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的冬至前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这是时隔37年后，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召开，并从“全国”层面升格为“中央”层面。和上次城市工作会议所受争议大相径庭的是，本次会议共识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问，城市化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和进步标志是无法替代的。
　　1978年的困境与上海
　　1978年被当代的历史学家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小平同志以总设计师的形象开始著称于世。当时的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度;内乱刚刚结束，思想还未彻底解放;户籍制度，像铁幕一样隔开着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与此同时，积压了多年的农村知青返城潮，困扰着每个家庭、每座城市的管理层直至中央;计划体制无所不包却又无所作为，多达76种票证统管的民生物资成为短缺经济的象征。城市是灰色的，高楼是罕见的，在在多见居民自行建造的平房瓦屋。那时，城乡居民穿戴打着补丁的衣服，并以此为艰苦奋斗的道德符号。精神层面上，雷锋是青少年的最佳偶像;娱乐层面上，公园里的集体交谊舞反复被社会舆论质疑。
　　那时的上海怎么样呢？是毫无疑义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因商业繁荣和工业体系齐全而充满着优越感。南京路，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街;它派出的裁缝、厨师和美发师，甚至孵育了王府井的色彩。人民广场一侧的国际饭店，仍然是小学课本中的中国城市第一高楼;它和横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徐家汇的万人体育馆一起，成为外地游客和新婚照片的最佳取景地。 虽然同处票证时代，但上海滩的市民生活更加精致。度量衡上“半两”单位的粮票，似乎是上海独有的，是为了一根油条;零碎的细布组合成单纯的领子，挺刮在上海人“高傲的脖子”上;上海制造的萬吨轮，近洋捕捞的海鲜成为节日的欢庆佳肴;上海男人还有鲁班的手艺，逛逛家具店就能打造出同款式的木器、藤器和竹器。不过，那时人们眼中的“大上海”，是断然不包括浦东的;过江则是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轮船摆渡。地域上还细分为“上只角”和“下只角”，各自的代表就是静安和闸北。
　　不仅是上海，其他省份同一座城市的内部，也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1978年的无锡，城区的燃料是凭票供应的煤球（后来进化为煤气），郊区的燃料是丰收之后的秸秆（后来进化为沼气）;副食品方面，城区的小家庭凭证去菜市场采购鸡鸭鱼肉，郊区的大家庭完全依靠圈舍自家饲养的家禽畜牧。无锡当年的城乡收入差异极其明显，大体上是工人家庭一季度的工资多于农民家庭全年的收入;工人家庭炫耀的是售价120元的上海牌手表，农民家庭比较自豪的则是30元一只的三五牌台钟。所以一有机会，农民就要进城;不管是无锡还是上海。
　　而从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到汪道涵任上海市长的1985年，上海城市贡献的第一角色仍然是服务全国。当时的中央部委、研究机构和上海社科院一起，直接规划了上海的战略蓝图，浦东进入研究视野、规模利用外资成为发展路径、第三产业的概念出现在红头文件中。在区域定位方面，如今全面进入开发状态的虹桥枢纽、浦东机场、临港新城、闵行滨江以及徐家汇、北外滩、北上海、五角场等城市副中心，无一遗漏地被“高瞻远瞩和功能规划”一番。那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的短缺。所以根据当时的中央城市工作方针，上海一方面加大轻工业产品的投资，同时还是宝山县和金山县的上海滨海区域分别承担了炼钢和石化功能。不久，宝山钢铁总厂和金山石化总厂就分别成为全国城市建设的原料供应商。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发展路径以及若干年后的浦东开发战略决策，其高瞻远瞩的水平就是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决议所称道的：“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
　　今后，“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我觉得这对上海以及周边区域，要求是蛮高的。
　　城市化的憧憬与“城市病”
　　我们的先贤和先人，对城市的憧憬由来甚久。如果没有城市和寄托于城市的文明，中国文化就会像巴比伦一样中断。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城市实体形态和城市经济概念的国家。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城市生活的雏形，汉代的城市分工就明确了基础建设、市政管理和税务征收等衙门职责。唐代，国都长安即如今的西安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城市，外国人可以在此参加科举考试并录用为公务员;各类、各民族的文化演出在此层出不穷，造纸、纺织、算术等科学技术在此得以充分交流。宋朝开始，中国城市的选址由沿河发展到沿海，经济层面开始和对外贸易挂钩。而一旦和对外贸易挂钩，就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了。换言之，就不能自说自话或者简单地靠天吃饭，就得有风险意识、契约概念、结算手段和远景计划。所以，宋朝就出现了消防、印章、纸币和港口等城市新要素;那时上海属于松江府，有着完整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方案，税收大头也是交纳中央。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在众多丰富的展览中，用现代电子显示手段复活的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景象《清明上河图》，得到了交口称赞。很多年轻人愿意穿越回去，过一段北宋的生活。不过，杭州旅游特色基地宋城的相关试验表明，没有钟表、没有电灯、没有通信的“古代社会”，是吸引不了年轻游客多少天的。抛开《清明上河图》美轮美奂的场景，最现实的还是城市的现代挑战。

　　有学者以新中国建国后百年为时间下限、各以三分之一左右光景为阶段，和笔者讨论起以城市经济为主题的发展标杆概念。经过反复考虑，笔者大致这样划分：从1949年到1977年，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城市所集聚的工业经济体量占国民经济比重过半;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基本实现了人口的城市化，653座城市所集聚的人口超过了7亿，占全国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5%;而从2016年到2049年，则应该是中国基本实现城市的智能化，与此同时，还能够有效引领全球化。
　　应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新中国得以立国的根本保证，也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本舞台。和其他领域一样，新中国对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有过阵痛和幼稚。而其中的一些过失，更是历史因素和决策条件的限制使然。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50年代初建筑学家梁思成上书党中央的典故，因为古都北京水源地的匮乏和中轴线的完整，他强烈反对兴建首钢和其他重工业设施。很不幸，他和主张计划生育的人口学家马寅初一道被“非理性地批判”。因为当时战乱刚刚结束的北京，产业工人和复员军人的“饭碗”需要重工业来“大量制造”;否则无以保证首都的生活安宁和建设的基本劳力。但如今，首钢早就迁出了首都，到临海的唐山寻求更理想的可持续发展;过度的城市开发正被制止。
　　正如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所号召的：未来的中国社会，必须“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城市病”！这一概念，最早由荷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联合提出，指人们为了脱离农村而拥进城市，但在向往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同时，破坏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了城市内部生活品质差异过大、生态环境趋向恶劣并影响宜居、公共服务长时期无法实现均等化等“病症”。因此，城市病在学术界也被称之为“荷兰病”;上海也积累了不少“病症”。

　　大城市的瓶颈与局限
　　2015年末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鲜明地提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并强调：“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歷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城市和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在我看来：这一论述不仅是对规律的尊重，也是对承载力的深刻理解。
　　我们都曾经熟悉这样富有情感色彩的话语——“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圣地;上海，是海纳百川的东方之珠”。从文化和气质上理解，这样的话永远是正确的。但历经建国后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以四个直辖市为代表的中国特大城市，无一不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多重压力，出现了发展中的局限和不转轨就无法破解的城市瓶颈。如上海，在提出“海纳百川”概念的时代，苏州河北岸还未充分开发，黄浦江沿线还有足够的物理空间来吸纳全国各地的移民和人才。一旦由计划体制进入商品经济，多余的城郊土地立即用来兴建高楼、开发区和外资企业，副食品的供应似乎不再是个问题。
　　然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如今的上海常住人口突破了2400万，超过了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而上海的行政辖区仍然是6400平方公里。瓶颈随之出现：先是遇到蔬菜供应，尤其是冬季和夏季极端气候笼罩时，绿叶菜的断档自然让市民抱怨不已;于是供应链越拉越长，北至内蒙古和黑龙江，南至广东和海南，都有上海的菜篮子基地。其次，是住宅在单纯人均面积的改善之后，离中心城区越来越远;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通勤，成了工薪阶层的头痛之事，轨道交通虽然已经以600公里以上的规模雄居世界城市之最，但一旦发生故障后的脆弱性早就显露无遗。再次，新上海人自然要融入这座特大型城市，但房价居高不下、房租日益上涨;分期还贷的债务时时敲打着收入的“神经”，如果是企业人，抗经济波动的风险更是极为低下。同时，养老、医疗、基础教育、公共文化等城市以往引以为豪的标志性资源，供应能力基本上接近极限。还有就是环保压力与日俱增，城市热岛效应导致的暖冬成为本世纪以来上海的新常态;冬季的雪居然成为奢侈品！
　　关于上海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笔者曾经和科学家们联合研究多年。这是负面清单式的研究，课题本意大致是到达多少常住人口规模，6400平方公里的上海不能产出市民需要的日常淡水供应量;乃至人口进一步膨胀到哪个基数，空气中的供氧量不足了。当然，不能被动地等到这一负面状态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