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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走向何方?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认为,应该推动可持续增长。而其增长的主要动能,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
9月13日,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召开。继去年探讨“重振增长”之后,今年来自85个国家的1500多名政商学界精英,试图寻求经济健康发展良策。
“如果能够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中作出重要的贡献,为世界提供观点、想法、政策以及解决方案,以实现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时代的话,我们将会非常自豪。”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在危机之后的新时代,应该是“一个将解决社会问题纳入发展模式,特别是商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时代”。
二次探底的风险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这被视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随后,美国国际集团、美林证券等一批高级金融机构相继受到冲击,危机又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冰岛、迪拜甚至举国陷入破产危机。为了挽救危机,2008年10月开始,各国相继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和金融救援方案。
两年后的9月15日,是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最后一天。这天中午12点开始的“全球经济展望”环节,以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吸引了上千与会者,人们都想知道全球经济复苏是否能够继续下去。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主持了这个分论坛,他本人直言对经济判断“没有太多的信心”。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均认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下行风险正在加大。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日前向媒体表示:“虽然目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并未发生,但风险一直存在。”他说,“刺激政策的退出,要谨慎从事,相机而行。”
然而,在这个备受瞩目的“全球经济展望”环节,来自中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和公司的代表大都比较乐观。
比如,美国IHS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纳瑞蒙.贝尔拉夫什,就认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概率不大,并逐一排除了可能会造成二次探底的五个因素。“施瓦布教授和巴菲特两个人已经不会说有探底。”他说,“根据我们的内部分析,再次探底的可能性确实相对比较有限,大概有25%左右的可能性。”
杰勒德.里昂,这位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首席经济学家兼集团总裁,甚至直言他对整体的世界经济非常乐观。“如果说经济复苏是一杯水的话,现在已经填满了三分之二,我们今后的目光还是会放在空的三分之一。”他说,“短期内我们需要有谨慎的态度,尽管这样,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愿望还是可以感到很乐观。”
马丁.沃尔夫显然没有那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尽管惊讶于“中国经济非常杰出的表现”,也承认已经达成“谨慎而乐观”的共识,但在9月15日下午1点论坛快要结束时,他仍然“很后悔没有能够去谈前景当中可能潜在的一些问题”。
在马丁.沃尔夫的总结陈词里面,他认为会议只是弄清楚了:“新兴市场不错,中国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发达世界经过几个季度的波折之后还会走向复苏。”
聚焦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的崛起成为经济复苏中的主力军。达沃斯论坛发布的《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亚洲的几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排名取得了良好成绩,而美国在去年失去头把交椅之后,今年又下降至第4位。渣打银行预计,2014年前亚洲在全球的增长比率比西方市场的其他国家要大。
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进行计算,野村综合研究所预测2012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会是1/3,中印两国的贡献率为45%,整个新兴市场会贡献3/4的增长。“这反映出一个非常健康的全球经济的融合过程。”保罗.施尔德说,“危机前的状况已经不再可能持续下去,全球经济正在重新平衡的过程当中。”
“很多西方比较富裕的跨国公司跟我们说,他们新的投资项目希望更多集中在新兴市场。”9月15日的论坛上,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首席经济学家兼集团总裁杰勒德.里昂介绍说,亚洲货币储备以前占全球货币储备1/3,现在占2/3,以前的储蓄货币主要是美元,现在是一种被动的多元化,“不是说卖掉美元,而是不再买美元的资产”。
在夏季达沃斯首日的一场探讨“在华跨国公司的未来之路”分论坛上,可口可乐太平洋集团总裁耿卓栋表示,对于任何在华的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天下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承诺,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并将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改善外商投资兴业环境。
新兴市场国家也正争取在诸如IMF、G20等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以符合其逐步增长的经济贡献和对于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影响力。比如,在9月13日上午“G20与全球经济治理”分论坛上,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坦言,希望新兴经济体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而且还能够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她希望在11月的首尔G20峰会上,能够讨论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希望有政治推动的举动,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一个“21世纪论坛”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认为,金融危机让世界决策权力中心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转移的时间提前了5至10年。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甚至表示,世界发展的重心已经转向了中国,“目前世界经济、政治、科学和技术力量正在以比任何预期都要快的速度实现新的平衡,这种地缘上的新平衡表现在新的发展重心已经转向了亚洲,也就是转向了中国。”
推动可持续增长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在崛起,但同时还面临很多挑战。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5日在分论坛“全球经济展望”上表示:“我有一些担心就是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更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更有效地提高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大家共同居住的地球环境。”
马建堂所担忧的,正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美国LRN创始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Dov Seidman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认为,现在所经历的危机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行为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危机,“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他希望能够基于可持续的价值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信任、诚实、透明度,“这些价值使得人人的关系得以发展,没有这种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创新,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增长。”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创新。
什么是可持续性?在论坛执行董事、议程及全球议程理事会负责人豪威尔.李看来,“可持续性”与资源稀缺带来的挑战,以及全球公共利益管理息息相关。他告诉媒体:“人口变化、经济系统性风险和商业规范转变都迫使我们反思未来公共支出、养老金发放的可持续性,现有经济管理体系的耐久性,以及不同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的长久性。”
央行顾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认为,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是三个“和谐”:“最核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在9月15日夏季达沃斯论坛间隙,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与会的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C. Otto Scharmer甚至认为,应该关注整个大的系统,把系统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结合起来,“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系统当中的瓶颈在哪儿,能够利用全球的资源来解决这个瓶颈。”在见证了柏林墙倒塌、非洲宗族隔离政策废除以及亚洲崛起的C. Otto Scharmer看来:“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最大的变化其实还没有发生。”他说,最重要的是,企业、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需要改变,要进行集体的创新。
在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厚刚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然生态的可持续,二是组织生态的可持续。他在达沃斯论坛的最后一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民间、企业的协作非常重要,同时还要关注自然资源危机。
可持续增长的理念已然进入政府的决策体系。“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马建堂9月15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统计系统要设计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引导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各个行为主体朝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转变。 ★
9月13日,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召开。继去年探讨“重振增长”之后,今年来自85个国家的1500多名政商学界精英,试图寻求经济健康发展良策。
“如果能够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中作出重要的贡献,为世界提供观点、想法、政策以及解决方案,以实现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时代的话,我们将会非常自豪。”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在危机之后的新时代,应该是“一个将解决社会问题纳入发展模式,特别是商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时代”。
二次探底的风险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这被视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随后,美国国际集团、美林证券等一批高级金融机构相继受到冲击,危机又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冰岛、迪拜甚至举国陷入破产危机。为了挽救危机,2008年10月开始,各国相继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和金融救援方案。
两年后的9月15日,是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最后一天。这天中午12点开始的“全球经济展望”环节,以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吸引了上千与会者,人们都想知道全球经济复苏是否能够继续下去。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主持了这个分论坛,他本人直言对经济判断“没有太多的信心”。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均认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下行风险正在加大。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日前向媒体表示:“虽然目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并未发生,但风险一直存在。”他说,“刺激政策的退出,要谨慎从事,相机而行。”
然而,在这个备受瞩目的“全球经济展望”环节,来自中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和公司的代表大都比较乐观。
比如,美国IHS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纳瑞蒙.贝尔拉夫什,就认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概率不大,并逐一排除了可能会造成二次探底的五个因素。“施瓦布教授和巴菲特两个人已经不会说有探底。”他说,“根据我们的内部分析,再次探底的可能性确实相对比较有限,大概有25%左右的可能性。”
杰勒德.里昂,这位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首席经济学家兼集团总裁,甚至直言他对整体的世界经济非常乐观。“如果说经济复苏是一杯水的话,现在已经填满了三分之二,我们今后的目光还是会放在空的三分之一。”他说,“短期内我们需要有谨慎的态度,尽管这样,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愿望还是可以感到很乐观。”
马丁.沃尔夫显然没有那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尽管惊讶于“中国经济非常杰出的表现”,也承认已经达成“谨慎而乐观”的共识,但在9月15日下午1点论坛快要结束时,他仍然“很后悔没有能够去谈前景当中可能潜在的一些问题”。
在马丁.沃尔夫的总结陈词里面,他认为会议只是弄清楚了:“新兴市场不错,中国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发达世界经过几个季度的波折之后还会走向复苏。”
聚焦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的崛起成为经济复苏中的主力军。达沃斯论坛发布的《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亚洲的几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排名取得了良好成绩,而美国在去年失去头把交椅之后,今年又下降至第4位。渣打银行预计,2014年前亚洲在全球的增长比率比西方市场的其他国家要大。
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进行计算,野村综合研究所预测2012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会是1/3,中印两国的贡献率为45%,整个新兴市场会贡献3/4的增长。“这反映出一个非常健康的全球经济的融合过程。”保罗.施尔德说,“危机前的状况已经不再可能持续下去,全球经济正在重新平衡的过程当中。”
“很多西方比较富裕的跨国公司跟我们说,他们新的投资项目希望更多集中在新兴市场。”9月15日的论坛上,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首席经济学家兼集团总裁杰勒德.里昂介绍说,亚洲货币储备以前占全球货币储备1/3,现在占2/3,以前的储蓄货币主要是美元,现在是一种被动的多元化,“不是说卖掉美元,而是不再买美元的资产”。
在夏季达沃斯首日的一场探讨“在华跨国公司的未来之路”分论坛上,可口可乐太平洋集团总裁耿卓栋表示,对于任何在华的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天下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承诺,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并将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改善外商投资兴业环境。
新兴市场国家也正争取在诸如IMF、G20等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以符合其逐步增长的经济贡献和对于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影响力。比如,在9月13日上午“G20与全球经济治理”分论坛上,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坦言,希望新兴经济体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而且还能够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她希望在11月的首尔G20峰会上,能够讨论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希望有政治推动的举动,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一个“21世纪论坛”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认为,金融危机让世界决策权力中心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转移的时间提前了5至10年。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甚至表示,世界发展的重心已经转向了中国,“目前世界经济、政治、科学和技术力量正在以比任何预期都要快的速度实现新的平衡,这种地缘上的新平衡表现在新的发展重心已经转向了亚洲,也就是转向了中国。”
推动可持续增长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在崛起,但同时还面临很多挑战。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5日在分论坛“全球经济展望”上表示:“我有一些担心就是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更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更有效地提高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大家共同居住的地球环境。”
马建堂所担忧的,正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美国LRN创始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Dov Seidman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认为,现在所经历的危机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行为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危机,“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他希望能够基于可持续的价值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信任、诚实、透明度,“这些价值使得人人的关系得以发展,没有这种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创新,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增长。”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创新。
什么是可持续性?在论坛执行董事、议程及全球议程理事会负责人豪威尔.李看来,“可持续性”与资源稀缺带来的挑战,以及全球公共利益管理息息相关。他告诉媒体:“人口变化、经济系统性风险和商业规范转变都迫使我们反思未来公共支出、养老金发放的可持续性,现有经济管理体系的耐久性,以及不同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的长久性。”
央行顾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认为,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是三个“和谐”:“最核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在9月15日夏季达沃斯论坛间隙,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与会的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C. Otto Scharmer甚至认为,应该关注整个大的系统,把系统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结合起来,“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系统当中的瓶颈在哪儿,能够利用全球的资源来解决这个瓶颈。”在见证了柏林墙倒塌、非洲宗族隔离政策废除以及亚洲崛起的C. Otto Scharmer看来:“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最大的变化其实还没有发生。”他说,最重要的是,企业、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需要改变,要进行集体的创新。
在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厚刚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然生态的可持续,二是组织生态的可持续。他在达沃斯论坛的最后一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民间、企业的协作非常重要,同时还要关注自然资源危机。
可持续增长的理念已然进入政府的决策体系。“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马建堂9月15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统计系统要设计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引导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各个行为主体朝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