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据联合国相关统计预测，到2050年，亚洲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非洲也将接近60%。但令人忧心的是，随着城镇化比率的提高，环境恶化及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亦伴随而来。
　　这也昭示了城镇化的双刃剑属性：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归宿，是人类最辉煌和最有意义的体验所在；另一方面，城市也可能带来晦暗无光的阴暗面，从而遭遇难以缓解的城市危机。
　　从全球范围看，致力于解决城镇化出现的城市问题早已成为共识，技术层面的研发层出不穷。然而，对于城镇化这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历史过程来说，光有技术创新显然不足以应对。是否有新型的城市社会模式，抑或推动城市文明向前发展的新举措等，成为城市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们专注的重要话题。据日经BP清洁技术研究所发行的《新一代社会创造项目总览》的数据显示，解决城镇课题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608个，其中，中国所占数量最多，有225个，其次是北美和欧洲。
　　城镇开发项目高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城镇的价值、靠什么来提升，等等，成为城市管理者、城市居民和相关企业必须协作考虑的问题。
　　对于城市而言，三方最佳合作的方式莫过于城市最优的总体规划，用可见的形式和方式，满足城市各方的需求：城市管理者实现财务健康发展，城市居民提高生活品质，企业获得发展利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也出现了诸如千城一面、贪大求洋、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脆弱等诸多问题。在当下我国城镇化建设迅速推进的宏大背景下，我们不仅需重视规划理念和规划方法，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实现“综合规划”的体制机制的建设。
　　首先是总体和局部关系。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级政府，市区重建局负责新加坡全岛的规划和开发，比较好统筹城市资源，而且也做到了精细化的管理。而我国分省、市、县、乡镇多级主体，从招商引资、土地使用等方面来讲，这些主体之间存在着互补和竞争的关系，竞争关系可能更加明显。竞争虽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也会造成各主体之间的不协调。若放松管控，城市建设就会表现出无序、遍地开花、重复建设、争抢资源，有时候可能还会演变成“互相拆台”的局面；若管控得过细，又不利于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
　　所以，“放、管”结合，加强总体规划等宏观规划的研究与编制，加强包括城镇、市结构、各大类用地总量、城市空间布局等宏观层面规划的指导与控制作用，对于下一层级的发展，则可以发挥开发主体的竞争意识。
　　其次，增强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促进综合规划的综合性。规划的力量其实就在于统筹社会资源，控制与引导社会发展。我国在综合性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可能有规划理念甚至是规划工作者不注意等原因，但更突出的还是各自为政，不沟通、不协调、不买账时有发生，比如某个城市曾出现一个怪现象，即规划地铁站点正上方竟然规划了一处湖泊。
　　此外，提倡“非饱和开发模式”，增强城市的混合性和弹性。我国近二十多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备受诟病的就是千城一面和贪大求洋，空间开发呈现高容量、无缝隙的无序蔓延状态，拥挤、水泥森林常常破坏了不少市民小时候的那种宁静记忆，这种粗放型的开发模式已不再适用于未来发展，而且开发容量过高的做法，其结果就是开发地块很快会衰落，且不可持续。
　　“满招损、谦受益”，中国古代哲学已经昭示城市发展应该为未来留有弹性，这样的城市才会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