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反腐未有穷期
　　随着郑筱萸案由中纪委专案组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正式立案侦查，这个前国家药监局局长的贪腐链条逐渐清晰。
　　据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查实的郑筱萸受贿金额已达到500万元以上。仅仅70多天，中纪委专案组就完成了对案件的初步侦破，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派出赖昌星案的主要负责人来办理此案，国家有关部门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媒体此前一直猜测性报道的浙江康力元集团汤氏兄弟是行贿郑筱萸的主力军，现在也得到了证实。两个多月前，记者在海南等地采访时，康力元药业负责人还守着巨大的新建厂区，寄希望于赶紧查清问题，脱清干系，拯救这家海南的明星企业，现在看来，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郑筱萸案的深入审理，还会有更多的制药企业被牵连，目前，媒体语焉不详指涉的药企已经有包括东北、浙江、海南等近10家。500万元的受贿款究竟是哪些企业所送？这个问题会在媒体的疯狂追逐下逐渐清晰。
　　能够攀上郑筱萸的企业主要有两类，一是浙江医药界，这是郑的老关系，康力元就属此列，另外就是舍得重金出手的企业，涉案的东北药企属此类情况。浙江省前任药监局长郑尚金在此案中充当了浙江涉案药企跟国家药监局受贿官员的中间人。
　　目前逐步明朗的案件信息让人们看到，浙江医药界是行贿药监官员的始作俑者，这跟浙江民营企业最先发展起来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两年才步人后尘、着力引进民营企业，发展医药产业的海南药业则在不经意间成了最大受害者。海南药业能否挺过这轮寒流，尚未可知。
　　在公开审理之前，郑筱萸案诸多细节还有待考证，更多的涉案金额、更离奇的受贿途径都有可能被披露，但这些都只是司法机关应该关注的重点。如何保证不出现下一个郑筱萸？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将于近期集中时间组织一次纠正不正之风活动，以迎接十七大的召开。按照中央的要求，本次活动重点纠正三个方面的不正之风，一是权力寻租，二是霸王条款，三是各种潜规则。其中纠正权力寻租被列为首位。
　　（田磊）
　　
　　从全副武装的城管到《城市设摊导则》
　　《人民日报》4 月9 日有两则报道引人关注，一是《小商贩为什么不愿进市场》，一是《面对小商小贩，与其一味堵，不如适当疏》。
　　4月10日，备受社会舆论关注的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大队海淀分队副分队长李志强被杀案一审宣判，凶手崔英杰被北京市一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两年。2006年8月16日，李志强被北京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故意行凶的小商贩崔英杰保住了一条命，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像崔英杰这类街头商贩的生存权和城市整洁光鲜的形象究竟孰轻孰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话题。司法机关也高调响应，提出要建设和谐司法。崔英杰案——这起最极端体现20世纪前后中国城市管理者与小商贩矛盾的案件，适时成为和谐司法的例子。
　　想更“和谐”的还有上海。今年2月25日，上海市市容环卫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有条件地向马路小摊贩开禁。这座中国最光鲜的城市，曾经煞费苦心为城管队员装备四大件——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俨然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
　　上海原定于近期公布的《城市设摊导则》已被推迟。作为首个向小商贩释放“开禁”信号的一线城市，上海对于第一步究竟应该如何迈出，仍抱慎重态度。但与"全副武装"相比，正在制订中的《导则》，已经带来一阵暖意。
　　长期以来，国内诸多大中城市为如何有效管理“由城市貧困人群、下岗工人、农民工以及失业大学生等构成的小商小贩群体”，伤透脑筋。一方面，为维护市容不得不对其予以“打击”，这种对生存权的剥夺进一步抬高了他们回归体制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阳光化生存”始终无望，不得不沦为“地下职业群体”的他们，只好选择与城市管理者“斗智斗勇”。
　　实际上，小商贩们何尝不想回到体制内合法经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人为抬高准入条件后，他们被彻底排斥于合法的市场之外——参与市场竞争不能名正言顺，反过来又刺激其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经济利益，管理者的寻租空间也就因此加大，腐败得以滋生蔓延。
　　城市管理者能否尽早转变“以堵代管”这一过于简单化的城市管理思路与严重欠缺科学性的管理方式，能否想方设法放宽市场准入、真正将不合理的高门槛降下来，几成解决问题的唯一正途。
　　（姜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