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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澳大利亚似乎总是在强调“澳中关系很重要”，但又不时弄出一些波澜。
正文：今年9月，阿博特总理将日本称作澳大利亚在亚太“最亲密伙伴”，甚至失言对二战中日军的“勇敢”表示“敬意”，澳洲不仅在达尔文港等地扩大接纳美国军事存在的规模，而且并不隐讳此举可能令中国感到“不快”，甚至，阿博特总理还曾出言批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但同样是澳大利亚，先是在今年10月和中国达成联手惩办外逃贪官方面的协议，从而成为中国贪官三大外逃目的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中，率先和中国达成这一协定的国家，继而又在11月17日宣布和中国完成了关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部谈判，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成为较早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之一。
中澳关系的历史渊源
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可上溯至清代。清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就有意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并提出领事馆应设在悉尼，但当时澳大利亚外交由英国负责，后者百般阻挠，致使中澳始终无法直接建立外交关系。1901年，澳大利亚宣布在英联邦内部自治，从而减少了中澳建交的障碍，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双方达成建交协议，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领事梁澜勋抵达悉尼上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和澳大利亚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友，此时日本为欺骗中国和亚太人民，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涂抹上“民族解放”、“反西方殖民”色彩，在中国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并一手导演了“废除治外法权”的闹剧。
这出闹剧客观上迫使美英等国不得不正视中国人民对不平等外交的强烈不满，其结果，就是1941年底至1942年初，参加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纷纷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将原先代办级、领事级或公使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以示对中国的尊重。在这样的潮流里，澳大利亚也和当时定陪都于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首任驻华大使为澳大利亚联邦拨款委员会主席F.艾格莱斯顿，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则是前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当时的工党政府不希望自己“标新立异”，决定等到1950年英联邦外长会议再做定夺。工党在澳大利亚各主要政党中倾向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不敢自作主张，当时他们得到消息，称英国可能很快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等英国先有所动作再跟进不迟。
正如消息所预示的，英国在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主要国家，两国后来还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意外的是，此前1个月，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却在大选中败给了自由党政府，而后者的政策导向是“和美国保持一致”，如此一来，英国的“榜样作用”也就无济于事了。
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澳大利亚作为“联合国军”一部参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曾与澳大利亚陆军、空军发生交战，澳大利亚在朝鲜战争中死亡1591人。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加入带有防堵中国色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此后又参加了越战。
不过澳大利亚离中国相距遥远，双方并没有任何领土主权争端，澳大利亚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和越战中所负担的任务，是确保澳大利亚西海岸和南海间的航道安全，而当时中国海上实力薄弱，双方也无从发生冲突。
1971年，澳大利亚得知美中秘密谈判的消息，其驻法国大使阿兰·雷努夫开始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秘密会晤，探讨改善双边关系问题，但当时的自由党威廉.麦克马洪政府拒绝采纳“中澳建交”建议。
这年7月，主张中澳建交的自由党组成以惠特拉姆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当时越战陷入泥淖、英国早已承认新中国，和美中间也在迅速接近背景下，麦克马洪的立场遭到普遍质疑，最终在1972年败选，惠特拉姆的工党获胜，他本人任总理，12月21日中澳建交。
又远又近的矛盾体
1996年起担任澳大利亚总理达11年之久的约翰·霍华德曾先后6次访华，奠定了中澳两国“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双边关系的基础，他也一度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正是这位“老朋友”在2007年6月会晤达赖喇嘛，让一直波澜不兴的中澳关系，首次奏出了重重的一声不和谐音。
霍华德后两度出任总理的陆克文，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第一位能说流利汉语的政府首脑，他上台后一度被中国方面寄予厚望，他本人也一再强调“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同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重点”，并发表过反对“台独”，支持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等方面的言论。但自2009年力拓“胡士泰”事件后，迫于党内外压力，陆克文对华态度一度大转向，在他第一任期内，中澳之间接连发生所谓“三大案”（胡士泰事件、热比娅签证事件即2009年7月陆克文政府允许热比娅出席墨尔本电影节事件，中铝增持力拓股份失败事件），导致中澳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低点。
吉拉德执政期间中澳经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外交上的僵局也被打破，但2011年11月，该政府批准美国增兵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这被中国认为是“配合美国防堵中国”。
到了阿博特时代，尽管阿博特和国防部长约翰斯顿、财长霍基、外长毕晓普等一再强调“中澳关系和澳美关系对澳大利亚同等重要”，但如前所述，不和谐音也不时传出。
中澳间的关系就仿佛一对又远又近、既远且近的矛盾体，时而显得很亲密，时而又曝出一些不愉快的杂音。——抽文
政党、地方和政客的声音
如前所述，在中澳建交之前、之初，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中，工党主张对华友好，将美澳和澳中关系同等看待，自由党则主张依靠美澳新同盟，和中国保持距离。
但这种差异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发生巨大变化。
如今工党和自由党均强调“平衡外交”，工党政府批准美军入驻达尔文，而自由党政府却和中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两党都曾对中国人权等问题发表批评意见，却又都强调澳中关系的重要意义。
正文：今年9月，阿博特总理将日本称作澳大利亚在亚太“最亲密伙伴”，甚至失言对二战中日军的“勇敢”表示“敬意”，澳洲不仅在达尔文港等地扩大接纳美国军事存在的规模，而且并不隐讳此举可能令中国感到“不快”，甚至，阿博特总理还曾出言批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但同样是澳大利亚，先是在今年10月和中国达成联手惩办外逃贪官方面的协议，从而成为中国贪官三大外逃目的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中，率先和中国达成这一协定的国家，继而又在11月17日宣布和中国完成了关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部谈判，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成为较早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之一。
中澳关系的历史渊源
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可上溯至清代。清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就有意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并提出领事馆应设在悉尼，但当时澳大利亚外交由英国负责，后者百般阻挠，致使中澳始终无法直接建立外交关系。1901年，澳大利亚宣布在英联邦内部自治，从而减少了中澳建交的障碍，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双方达成建交协议，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领事梁澜勋抵达悉尼上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和澳大利亚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友，此时日本为欺骗中国和亚太人民，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涂抹上“民族解放”、“反西方殖民”色彩，在中国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并一手导演了“废除治外法权”的闹剧。
这出闹剧客观上迫使美英等国不得不正视中国人民对不平等外交的强烈不满，其结果，就是1941年底至1942年初，参加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纷纷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将原先代办级、领事级或公使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以示对中国的尊重。在这样的潮流里，澳大利亚也和当时定陪都于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首任驻华大使为澳大利亚联邦拨款委员会主席F.艾格莱斯顿，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则是前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当时的工党政府不希望自己“标新立异”，决定等到1950年英联邦外长会议再做定夺。工党在澳大利亚各主要政党中倾向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不敢自作主张，当时他们得到消息，称英国可能很快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等英国先有所动作再跟进不迟。
正如消息所预示的，英国在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主要国家，两国后来还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意外的是，此前1个月，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却在大选中败给了自由党政府，而后者的政策导向是“和美国保持一致”，如此一来，英国的“榜样作用”也就无济于事了。
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澳大利亚作为“联合国军”一部参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曾与澳大利亚陆军、空军发生交战，澳大利亚在朝鲜战争中死亡1591人。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加入带有防堵中国色彩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此后又参加了越战。
不过澳大利亚离中国相距遥远，双方并没有任何领土主权争端，澳大利亚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和越战中所负担的任务，是确保澳大利亚西海岸和南海间的航道安全，而当时中国海上实力薄弱，双方也无从发生冲突。
1971年，澳大利亚得知美中秘密谈判的消息，其驻法国大使阿兰·雷努夫开始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秘密会晤，探讨改善双边关系问题，但当时的自由党威廉.麦克马洪政府拒绝采纳“中澳建交”建议。
这年7月，主张中澳建交的自由党组成以惠特拉姆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当时越战陷入泥淖、英国早已承认新中国，和美中间也在迅速接近背景下，麦克马洪的立场遭到普遍质疑，最终在1972年败选，惠特拉姆的工党获胜，他本人任总理，12月21日中澳建交。
又远又近的矛盾体
1996年起担任澳大利亚总理达11年之久的约翰·霍华德曾先后6次访华，奠定了中澳两国“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双边关系的基础，他也一度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正是这位“老朋友”在2007年6月会晤达赖喇嘛，让一直波澜不兴的中澳关系，首次奏出了重重的一声不和谐音。
霍华德后两度出任总理的陆克文，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第一位能说流利汉语的政府首脑，他上台后一度被中国方面寄予厚望，他本人也一再强调“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同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重点”，并发表过反对“台独”，支持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等方面的言论。但自2009年力拓“胡士泰”事件后，迫于党内外压力，陆克文对华态度一度大转向，在他第一任期内，中澳之间接连发生所谓“三大案”（胡士泰事件、热比娅签证事件即2009年7月陆克文政府允许热比娅出席墨尔本电影节事件，中铝增持力拓股份失败事件），导致中澳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低点。
吉拉德执政期间中澳经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外交上的僵局也被打破，但2011年11月，该政府批准美国增兵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这被中国认为是“配合美国防堵中国”。
到了阿博特时代，尽管阿博特和国防部长约翰斯顿、财长霍基、外长毕晓普等一再强调“中澳关系和澳美关系对澳大利亚同等重要”，但如前所述，不和谐音也不时传出。
中澳间的关系就仿佛一对又远又近、既远且近的矛盾体，时而显得很亲密，时而又曝出一些不愉快的杂音。——抽文
政党、地方和政客的声音
如前所述，在中澳建交之前、之初，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中，工党主张对华友好，将美澳和澳中关系同等看待，自由党则主张依靠美澳新同盟，和中国保持距离。
但这种差异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发生巨大变化。
如今工党和自由党均强调“平衡外交”，工党政府批准美军入驻达尔文，而自由党政府却和中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两党都曾对中国人权等问题发表批评意见，却又都强调澳中关系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