到她姐姐的一个连队去，我们原来不熟悉，你要知道，这些都是看文学作品，早期的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和那些他们的爱人们的那些故事，通常都是这样做的，因此我觉得我也应该，男子汉就应该这样，把她送到她姐姐那儿，交代给她姐姐，劝她不要沮丧，不要什么，然后我自己回来想一想，我到木材加工厂去，那木材加工厂的干部会非常惊讶，那你来做什么呢，我说来抬木头吧。
解说：梁晓声不得不前往木材加工厂抬大木，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时常感到全身无力，直到有一天干活时晕倒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急性肝炎，得知梁晓声是因为帮助他们顶撞领导被开除连队，木材加工厂的工友对梁晓声都非常照顾。
梁晓声：抬大木头的时候总是让我坐在那儿吸烟、喝水，看着他们去抬，我要跟别人发生什么冲撞的时候，哪怕别的连的时候我们连队的这些知青都会替我打架的，你会感觉到生活是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民间有民间的法则，你会想到什么是那个年代的友谊，我会写一些知青题材的作品，不是由于我对这个题材多么的青睐，不是由于我做了知青膨胀，我总是不断地去说我们这一代人，而是由于我意识到人性在最特殊的时代下，它那好的方面还能呈现吗，如果连在最不好的时代人性都能呈现的话那我们处在一个比那种时代好的多的时代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一下呢。
解说：善良的友情在特殊的年代里给梁晓声很大的温暖和鼓舞，1970年代初，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渐渐平复，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招生方面分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就在梁晓声来到木材加工厂的四个月后招生大学生的名额下到连里，但这一次梁晓声被刷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梁晓声突然接到团里来的电话说有个上海人要见他，上海人是复旦大学招生的一位老师，曾在《兵团战时报》看到梁晓声写的一篇散文，于是坐了一个礼拜的火车来到兵团宣传股，将他这几年发表的作品通读了一遍。
梁晓声：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和我对等的谈文学，谈文学也一定得对等，那谈起来才很畅快，那问我看过什么书，我说看过什么书，他当时提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看过吗，我们的报上正在《人民日报》正在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然后我说我看过这个《怎么办？》，那你什么看法，我记得我当时说我说我们一定会因为今天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在未来感到羞耻的，你会觉得你碰到了那么好的一个老师，最后说，这个我们说的话不要再跟任何人说，在两个月之内你就是好好的劳动。
解说：梁晓声忧虑重重彻夜难眠，他已经意识到只有上大学才能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他曾当众顶撞过连队领导，一个多月后，团地接到通知梁晓声被复旦录取，并且强调这个名额不能更改。
梁晓声：因此我经常觉得他们谈到从前的那个尤其包括文革的这些经历，好多人都有非常凄苦的不幸的，就是这个使自己非常受伤的经历，我也会有一些，但这些淡忘了，我经常会觉得在我身边总出现这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老师，把我招到了复旦大学，然后告诉我们的负责的老师，系里的老师说，给你们真的招来一位最值得学中文的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