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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农民增收 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 问题。千方百计让农民增收，是中央一号文件的关 键词之一，是2004年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传 递了一个重要政策信号，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增收 问题，并将它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三农”问题最根本、最突出的是农民增收问 题。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 段，是农村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的时期，是农产品 供给最丰富的时期，也是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 期。从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人平均每年的增 长率为4％，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半，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有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的GDP增长速度，重视了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忽视了农民的利益，甚至在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违规占用耕地，又不给农 民以合理补偿。而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广 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农民的收入都有较快的增 长，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 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不仅制约 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 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的实现。因此，让农民增收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 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尽快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这是评判各级领导干 部工作业绩的实实在在的标尺。(新华社2月10日) 资料1
三农问题的五个1号文件
1982年1月第1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或大包于“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1月第2个“一号文件”说明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1月第3个“一号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
1985年1月第4个“一号文件”调整农村产业 结构，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将农业税由 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1986年1月第5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 方针政策，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新浪网) 资料2 党的好政策到了基层别走样
“近几年来，国家对咱农民的事越来越重视，又是农村税费改革，又是关注农民工工资，近期又搞农村合作医疗，相信以后，国家会给农民出台一系列更好的政策，领着咱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但我们就怕这些好政策被一些基层干部‘贪污’，执行得走了样!”
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记者的一位叔叔是 村里的致富能手，七里八乡走的地方多，对国家政 策了解得也不少。他说：“国家在农村推行税费改 革，砍掉原先的三提五统，改向农民征收农业税，本 来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可去年有的村收农业税的时 候加收了将近10元钱，说是自筹修建学校的款项。 这是明显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可农民不敢和基层干 部作对，大家不得不忍气吞声交了钱。党的减轻农 民负担的好政策，被基层干部执行得走了样。”年底 扶贫送温暖在有的地方也变了味或搞起了形式主 义。记者上初中时的一个同窗好友一边务农一边在 乡里上班，听他讲，在个别乡镇，贫困老人拄着拐棍 一走几十里地到乡政府请求救助，却领不到几十元 钱，一些村干部却因和乡干部走得“近乎”，吃起了 数额一二百元不等的救助。据外县一位在政府部门 工作的远房亲戚介绍，一个单位扶贫送愠暖，本来 扶贫的钱已经送到了贫困户家中，可是由于上级领 导要来“慰问”，电视台还要“拍几个镜头”，单位的 人竟然把钱从贫困户手里要了回去，“经领导的手” 又送给了贫困户。
亲戚朋友们说：“新的一年开始了，希望各级 政府部门能狠抓落实，把针对农民的各项政策落 到实处，千万别让中央给农民的一些好政策走了 过场。”谁最应该看《中国农民调查》?
真情凝于笔端，事实胜于雄辩。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记录得触目惊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经发表，立即弓[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但据报道，因为该书的定价比较高，以至于很多农民根本买不起书，《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对此“很心酸也很遗憾”。 (《北京娱乐信报》2月15日)
作为书中的“主人公”，广大农民如果都能读读“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它毕竟说出了绝大多数农民想说却说不出来也难以传播出去的心里话。然而，我却在想：陈桂棣夫妇的调查难道仅仅是为了安慰农民吗?
我买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翻了翻，也没有细读，也不准备细读。一、我在农村长大，对农民本来就很了解；二、几年来，我看了很多有关农村的报道，不读此书，也知道“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三、我感情脆弱，担心自己流泪太多，更担心自己的眼泪白白地流掉……看到书中那饱含着血泪的细节，我在想：那些在城里养尊处优、脑中没有农村艰辛、眼中只有都市繁华的官员们，愿意读这满纸辛酸的文字吗?如果他们不读此书，更谈不上解决问题，那么农民们，包括我们这些位卑未敢忘“农民”的书生们，读了又有何用呢?
所以，我觉得，《中国农民调查》不仅仅是写给农民看的，它最重要、最关键的读者应该是决定着农民命运的决策者们——这并不是为了企求同情，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反省自己，并真正行动起来。各级决策者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城乡差距越拉越大?自己真正重视农村工作了吗?
笔者觉得，《中国农民调查》应该成为眼下各级领导干部的“必读书”，购书费用财政埋单也未尝不可——但如果领导干部们根本不愿意读它，甚至读了也无动于衷，那就不仅是让人“心酸和遗憾”，而是令人“失望和痛心”了。《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良心永远不得安宁
我是一口气读完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我说过，这在我近十年的阅读历史里是没有过的。通宵达旦读这本书，我付出的代价是头疼一周。但更让我疼的是，我们这些新闻人渐次消磨的勇气，沉湎于琐碎的浮躁和惟命是从的强欢。《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这些自诩维护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记者们无地自容，而且将被良心和正义拷问不停，并永远不得安宁。
《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发现，在多少次的新闻事件面前，我们有过多少次有意和无意的缺席。书中有许多在新闻界是人所共知的东西，但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正视它，而是将它作为谈资和传闻，在圈子里来回地重复着，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麻木和淡漠而感到脸红，包括我自己。
作为记者，我们会有许多不安。但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件令我不安的事今天已变成一种负罪。
前年的冬季，一位40岁的农村妇女，因为举报村长的恶行，受到打击迫害。她不服，偷偷摸摸从淮北平原的一个乡村一瘸一拐地来到省城。她一走到我的面前，就立刻跪地痛哭。见惯了这种投诉的场面，我并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安慰，只是让她将材料给我看看。没想到，她从破烂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并颤抖地打开，有几根像皮筋一样的东西粘在纸上，我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她哭着说，这就是村长派人从她脚根上抽出来的脚筋。她的话音刚落，我浑身从头麻到脚，不仅因为它太不可思议，也因为我见不得这残忍的场面。我立刻让她收起来，在一番安慰后作了保证，一定帮她讨个公道。此后，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最终不了了之。
陈桂棣夫妇做了我们新闻人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如果作为普通读者看了这本书后可以说“很感动”的话，作为新闻记者，我只有惭愧和自责。
惟一值得宽慰的是：陈桂棣夫妇毕竟帮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出口。如果我们仍不能从这个出口勇敢突围，中国的新闻人剩下的就只有两个字：堕落。
“三农”问题最根本、最突出的是农民增收问 题。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 段，是农村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的时期，是农产品 供给最丰富的时期，也是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 期。从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人平均每年的增 长率为4％，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半，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有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的GDP增长速度，重视了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忽视了农民的利益，甚至在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违规占用耕地，又不给农 民以合理补偿。而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广 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农民的收入都有较快的增 长，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 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不仅制约 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 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的实现。因此，让农民增收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 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尽快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这是评判各级领导干 部工作业绩的实实在在的标尺。(新华社2月10日) 资料1
三农问题的五个1号文件
1982年1月第1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或大包于“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1月第2个“一号文件”说明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1月第3个“一号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
1985年1月第4个“一号文件”调整农村产业 结构，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将农业税由 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1986年1月第5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 方针政策，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新浪网) 资料2 党的好政策到了基层别走样
“近几年来，国家对咱农民的事越来越重视，又是农村税费改革，又是关注农民工工资，近期又搞农村合作医疗，相信以后，国家会给农民出台一系列更好的政策，领着咱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但我们就怕这些好政策被一些基层干部‘贪污’，执行得走了样!”
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记者的一位叔叔是 村里的致富能手，七里八乡走的地方多，对国家政 策了解得也不少。他说：“国家在农村推行税费改 革，砍掉原先的三提五统，改向农民征收农业税，本 来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可去年有的村收农业税的时 候加收了将近10元钱，说是自筹修建学校的款项。 这是明显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可农民不敢和基层干 部作对，大家不得不忍气吞声交了钱。党的减轻农 民负担的好政策，被基层干部执行得走了样。”年底 扶贫送温暖在有的地方也变了味或搞起了形式主 义。记者上初中时的一个同窗好友一边务农一边在 乡里上班，听他讲，在个别乡镇，贫困老人拄着拐棍 一走几十里地到乡政府请求救助，却领不到几十元 钱，一些村干部却因和乡干部走得“近乎”，吃起了 数额一二百元不等的救助。据外县一位在政府部门 工作的远房亲戚介绍，一个单位扶贫送愠暖，本来 扶贫的钱已经送到了贫困户家中，可是由于上级领 导要来“慰问”，电视台还要“拍几个镜头”，单位的 人竟然把钱从贫困户手里要了回去，“经领导的手” 又送给了贫困户。
亲戚朋友们说：“新的一年开始了，希望各级 政府部门能狠抓落实，把针对农民的各项政策落 到实处，千万别让中央给农民的一些好政策走了 过场。”谁最应该看《中国农民调查》?
真情凝于笔端，事实胜于雄辩。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记录得触目惊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经发表，立即弓[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但据报道，因为该书的定价比较高，以至于很多农民根本买不起书，《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对此“很心酸也很遗憾”。 (《北京娱乐信报》2月15日)
作为书中的“主人公”，广大农民如果都能读读“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它毕竟说出了绝大多数农民想说却说不出来也难以传播出去的心里话。然而，我却在想：陈桂棣夫妇的调查难道仅仅是为了安慰农民吗?
我买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翻了翻，也没有细读，也不准备细读。一、我在农村长大，对农民本来就很了解；二、几年来，我看了很多有关农村的报道，不读此书，也知道“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三、我感情脆弱，担心自己流泪太多，更担心自己的眼泪白白地流掉……看到书中那饱含着血泪的细节，我在想：那些在城里养尊处优、脑中没有农村艰辛、眼中只有都市繁华的官员们，愿意读这满纸辛酸的文字吗?如果他们不读此书，更谈不上解决问题，那么农民们，包括我们这些位卑未敢忘“农民”的书生们，读了又有何用呢?
所以，我觉得，《中国农民调查》不仅仅是写给农民看的，它最重要、最关键的读者应该是决定着农民命运的决策者们——这并不是为了企求同情，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反省自己，并真正行动起来。各级决策者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城乡差距越拉越大?自己真正重视农村工作了吗?
笔者觉得，《中国农民调查》应该成为眼下各级领导干部的“必读书”，购书费用财政埋单也未尝不可——但如果领导干部们根本不愿意读它，甚至读了也无动于衷，那就不仅是让人“心酸和遗憾”，而是令人“失望和痛心”了。《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良心永远不得安宁
我是一口气读完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我说过，这在我近十年的阅读历史里是没有过的。通宵达旦读这本书，我付出的代价是头疼一周。但更让我疼的是，我们这些新闻人渐次消磨的勇气，沉湎于琐碎的浮躁和惟命是从的强欢。《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这些自诩维护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记者们无地自容，而且将被良心和正义拷问不停，并永远不得安宁。
《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发现，在多少次的新闻事件面前，我们有过多少次有意和无意的缺席。书中有许多在新闻界是人所共知的东西，但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正视它，而是将它作为谈资和传闻，在圈子里来回地重复着，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麻木和淡漠而感到脸红，包括我自己。
作为记者，我们会有许多不安。但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件令我不安的事今天已变成一种负罪。
前年的冬季，一位40岁的农村妇女，因为举报村长的恶行，受到打击迫害。她不服，偷偷摸摸从淮北平原的一个乡村一瘸一拐地来到省城。她一走到我的面前，就立刻跪地痛哭。见惯了这种投诉的场面，我并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安慰，只是让她将材料给我看看。没想到，她从破烂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并颤抖地打开，有几根像皮筋一样的东西粘在纸上，我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她哭着说，这就是村长派人从她脚根上抽出来的脚筋。她的话音刚落，我浑身从头麻到脚，不仅因为它太不可思议，也因为我见不得这残忍的场面。我立刻让她收起来，在一番安慰后作了保证，一定帮她讨个公道。此后，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最终不了了之。
陈桂棣夫妇做了我们新闻人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如果作为普通读者看了这本书后可以说“很感动”的话，作为新闻记者，我只有惭愧和自责。
惟一值得宽慰的是：陈桂棣夫妇毕竟帮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出口。如果我们仍不能从这个出口勇敢突围，中国的新闻人剩下的就只有两个字：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