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瑞典(中国)商会主席兼斯堪尼亚公司(中国)总裁何墨池(Mats Harborn)交谈，很能感受到北欧人的那种严谨、以理服人的作风。他言谈直率，而且喜欢随时拿起墨笔，在办公室的写字板上画出各种曲线、图表来说明自己的论点。在中国做生意的他也有一些牢骚，但他告诉我们他在探讨“有没有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
对于中国的历史，何墨池有不少的研究，并称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因为许多中国人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近期他接受本刊的采访，畅谈改革开放和他在中国的经历。
改革开放30年，回归常态
记者：总体上您如何评价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何墨池：从全球层面看，过去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历史性的，其意义在于中国在从一种非正常状态走向正常状态。在这段时期里人们所做的事，都是为中国恢复正常社会而必须做的事。但人们应该明白，30年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场革命，而是让中国回到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状态，这一过程尚未完结。
我之所以认为这是历史性的，是因为许多人尚不明白这场变化的规模之大。上世纪80年代，我也曾来过中国，我认为那10年里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波兰的“团结工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开放。
记者：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时间里，您觉得意义最重大、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何墨池：我认为有四件：一是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二是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它将中国改革开放推到了一个极端不利的境地；三是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而最重要的是第四件，即2001年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一致意见。
我指的不是后来的加入，而是中美之间达成的一致协议，因为这向中国民众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乎160年的迷茫之后，中国现在明确知道自己将成为世界的一员，这是对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的最终回答。2001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份，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向世界宣布：我们最终的命运将由世界的通例来影响。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它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记者：能否谈谈您自己的经历，您是何时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何墨池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我在英国学习中文。从1982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在中国生活了18年，广泛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和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交流交往。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1982年我来到中国时感到的强烈沮丧。在西方，我们了解的是传统的、文雅的中国，但1982年的中国是贫穷的，社会是极为封闭的，使我来之前所期望的那种大气的中国的想象顷刻间荡然无存。
今天，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放弃了中国的文化，实际恰恰相反，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中国的文化也越来越兴盛。所以说，中国日益现代化，也就是日益在回归传统，回归中国的文化。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让世人惊叹，因为它强调了传统的中国和中国的文化。奥运会意味着中国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上画上了句号。
中国正在走向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方向，即使这一点连许多中国人也不明白，他们总是以“国情”为理由，认为中国是静止的，但我十分清楚地感到，中国正在继续走向常态!当然，要完全到达常态的中国，还有许多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也就是下一个30年的重任。
经济发展，关注“总运行成本”
记者：您对于中国的商业环境如何看?
何墨池：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政府官员和公司都说，中国是穷国，所以想买便宜的产品。但是我们不相信低成本，只相信低的总运行成本。
实际上，核心的概念就是“总运行成本”，包括经营成本和环境成本，较高的产品质量会带来较小的环境损失，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依然不富有的国家是玩不起低质量的游戏的，这是我们特别希望传达给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诸如桥梁倒塌、建筑出现裂缝、汽车寿命短暂等等问题，实际上这些都是浪费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谈论可持续发展时，应该意识到这不仅是环境上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是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中国人常说一个产品很“豪华”，但实际情况与“豪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高质量，因为只有高质量才意味低成本，才意味利润。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目前还是有许多中国人不是非常明白这一点。
10年前，我在瑞典银行工作时，一位中国人认为我们很傻，不像日本人那样理解中国人的心理，因为那时的中国人觉得做生意就是一场零和游戏，其中必然有赢家和输家。但我们觉得好的生意应该是双赢的游戏，我坚信慢慢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这其中的真谛。
记者：瑞典国家不大，但有许多全球性的品牌，你们的秘诀在哪里?
何墨池：秘诀就是要想得长远。瑞典位于北欧，主要只有森林和矿产两种资源。当我们今天种树时，我们明白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因为我们必须对未来负责。再者，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认为利用其获利的最好方式不是开采和出口，而是以其为基础去发展一些产业，所以瑞典人很早就很有创新性、开拓性，常常为日常问题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法，为后来的成功铺垫道路。
瑞典人口稀少：国内市场狭小，所以我们很早就思考走出去寻找新市场。作为瑞典公司，我们不可能依赖政府来扶持我们，唯一成功之道就是出售最好的产品。几百年前，瑞典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那时我们就明白，作为一个穷国不可浪费资财，而制造低质量的产品本身则是在浪费。
瑞典的许多建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为在最开始建设时，就强调最好的质量。如果参观一下斯堪尼亚公司博物馆，你就会发现我们100年前生产的卡车要比今天中国生产的卡车质量好，因为那时作为一个穷国，我们玩不起低质量的游戏。如果觉得成本低廉就是省钱的话，那是自欺欺人，而高质量本身就是低成本。成功的瑞典公司都是依靠高质量和较低的“总运行成本”经营的。
记者：您对于中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如何评价?
何墨池：过去30年中，由于中国一开始的发展进度不快，在大多数领域都存在真空，没有人提供产品或服务，所以很多人抓住了机会，赚到了钱，应该说这些人是幸运的，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获得了合理的利润。但问题在于，很多中国企业家觉得赚到了钱就行了，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
事实上，如果未来30年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那将一定是一段十分艰难的路程。企业家们必须学会解读现代的财务知识，必须适应国际通用的商业模式。另外，就是有太多的政府官员在运营企业，用国有资产盲目投资，其结果常常造成产能过剩。中国需要重组经济构架，虽然它将是十分痛苦的，势必造成一些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但不做出这样的艰难决策，不良的情况就会恶化。我认为，经过一番痛苦的重组后，存活下来的各 行各业的公司将会成为世界级公司，成为类似索尼、奔驰、三星那样的超级公司。只有经过这一痛苦的过程，中国的明天才一定会更加美好!
未来30年
记者：一些人也担心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在未来无法持续，您是否有这样的担心?您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何墨池：我希望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下去，当然，如果你建造房屋、制造汽车，4年后将其置换，这能增加GDP，所以最终的GDP数字是很高的，但产品质量是很低的。如果你生产30年不用置换的产品，也许GDP不会快速增加，但可持续性将大大提高。我觉得有时西方经济学家在称赞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有些用词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常常忽略了质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将来会有所下降，这不是坏事，那正是在回归常态的历程中。
记者：您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如何看待的?
何墨池：企业社会责任不应仅仅与金钱援助相连。在5月的大地震之后，捐款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事实上，捐款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很小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概括企业的社会责任，那就是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要明白正确与错误，就需要有基本的价值观作基础。过去的30年集中发展的领域，而非价值观。在未来的30年，中国要成功，就需要关注价值观的建立与光大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在未来30年中国最应该把握的方面有哪些?
何墨池：我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国是很强的，例如数学、计算机、能源和服务业等，但我不认为中国在工程方面会很强，因为工程学需要一些特殊的思维背景，像瑞典、德国这样的国家是很工程化的国家，因为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炼。我觉得中国人在研发现代汽车方面不会很强，虽说可以仿制。中国发展国际化的汽车产业，我个人认为是浪费资源的。如果欧美的汽车很好，消费者为什么要买中国制造的汽车呢?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用这些资源来发展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或者用于能源业的发展，努力开拓各种新能源，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在这些方面的领先者，并且向国外出口这些产品和技术。我想中国应该很好地思考自身的长处和短处，集中在最具有长处的领域发展。
记者：您能否用一句话表达您对中国未来30年的期待与展望?
何墨池：从奧运会闭幕式结束那一刻起，中国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它将是最具挑战的30年，最艰辛的30年，但也许是对中国最有长期收益的30年!
对于中国的历史，何墨池有不少的研究，并称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因为许多中国人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近期他接受本刊的采访，畅谈改革开放和他在中国的经历。
改革开放30年，回归常态
记者：总体上您如何评价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何墨池：从全球层面看，过去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历史性的，其意义在于中国在从一种非正常状态走向正常状态。在这段时期里人们所做的事，都是为中国恢复正常社会而必须做的事。但人们应该明白，30年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场革命，而是让中国回到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状态，这一过程尚未完结。
我之所以认为这是历史性的，是因为许多人尚不明白这场变化的规模之大。上世纪80年代，我也曾来过中国，我认为那10年里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波兰的“团结工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开放。
记者：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时间里，您觉得意义最重大、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何墨池：我认为有四件：一是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二是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它将中国改革开放推到了一个极端不利的境地；三是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而最重要的是第四件，即2001年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一致意见。
我指的不是后来的加入，而是中美之间达成的一致协议，因为这向中国民众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乎160年的迷茫之后，中国现在明确知道自己将成为世界的一员，这是对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的最终回答。2001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份，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向世界宣布：我们最终的命运将由世界的通例来影响。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它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记者：能否谈谈您自己的经历，您是何时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何墨池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我在英国学习中文。从1982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在中国生活了18年，广泛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和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交流交往。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1982年我来到中国时感到的强烈沮丧。在西方，我们了解的是传统的、文雅的中国，但1982年的中国是贫穷的，社会是极为封闭的，使我来之前所期望的那种大气的中国的想象顷刻间荡然无存。
今天，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放弃了中国的文化，实际恰恰相反，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中国的文化也越来越兴盛。所以说，中国日益现代化，也就是日益在回归传统，回归中国的文化。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让世人惊叹，因为它强调了传统的中国和中国的文化。奥运会意味着中国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上画上了句号。
中国正在走向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方向，即使这一点连许多中国人也不明白，他们总是以“国情”为理由，认为中国是静止的，但我十分清楚地感到，中国正在继续走向常态!当然，要完全到达常态的中国，还有许多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也就是下一个30年的重任。
经济发展，关注“总运行成本”
记者：您对于中国的商业环境如何看?
何墨池：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政府官员和公司都说，中国是穷国，所以想买便宜的产品。但是我们不相信低成本，只相信低的总运行成本。
实际上，核心的概念就是“总运行成本”，包括经营成本和环境成本，较高的产品质量会带来较小的环境损失，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依然不富有的国家是玩不起低质量的游戏的，这是我们特别希望传达给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诸如桥梁倒塌、建筑出现裂缝、汽车寿命短暂等等问题，实际上这些都是浪费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谈论可持续发展时，应该意识到这不仅是环境上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是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中国人常说一个产品很“豪华”，但实际情况与“豪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高质量，因为只有高质量才意味低成本，才意味利润。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目前还是有许多中国人不是非常明白这一点。
10年前，我在瑞典银行工作时，一位中国人认为我们很傻，不像日本人那样理解中国人的心理，因为那时的中国人觉得做生意就是一场零和游戏，其中必然有赢家和输家。但我们觉得好的生意应该是双赢的游戏，我坚信慢慢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这其中的真谛。
记者：瑞典国家不大，但有许多全球性的品牌，你们的秘诀在哪里?
何墨池：秘诀就是要想得长远。瑞典位于北欧，主要只有森林和矿产两种资源。当我们今天种树时，我们明白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因为我们必须对未来负责。再者，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认为利用其获利的最好方式不是开采和出口，而是以其为基础去发展一些产业，所以瑞典人很早就很有创新性、开拓性，常常为日常问题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法，为后来的成功铺垫道路。
瑞典人口稀少：国内市场狭小，所以我们很早就思考走出去寻找新市场。作为瑞典公司，我们不可能依赖政府来扶持我们，唯一成功之道就是出售最好的产品。几百年前，瑞典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那时我们就明白，作为一个穷国不可浪费资财，而制造低质量的产品本身则是在浪费。
瑞典的许多建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为在最开始建设时，就强调最好的质量。如果参观一下斯堪尼亚公司博物馆，你就会发现我们100年前生产的卡车要比今天中国生产的卡车质量好，因为那时作为一个穷国，我们玩不起低质量的游戏。如果觉得成本低廉就是省钱的话，那是自欺欺人，而高质量本身就是低成本。成功的瑞典公司都是依靠高质量和较低的“总运行成本”经营的。
记者：您对于中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如何评价?
何墨池：过去30年中，由于中国一开始的发展进度不快，在大多数领域都存在真空，没有人提供产品或服务，所以很多人抓住了机会，赚到了钱，应该说这些人是幸运的，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获得了合理的利润。但问题在于，很多中国企业家觉得赚到了钱就行了，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
事实上，如果未来30年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那将一定是一段十分艰难的路程。企业家们必须学会解读现代的财务知识，必须适应国际通用的商业模式。另外，就是有太多的政府官员在运营企业，用国有资产盲目投资，其结果常常造成产能过剩。中国需要重组经济构架，虽然它将是十分痛苦的，势必造成一些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但不做出这样的艰难决策，不良的情况就会恶化。我认为，经过一番痛苦的重组后，存活下来的各 行各业的公司将会成为世界级公司，成为类似索尼、奔驰、三星那样的超级公司。只有经过这一痛苦的过程，中国的明天才一定会更加美好!
未来30年
记者：一些人也担心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在未来无法持续，您是否有这样的担心?您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何墨池：我希望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下去，当然，如果你建造房屋、制造汽车，4年后将其置换，这能增加GDP，所以最终的GDP数字是很高的，但产品质量是很低的。如果你生产30年不用置换的产品，也许GDP不会快速增加，但可持续性将大大提高。我觉得有时西方经济学家在称赞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有些用词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常常忽略了质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在将来会有所下降，这不是坏事，那正是在回归常态的历程中。
记者：您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如何看待的?
何墨池：企业社会责任不应仅仅与金钱援助相连。在5月的大地震之后，捐款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事实上，捐款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很小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概括企业的社会责任，那就是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要明白正确与错误，就需要有基本的价值观作基础。过去的30年集中发展的领域，而非价值观。在未来的30年，中国要成功，就需要关注价值观的建立与光大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在未来30年中国最应该把握的方面有哪些?
何墨池：我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国是很强的，例如数学、计算机、能源和服务业等，但我不认为中国在工程方面会很强，因为工程学需要一些特殊的思维背景，像瑞典、德国这样的国家是很工程化的国家，因为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炼。我觉得中国人在研发现代汽车方面不会很强，虽说可以仿制。中国发展国际化的汽车产业，我个人认为是浪费资源的。如果欧美的汽车很好，消费者为什么要买中国制造的汽车呢?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用这些资源来发展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或者用于能源业的发展，努力开拓各种新能源，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在这些方面的领先者，并且向国外出口这些产品和技术。我想中国应该很好地思考自身的长处和短处，集中在最具有长处的领域发展。
记者：您能否用一句话表达您对中国未来30年的期待与展望?
何墨池：从奧运会闭幕式结束那一刻起，中国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它将是最具挑战的30年，最艰辛的30年，但也许是对中国最有长期收益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