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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信用，有噱头却不滑头，是上海职场—贯的行业准则与职业道德。
黄永玉曾经说过一段趣事，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们那个小城凤凰若是有人去过大上海，那绝对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而当时湖南人对于上海最直观的印象，莫过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会，有一次，一位刚从上海回来的同乡在众人面前夸耀：“上海的摩天大楼，高到你抬头望帽子都会掉下!”没想到纯朴的凤凰人在惊讶之余，随即接口：“那你不会手按住帽子再抬头看么?”
可以说，当年只有游走在这些雕饰繁复、气派宏伟、巍峨大气的外滩建筑群中，上海的繁华金梦才变得如此真实可信，而一家家洋行、银行、政府机关里进进出出，身穿西装，梳着油光铮亮三七开发型的每一位老上海职员，也仿佛别有一番荣耀感与自信心。
“学生意”进洋行
“老上海的职场，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信用。小到初进门的学徒，大到洋行买办，无不讲究这两个字。”87岁高龄的作家沈寂先生向《新民周刊》记者侃侃而谈，往昔流金岁月的斑驳光影，霎时间在老人明亮的眼眸间鲜活生动起来。
据史料记载，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租界人口逐渐呈递增趋势，华人与外侨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这其中，外侨多为当年第一批前来淘金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是向本国银行贷款，带着投资资本与冒险精神来到上海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当时刚刚起步的各个领域中进行资本输入，同时又将一套完整、规范的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带入了上海。而在租界生活的华人，不少都是洋行中的职员、买办，为外国老板打工，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从而为自己赚取“第一桶金”。
这群第一批洋行职员，一般都曾是老城廂钱庄或杂货铺的“学生意”，且来自各地，后来钱庄的资本小，逐渐被外国银行所取代，杂货铺的待遇也远没有洋行高，于是这批学徒转而投身银行或洋行，并在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会了一套“洋泾浜英语”，从而成为外国人来中国投资的最好帮手，也成就了第一代买办。
“老上海的职员，往往出身贫寒。且不论大小，一律从练习生开始做起。哪怕是当年大亨杜月笙的儿子，也是从他老爸开的中汇大楼开始从学徒做起的。”作为过来人的沈寂，曾是上海滩棉花大王家的小开，介绍起旧上海职场种种规矩，更可谓如数家珍：一进洋行大门，首先看到的必定是一个硕大的天平秤，以此表示公平交易。在签署各项合同时，无论盈亏，都清晰地注明双方所承担的金额，丝毫不含糊。当时洋行最高领导为“大班”，下设两个“二班”，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经理，随后是“大写”，即部门经理，“小写”则相当于助理或秘书，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则皆为职员。
旧职场规则
在职员的穿着上，颇为讲究，必须整洁统一，从西装到领结，都要整整齐齐，同时规定，所有人员必须在老板上班之前到达洋行，若是一般的劳工，则规定需要在职员进入洋行前将办公室打扫干净，做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若劳工没有打扫干净，那么任谁都不能走进办公室。这套规矩极为严格。职员上班，必须排队坐电梯进入办公室，走路时要求脚步轻盘，不能发出响声，进出大楼还需要领牌子，次序井然，极为严格。
在大楼内，不论大小职员均禁止喧哗，甚至连喷嚏都不能打，因为外国人特别敏感，生怕传染感冒。此外，办公室内甚至没有痰盂，所有员工都要求带好白色手绢擦拭，绝对不允许在办公室内吃东西，更不能抽烟，对于上级命令要绝对服从且很少有争辩的机会，无论在哪里遇见高层，一定要求放下手头工作，毕恭毕敬站好，四十五度鞠躬并叫一声“sir”。因为在这个外国人占主导的特权环境里，只有外籍职员才能掌握最为关键的技术和职位，职员阶层注定只能处处受制……然而，所有的苛刻规定毕竟都是有回报的，哪怕起早贪黑，哪怕受尽管制，哪怕升迁无望，但职员的待遇毕竟明显高于当时其他职业。据考证，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一个高级洋行的华人职员能拿到每月2000元的高薪待遇，邮局的一等职工则是400元，而一家普通工厂工人的工资仅有三四十元，黄包车夫月收入更低，仅15元左右。难怪当时社会流行一句俗语：“海关是金饭碗，银行是银饭碗，铁路局是铜饭碗。”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在1938年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估算，上世纪30年代，分布于政府机关、警察机构、洋行、工厂、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的职员，有将近二三十万之多，居当时全国第一。
待遇优厚固然是上海市民阶层向往做职员的重要原因，同时，洋行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洋派的生活作风也逐渐影响了上海市民的价值观念、文化品位与生活习惯。这一点，可以从张爱玲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文艺电影、争奇斗艳的画报故事中得以印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学生意”的练习生尽管还不能拿到高薪，但却有着一个十分独特的福利——允许在晚上选择不同课程进修。一应学费均可由老板承担。因此，当时夜校开设极多，课程也从英语、法语到金融、美术等，包罗万象。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曾经就在自传中详细描述过自己当年作为“学生意”，为了打发夜晚时间而去进修英语的往事。
除了洋行等外国企业，在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各类商铺中，学生意同样有着许多独特窍门与行业文化。沈寂先生举例，当时绸布店学徒，不仅识得一手好衣料，更能凭肉眼量尺寸，分毫不差，再如南货店，什么顾客需要怎样价位的商品，每一种干货分别是何时进货，新鲜与否，名贵程度，都要靠职员的直观判断与丰富烂熟于胸，还有百货商店，所有职员穿着统一的制服，全天直挺挺地站立在柜台内，永远面带微笑，热情服务，无论顾客买与不买，都要主动热情，不能让顾客有丝毫难堪，信奉“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原则，和气生财。“讲信用，有噱头却不滑头，是上海职场一贯的行业准则与职业道德。可以说，当时尽管有着很多花哨噱头的广告，但的的确确没有任何假货，诚信是整个商业社会的根本原则。”
当然，凡事有利有弊，不少历史学家承认，旧上海商业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先进性，可同时，老上海职场又以其严谨的规矩与清晰的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了上海人“小心谨慎、顾及个人利益、不外露、不张扬、缺少闯劲”的性格特征。然而，无论褒贬，任凭风吹雨打，老上海的职业精神，不依旧能在今天的社会职场中找到昔日的影子么?
黄永玉曾经说过一段趣事，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们那个小城凤凰若是有人去过大上海，那绝对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而当时湖南人对于上海最直观的印象，莫过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会，有一次，一位刚从上海回来的同乡在众人面前夸耀：“上海的摩天大楼，高到你抬头望帽子都会掉下!”没想到纯朴的凤凰人在惊讶之余，随即接口：“那你不会手按住帽子再抬头看么?”
可以说，当年只有游走在这些雕饰繁复、气派宏伟、巍峨大气的外滩建筑群中，上海的繁华金梦才变得如此真实可信，而一家家洋行、银行、政府机关里进进出出，身穿西装，梳着油光铮亮三七开发型的每一位老上海职员，也仿佛别有一番荣耀感与自信心。
“学生意”进洋行
“老上海的职场，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信用。小到初进门的学徒，大到洋行买办，无不讲究这两个字。”87岁高龄的作家沈寂先生向《新民周刊》记者侃侃而谈，往昔流金岁月的斑驳光影，霎时间在老人明亮的眼眸间鲜活生动起来。
据史料记载，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租界人口逐渐呈递增趋势，华人与外侨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这其中，外侨多为当年第一批前来淘金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是向本国银行贷款，带着投资资本与冒险精神来到上海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当时刚刚起步的各个领域中进行资本输入，同时又将一套完整、规范的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带入了上海。而在租界生活的华人，不少都是洋行中的职员、买办，为外国老板打工，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从而为自己赚取“第一桶金”。
这群第一批洋行职员，一般都曾是老城廂钱庄或杂货铺的“学生意”，且来自各地，后来钱庄的资本小，逐渐被外国银行所取代，杂货铺的待遇也远没有洋行高，于是这批学徒转而投身银行或洋行，并在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会了一套“洋泾浜英语”，从而成为外国人来中国投资的最好帮手，也成就了第一代买办。
“老上海的职员，往往出身贫寒。且不论大小，一律从练习生开始做起。哪怕是当年大亨杜月笙的儿子，也是从他老爸开的中汇大楼开始从学徒做起的。”作为过来人的沈寂，曾是上海滩棉花大王家的小开，介绍起旧上海职场种种规矩，更可谓如数家珍：一进洋行大门，首先看到的必定是一个硕大的天平秤，以此表示公平交易。在签署各项合同时，无论盈亏，都清晰地注明双方所承担的金额，丝毫不含糊。当时洋行最高领导为“大班”，下设两个“二班”，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经理，随后是“大写”，即部门经理，“小写”则相当于助理或秘书，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则皆为职员。
旧职场规则
在职员的穿着上，颇为讲究，必须整洁统一，从西装到领结，都要整整齐齐，同时规定，所有人员必须在老板上班之前到达洋行，若是一般的劳工，则规定需要在职员进入洋行前将办公室打扫干净，做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若劳工没有打扫干净，那么任谁都不能走进办公室。这套规矩极为严格。职员上班，必须排队坐电梯进入办公室，走路时要求脚步轻盘，不能发出响声，进出大楼还需要领牌子，次序井然，极为严格。
在大楼内，不论大小职员均禁止喧哗，甚至连喷嚏都不能打，因为外国人特别敏感，生怕传染感冒。此外，办公室内甚至没有痰盂，所有员工都要求带好白色手绢擦拭，绝对不允许在办公室内吃东西，更不能抽烟，对于上级命令要绝对服从且很少有争辩的机会，无论在哪里遇见高层，一定要求放下手头工作，毕恭毕敬站好，四十五度鞠躬并叫一声“sir”。因为在这个外国人占主导的特权环境里，只有外籍职员才能掌握最为关键的技术和职位，职员阶层注定只能处处受制……然而，所有的苛刻规定毕竟都是有回报的，哪怕起早贪黑，哪怕受尽管制，哪怕升迁无望，但职员的待遇毕竟明显高于当时其他职业。据考证，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一个高级洋行的华人职员能拿到每月2000元的高薪待遇，邮局的一等职工则是400元，而一家普通工厂工人的工资仅有三四十元，黄包车夫月收入更低，仅15元左右。难怪当时社会流行一句俗语：“海关是金饭碗，银行是银饭碗，铁路局是铜饭碗。”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在1938年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估算，上世纪30年代，分布于政府机关、警察机构、洋行、工厂、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的职员，有将近二三十万之多，居当时全国第一。
待遇优厚固然是上海市民阶层向往做职员的重要原因，同时，洋行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洋派的生活作风也逐渐影响了上海市民的价值观念、文化品位与生活习惯。这一点，可以从张爱玲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文艺电影、争奇斗艳的画报故事中得以印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学生意”的练习生尽管还不能拿到高薪，但却有着一个十分独特的福利——允许在晚上选择不同课程进修。一应学费均可由老板承担。因此，当时夜校开设极多，课程也从英语、法语到金融、美术等，包罗万象。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曾经就在自传中详细描述过自己当年作为“学生意”，为了打发夜晚时间而去进修英语的往事。
除了洋行等外国企业，在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各类商铺中，学生意同样有着许多独特窍门与行业文化。沈寂先生举例，当时绸布店学徒，不仅识得一手好衣料，更能凭肉眼量尺寸，分毫不差，再如南货店，什么顾客需要怎样价位的商品，每一种干货分别是何时进货，新鲜与否，名贵程度，都要靠职员的直观判断与丰富烂熟于胸，还有百货商店，所有职员穿着统一的制服，全天直挺挺地站立在柜台内，永远面带微笑，热情服务，无论顾客买与不买，都要主动热情，不能让顾客有丝毫难堪，信奉“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原则，和气生财。“讲信用，有噱头却不滑头，是上海职场一贯的行业准则与职业道德。可以说，当时尽管有着很多花哨噱头的广告，但的的确确没有任何假货，诚信是整个商业社会的根本原则。”
当然，凡事有利有弊，不少历史学家承认，旧上海商业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先进性，可同时，老上海职场又以其严谨的规矩与清晰的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了上海人“小心谨慎、顾及个人利益、不外露、不张扬、缺少闯劲”的性格特征。然而，无论褒贬，任凭风吹雨打，老上海的职业精神，不依旧能在今天的社会职场中找到昔日的影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