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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是为公众采集、传播、反馈信息为首要使命的社会活动家，能否负责任、真实迅速地采写新闻是对记者进行社会角色评价的主要根据。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新闻记者的角色观，是社会的公仆，是人民的公仆，要对党和国家负责①。这一角色观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必须受到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制约。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媒介生存环境对记者角色扮演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外部对于记者角色及其角色规范的认同发生了强烈的变化，而记者自身也因此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记者的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
“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公众的代表”的冲突。从理论上讲，记者在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与担当公众的代表上是统一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导致国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而国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使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在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因分化的利益而导致的社会冲突日渐突出。这就要求国家在面对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和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时候，要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同时，作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国家机构以强制性的权力掌握和支配着社会中的许多资源，所以要尽可能地不受社会中那些强势社会集团所左右和影响。但在过去2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育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现在已经成为影响国家自主性的一个重要力量②。国家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受到垄断集团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定过程，其发展结果将是对转型期社会的失控。而在社会转型期，政府的行为越来越体现出了经济化和企业化的特点，从而出现政府功能的畸变、社会生活的失序和公共事业的衰败，同时官员腐败机会增加。
在以上背景下，中国的记者在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与担当公众的代表上出现了极度的不统一。而这种不统一又导致在报道同一事件时立场确立的矛盾，从而导致其自身的角色内的紧张。同时，其所代表的两个相互不统一的利益主体对记者的角色期待的冲突又使记者陷入选择的困境。
专业主义至上与商业利益唯上的冲突。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他必须在其日常的工作中严格地遵守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的基本规范：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和传播意见。可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市场化的运营使得商业的理念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媒体的业务操作，冲击着记者的专业理念，使越来越多的记者扯着新闻的大旗而实则充当起商业掮客的角色。据《华盛顿邮报》2007年1月25日在题为“关于中国记者敲诈勒索”中报道，中国的新闻记者在越来越过分、越来越经常地从企业和政府机构那里要求封口费，来换取一些令人不快的新闻的不报道。一些人以新闻报道为手段，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以新闻报道为名，行商业利益之实，通过“设租”、“寻租”等与采访对象进行权钱交易，大肆聚敛钱财，越来越远地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进而成为商业利益的俘虏，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使记者的角色光辉在公众中日益销蚀。
最根本的角色与非职业要求的角色的冲突。迅速地、负责任地向受众传播新闻信息，从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人们对记者的最根本的角色期待。然而在现实的新闻工作中，报道一些激烈的社会事件时，记者常常会给自己附加上多重的角色，充当起了为民解困的勤务员，从而使自己在角色行使过程中发生冲突。比如：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主观地充当矛盾一方的代言人；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充当权力执行者的角色，为民解困；充当百姓矛盾的调解员；充当不法行为侦察员；充当社会责任的告知员；充当弱势群体的救助员；充当违法犯罪的取证员。记者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又承担这么多的角色，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记者的作为使得应该承担责任的特定的社会角色的人有了不作为的理由。同时，还容易滋生公众对于记者非职业要求的期待。更为可怕的是，记者集非职业要求的多种角色于一身，往往会影响其客观、公正而真实、迅速地报道新闻。
新闻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不公遭遇的冲突。一些媒体自身宣传法律法规，却视劳动法为儿戏，不与新闻从业者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三金，甚至拖欠工资、收取劳动押金，遑论道德业务学习，这一系列的做法正在使一向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记者沦为“新闻民工”，使得遭遇这一不幸的记者们对于新闻理想的追求和新闻职业的终身期盼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进而对记者这一职业的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反观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以发现，这是由于媒体内部的人才管理的不公平操作导致的。
体制内外的身份的差异，即一部分人是单位人，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市场人，正在使同一单位的有着同样职业发展能力的记者在评聘机制、待遇、升迁、职业再培训和发展机会的多少等资源的享用上产生了严重的不公平，进而造成了记者群体内部的分化。这也就催生出体制外的部分记者面临新闻理想的追求与现实遭遇的打击的冲突，从而产生身心俱疲、万念俱灰的职业枯竭感。
记者角色规定的采访要求与采访对象不接纳的冲突。新闻记者的角色规定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从事深入的采访活动。但是因为至今仍没有可以保证记者采访权的法律的出台，因此在实际的新闻采访活动中，无法可依的状况常常使媒体无所适从，使记者在进行采访时往往陷入尴尬的境地。
采访遭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无法实现采访对象为其预先设置好的角色期待，如一位村委会主任拒绝记者采访时道：“你们既不办事，又啥问题解决不了，采访有啥用。”而此种角色期待正是在社会转型前记者这一职业在中国所负有的政治权力的体现。而在市场化的媒介环境中，记者这一职业所具有的政治权力在市场化的媒体中正在逐渐消解。当然，因为中国的部分媒体不能充分代表公众的利益而导致失信于民，也是记者采访不被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的报道方式与现实受众的期许的冲突。2006年年底，《全国首例因刊登表扬稿，报纸被封杀》的帖子流行于很多论坛。这个表扬报道所表扬的对象和它的作者随即都成为众矢之的，“马屁拍到马腿上”的评价也在网络世界传开。而这篇报道竟出自一个一向擅长于做批评性、争议性报道的记者笔下。事情的经过是：12月23日《农民日报》发表了《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的人物报道。在这篇报道中，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被记者塑造成比焦裕禄还焦裕禄的好干部。当地干群看了后，认为这是一篇最肉麻的文章。在西祠胡同、天涯社区、沙洋吧、荆门网、凯迪社区等论坛，有不少网友认为该报道“太肉麻了，受不了”，还有人说这是“以文媚官”。仔细思考一下“肉麻”报道事件，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那就是：记者报道方式与现实受众的期许出现差距，进而产生了冲突。时代在变，受众的接受习惯也在变，因此新闻报道的方式也要适合已经变化了的受众的需要，舍此，便会产生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冲突则不可避免了。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记者的角色冲突不可避免，这是新闻媒介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互动的结果。在承认冲突必然存在的同时，也不可小视其带来的副作用，即影响着记者队伍的稳定、影响着传媒的健康发展，进而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如何对社会转型期记者的角色冲突进行科学的调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以为：
第一，要想使一定的社会行为从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首要的是为记者的生存环境提供一个可靠的法律保证，使记者的行为在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内运行，从而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有两层涵义：一是国家对媒体的管理制度，二是媒体内部的管理制度。据此，使记者的行为规范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和控制，从而防止为所欲为“失控”的状态。
第三，要建设宽松的媒介运行环境。在政治趋向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趋向更开放的前提下，新闻观念、新闻体制、新闻法规、新闻记者管理制度等应更加完善。社会对媒介的控制朝着常态化发展，而非人为地管制媒介，减少社会对记者行为不合理的规范，进而消除记者角色冲突产生的土壤。
第四，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将对记者的专业主义的培训纳入其媒介成长和记者个人成长的规划中，并由媒体出资来帮助记者完成。前提当然是媒介的新闻业务与经营业务分开，使记者摆脱商业的和市场的压力。
第五，媒介人才管理的规范化。消弥体制内外的界限，消除体制内外记者的身份鸿沟，使记者在媒体内对自身的角色产生认同。
注释：
①程世寿、胡继明：《新闻社会学》，新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②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6级博士生）
编校：施宇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媒介生存环境对记者角色扮演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外部对于记者角色及其角色规范的认同发生了强烈的变化，而记者自身也因此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记者的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
“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公众的代表”的冲突。从理论上讲，记者在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与担当公众的代表上是统一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导致国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而国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使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在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因分化的利益而导致的社会冲突日渐突出。这就要求国家在面对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和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时候，要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同时，作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国家机构以强制性的权力掌握和支配着社会中的许多资源，所以要尽可能地不受社会中那些强势社会集团所左右和影响。但在过去2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育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现在已经成为影响国家自主性的一个重要力量②。国家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受到垄断集团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定过程，其发展结果将是对转型期社会的失控。而在社会转型期，政府的行为越来越体现出了经济化和企业化的特点，从而出现政府功能的畸变、社会生活的失序和公共事业的衰败，同时官员腐败机会增加。
在以上背景下，中国的记者在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与担当公众的代表上出现了极度的不统一。而这种不统一又导致在报道同一事件时立场确立的矛盾，从而导致其自身的角色内的紧张。同时，其所代表的两个相互不统一的利益主体对记者的角色期待的冲突又使记者陷入选择的困境。
专业主义至上与商业利益唯上的冲突。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他必须在其日常的工作中严格地遵守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的基本规范：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和传播意见。可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市场化的运营使得商业的理念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媒体的业务操作，冲击着记者的专业理念，使越来越多的记者扯着新闻的大旗而实则充当起商业掮客的角色。据《华盛顿邮报》2007年1月25日在题为“关于中国记者敲诈勒索”中报道，中国的新闻记者在越来越过分、越来越经常地从企业和政府机构那里要求封口费，来换取一些令人不快的新闻的不报道。一些人以新闻报道为手段，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以新闻报道为名，行商业利益之实，通过“设租”、“寻租”等与采访对象进行权钱交易，大肆聚敛钱财，越来越远地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进而成为商业利益的俘虏，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使记者的角色光辉在公众中日益销蚀。
最根本的角色与非职业要求的角色的冲突。迅速地、负责任地向受众传播新闻信息，从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人们对记者的最根本的角色期待。然而在现实的新闻工作中，报道一些激烈的社会事件时，记者常常会给自己附加上多重的角色，充当起了为民解困的勤务员，从而使自己在角色行使过程中发生冲突。比如：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主观地充当矛盾一方的代言人；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充当权力执行者的角色，为民解困；充当百姓矛盾的调解员；充当不法行为侦察员；充当社会责任的告知员；充当弱势群体的救助员；充当违法犯罪的取证员。记者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又承担这么多的角色，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记者的作为使得应该承担责任的特定的社会角色的人有了不作为的理由。同时，还容易滋生公众对于记者非职业要求的期待。更为可怕的是，记者集非职业要求的多种角色于一身，往往会影响其客观、公正而真实、迅速地报道新闻。
新闻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不公遭遇的冲突。一些媒体自身宣传法律法规，却视劳动法为儿戏，不与新闻从业者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三金，甚至拖欠工资、收取劳动押金，遑论道德业务学习，这一系列的做法正在使一向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记者沦为“新闻民工”，使得遭遇这一不幸的记者们对于新闻理想的追求和新闻职业的终身期盼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进而对记者这一职业的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反观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以发现，这是由于媒体内部的人才管理的不公平操作导致的。
体制内外的身份的差异，即一部分人是单位人，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市场人，正在使同一单位的有着同样职业发展能力的记者在评聘机制、待遇、升迁、职业再培训和发展机会的多少等资源的享用上产生了严重的不公平，进而造成了记者群体内部的分化。这也就催生出体制外的部分记者面临新闻理想的追求与现实遭遇的打击的冲突，从而产生身心俱疲、万念俱灰的职业枯竭感。
记者角色规定的采访要求与采访对象不接纳的冲突。新闻记者的角色规定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从事深入的采访活动。但是因为至今仍没有可以保证记者采访权的法律的出台，因此在实际的新闻采访活动中，无法可依的状况常常使媒体无所适从，使记者在进行采访时往往陷入尴尬的境地。
采访遭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无法实现采访对象为其预先设置好的角色期待，如一位村委会主任拒绝记者采访时道：“你们既不办事，又啥问题解决不了，采访有啥用。”而此种角色期待正是在社会转型前记者这一职业在中国所负有的政治权力的体现。而在市场化的媒介环境中，记者这一职业所具有的政治权力在市场化的媒体中正在逐渐消解。当然，因为中国的部分媒体不能充分代表公众的利益而导致失信于民，也是记者采访不被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的报道方式与现实受众的期许的冲突。2006年年底，《全国首例因刊登表扬稿，报纸被封杀》的帖子流行于很多论坛。这个表扬报道所表扬的对象和它的作者随即都成为众矢之的，“马屁拍到马腿上”的评价也在网络世界传开。而这篇报道竟出自一个一向擅长于做批评性、争议性报道的记者笔下。事情的经过是：12月23日《农民日报》发表了《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的人物报道。在这篇报道中，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被记者塑造成比焦裕禄还焦裕禄的好干部。当地干群看了后，认为这是一篇最肉麻的文章。在西祠胡同、天涯社区、沙洋吧、荆门网、凯迪社区等论坛，有不少网友认为该报道“太肉麻了，受不了”，还有人说这是“以文媚官”。仔细思考一下“肉麻”报道事件，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那就是：记者报道方式与现实受众的期许出现差距，进而产生了冲突。时代在变，受众的接受习惯也在变，因此新闻报道的方式也要适合已经变化了的受众的需要，舍此，便会产生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冲突则不可避免了。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记者的角色冲突不可避免，这是新闻媒介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互动的结果。在承认冲突必然存在的同时，也不可小视其带来的副作用，即影响着记者队伍的稳定、影响着传媒的健康发展，进而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如何对社会转型期记者的角色冲突进行科学的调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以为：
第一，要想使一定的社会行为从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首要的是为记者的生存环境提供一个可靠的法律保证，使记者的行为在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内运行，从而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有两层涵义：一是国家对媒体的管理制度，二是媒体内部的管理制度。据此，使记者的行为规范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和控制，从而防止为所欲为“失控”的状态。
第三，要建设宽松的媒介运行环境。在政治趋向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趋向更开放的前提下，新闻观念、新闻体制、新闻法规、新闻记者管理制度等应更加完善。社会对媒介的控制朝着常态化发展，而非人为地管制媒介，减少社会对记者行为不合理的规范，进而消除记者角色冲突产生的土壤。
第四，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将对记者的专业主义的培训纳入其媒介成长和记者个人成长的规划中，并由媒体出资来帮助记者完成。前提当然是媒介的新闻业务与经营业务分开，使记者摆脱商业的和市场的压力。
第五，媒介人才管理的规范化。消弥体制内外的界限，消除体制内外记者的身份鸿沟，使记者在媒体内对自身的角色产生认同。
注释：
①程世寿、胡继明：《新闻社会学》，新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②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6级博士生）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