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职人员收入的新闻总是能引起人们围观的热情。最近，西安“表哥”的事情刚落幕，浙江磐安县“85后”美女干部财产公示“无车无房，年收入58490元”的新闻又占据了媒体头条。
　　过去几年，基层政府进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改革有过不少，多屡试屡败，这几乎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景观。一方面，人们对于这类信息极其饥渴，不光是官员财产，还有最近两年的政府“三公”消费公示，每一次，都是举国瞩目；另一方面，五花八门的借口被制造出来用以阻扰这些信息的公开，比如，“统计技术不完善”、“隐私权”、“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府形象”等等，以致于早在1994年就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规划的《财产收入申报法》，历经近20年未能进入实际立法程序。
　　花钱的人至少应该向你的衣食父母报告一下花销的具体情况，无论是在经济活动还是家庭生活中，这都是现代社会最起码的基础性伦理，关涉公共利益的政治生活本应更是如此，现在却成了一个大麻烦，活生生地嘲弄着常识。
　　其实，抛开一切政治伦理层面的理论叙述，仅从功利主义的统治维度出发，公示官员财产也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如果说庞大的官僚集团是赖以维护国家治理秩序最可依仗的工具，而官员群体在中国也算得上是精英群体，无论是出于对工具的维护，还是对于精英的保护，建立制度性的保护措施，毫无疑问都是必须的。
　　财产公示，一方面可对贪腐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另一方面更是重建官民互信的捷径。“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近年来的每一起恶性公共事件中，政府公信力的丧失一次次被重复展示，人们宁可相信漏洞百出的网络传言，也不信任哪怕有一点点政府背景的专业报告和鉴定，这已经不是个危机公关层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和文化舆论领导权的问题，而是可能危及党的执政地位的诸多因素中最具广泛性和群众性的社会心理要素。
　　一直有人担心，对于本就脆弱的官民互信来说，官员财产一旦公示，很可能是雪上加霜，一块手表能够掀翻一个厅级干部，如果公示出来的是大面积的汽车、豪宅，那会怎么样？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但“表哥”事件整体的演进过程却清晰地阐释了其中的得失利弊，在大学生申请公开“表哥”工资遭拒后，迎来的是更大范围内的抵抗和质疑，而当“表哥”被革职审查后，此事却迅速平息，对于政府的公信力而言，毫无疑问是一次重建，而非败坏的过程。一个偶发性的网络事件尚有如此政治功效，更何况一个制度性的公信力重建行为，只要有清晰的方向和周密的计划，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带来的收益无疑将会远远大于破坏。
　　至于技术层面的种种借口，更不值一提，在购票、上网、打电话等等动辄涉及数亿人的公共事务层面，实名制和严密监控都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今天，对于几千万官员财产的统计和监控，原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只要通过现代技术管住了官员财产，也便从根本上管住了一切有损于执政党根本利益的官僚恶行。在政府公信力危机一步步紧逼之际，促成这一局面的实现， 树立起取信于民的坚定意志，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序进行必将呈现全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