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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十分巨大，中国的金融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变化。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所有的金融交易都在由某种可能被扭曲的定价基准引导。依据这些信号展开的资源配置过程，其效率大可存疑。
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应该环绕提高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和作用展开。这也正面回答了一个全球热议的话题：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然而，这个命题并不像一望之下那么简单，在它之上，笼罩着重重迷雾。原因在于，在该命题中，金融和实体经济这两个核心概念自身很难清晰地界定，更遑论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谓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上是指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而所谓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无非只是要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离开这一点，无论是讨论金融的产业归属，还是贷款的难易、利率之高低，都会误入歧途。
1 健全市场运行基准
30余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十分巨大，中国的金融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变化。如今，在全球前十的超级大银行中，我国占据了3个位置；全球金融理事会圈定的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也有2家中国的银行赫然在列；从资产排名来看，中国的央行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从外在指标看，中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可以同发达经济体相比。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上层建筑”之下，各类金融交易的基准，如利率、汇率，以及无风险的债券收益率曲线等，还在相当程度上被管制着。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金融交易，都在由某种可能被扭曲的定价基准引导。依据这些信号展开的资源配置过程，其效率大可存疑。
1.1 利率
利率市场化将构成下一阶段改革的核心内容。然而，利率市场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放开，它包括三大要义：第一，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第二，打破市场分割，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和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第三，央行适当改造其调控理念、工具和机制，掌握一套市场化的调控利率的手段。
1.2 国债收益率曲线
众所周知，收益率曲线是固定收益市场的重要指标，它反映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在各个期限上的分布；基于这条曲线，其他各种固定收益产品才能根据各自的风险溢价来有效定价。在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已在20世纪开始编制，但囿于各种条件，其缺陷依然明显，使之日臻完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任务。在这方面，完善国债发行制度，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债券做市支持机制，提高市场流动性；改善投资者结构，增加交易需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技术，适时引进境外投资者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1.3 人民币汇率
为提高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国际收支长期基本平衡，必须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为达此目标，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尤为重要的是，央行必须大规模减少其对市场的常态式干预。
除以上3项机制性改革，央行还应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整套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规范并保护这些制度运行的法律法规。
2 致力于提供长期资本
经过30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金融体系动员储蓄的能力已经相当强大。统计显示，从1994年开始，中国总体上已经摆脱了储蓄短缺的困境，进而成为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我国的外汇储备从那时开始逐年呈净额增长就是储蓄过剩的明证。但是，在资金供给方面，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结构所动员起来的资金，在期限上偏短；而在资金需求方面，由于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城镇化不断推进，对长期资金的需求过剩。这种“期限错配”，是中国各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之一。不仅如此，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只能以增加债务的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与之对应，我国非金融企业获取股权性资金的渠道相当狭窄。这种“权益错配”，在推高微观主体负债率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留下了债务率提高和杠杆率飙升的风险。我国银行资产中的中长期贷款目前已处于60%的危险水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愈演愈烈，都与金融体系上述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在下一步改革中，增加长期资金的供给，特别是增加股权性资金供给，是又一个极为紧迫的议题。
3 发展普惠金融
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服务地方的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创新、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生态环境、加强消费者保护等，都是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其中，以下两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极为迫切。
一是要破除施行了60余年的禁止非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信用关系的禁令。笔者认为，唯有放开民间信用，普惠金融才有真正合适的发展土壤。
二是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解决成本高和结构化信息不易获取等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
4 创造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
经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而各类风险也随之而来。虽然我们的金融体系正向着更为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但我们的风险处置机制依然停留在政府大包大揽的框架下。这意味着，在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市场化的风险管控机制，需要用市场化的手段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特别强调的改革有三项重要内容：第一，完善商业性保险制度。近年来，保险业在中国发展很快，但很多保险机构不安心于从事保险的本业，忽略了提供经济补偿的基本功能，而是热衷于从事金融活动，热衷于进行投资，有时还将很大精力投入到所谓“社会公益”活动。《决定》强调了保险应强化其经济补偿功能，促使保险业的发展回归正途。第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建设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是关乎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这种存款保险机制，要与现有金融稳定机制有效衔接，应具有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第三，明确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的退出规则，包括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加强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从根本上防止金融体系风险积累；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地方性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以及在地方金融风险处置中的责任。在处理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切实加强对存款人的保护，有效防止银行挤兑。
5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行多年，但我们的对外开放，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还存在重重障碍，其中，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不可兑换是其中最主要者。中国要想成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就必须破除这些障碍。
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的重点将在于：转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便于企业走出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同时，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6 完善和加强金融监管
经过持续不断的机构改革和功能调整，我国确立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分设，银、证、保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和调控格局。然而，不仅银、证、保、信等领域的监管自身都需要更新理念、提高水平，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和稳健性，而且，监管当局相互掣肘，致使出现监管真空、监管重复等问题的局面也亟待改变。若无有效的协调，整个监管体系就很难发挥出正能量。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需要提高银、证、保、信各业的监管标准和监管质量，包括设立、完善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适时引进国际银行业流动性和杠杆率监管新规，提高银行业稳健型标准；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特点，细化金融机构分类标准，统一监管政策，减少监管套利，弥补监管真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明确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和规则，增强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等。
二是要加强监管协调，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功能，不断提升监管协调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形成监管合力。
收稿日期：2015-09-21
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应该环绕提高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和作用展开。这也正面回答了一个全球热议的话题：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然而，这个命题并不像一望之下那么简单，在它之上，笼罩着重重迷雾。原因在于，在该命题中，金融和实体经济这两个核心概念自身很难清晰地界定，更遑论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谓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上是指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而所谓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无非只是要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离开这一点，无论是讨论金融的产业归属，还是贷款的难易、利率之高低，都会误入歧途。
1 健全市场运行基准
30余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十分巨大，中国的金融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变化。如今，在全球前十的超级大银行中，我国占据了3个位置；全球金融理事会圈定的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也有2家中国的银行赫然在列；从资产排名来看，中国的央行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从外在指标看，中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可以同发达经济体相比。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上层建筑”之下，各类金融交易的基准，如利率、汇率，以及无风险的债券收益率曲线等，还在相当程度上被管制着。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金融交易，都在由某种可能被扭曲的定价基准引导。依据这些信号展开的资源配置过程，其效率大可存疑。
1.1 利率
利率市场化将构成下一阶段改革的核心内容。然而，利率市场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放开，它包括三大要义：第一，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第二，打破市场分割，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和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第三，央行适当改造其调控理念、工具和机制，掌握一套市场化的调控利率的手段。
1.2 国债收益率曲线
众所周知，收益率曲线是固定收益市场的重要指标，它反映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在各个期限上的分布；基于这条曲线，其他各种固定收益产品才能根据各自的风险溢价来有效定价。在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已在20世纪开始编制，但囿于各种条件，其缺陷依然明显，使之日臻完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任务。在这方面，完善国债发行制度，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债券做市支持机制，提高市场流动性；改善投资者结构，增加交易需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技术，适时引进境外投资者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1.3 人民币汇率
为提高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国际收支长期基本平衡，必须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为达此目标，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尤为重要的是，央行必须大规模减少其对市场的常态式干预。
除以上3项机制性改革，央行还应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整套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规范并保护这些制度运行的法律法规。
2 致力于提供长期资本
经过30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金融体系动员储蓄的能力已经相当强大。统计显示，从1994年开始，中国总体上已经摆脱了储蓄短缺的困境，进而成为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我国的外汇储备从那时开始逐年呈净额增长就是储蓄过剩的明证。但是，在资金供给方面，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结构所动员起来的资金，在期限上偏短；而在资金需求方面，由于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城镇化不断推进，对长期资金的需求过剩。这种“期限错配”，是中国各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之一。不仅如此，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只能以增加债务的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与之对应，我国非金融企业获取股权性资金的渠道相当狭窄。这种“权益错配”，在推高微观主体负债率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留下了债务率提高和杠杆率飙升的风险。我国银行资产中的中长期贷款目前已处于60%的危险水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愈演愈烈，都与金融体系上述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在下一步改革中，增加长期资金的供给，特别是增加股权性资金供给，是又一个极为紧迫的议题。
3 发展普惠金融
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服务地方的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创新、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生态环境、加强消费者保护等，都是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其中，以下两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极为迫切。
一是要破除施行了60余年的禁止非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信用关系的禁令。笔者认为，唯有放开民间信用，普惠金融才有真正合适的发展土壤。
二是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解决成本高和结构化信息不易获取等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
4 创造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
经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而各类风险也随之而来。虽然我们的金融体系正向着更为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但我们的风险处置机制依然停留在政府大包大揽的框架下。这意味着，在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市场化的风险管控机制，需要用市场化的手段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特别强调的改革有三项重要内容：第一，完善商业性保险制度。近年来，保险业在中国发展很快，但很多保险机构不安心于从事保险的本业，忽略了提供经济补偿的基本功能，而是热衷于从事金融活动，热衷于进行投资，有时还将很大精力投入到所谓“社会公益”活动。《决定》强调了保险应强化其经济补偿功能，促使保险业的发展回归正途。第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建设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是关乎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这种存款保险机制，要与现有金融稳定机制有效衔接，应具有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第三，明确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的退出规则，包括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加强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从根本上防止金融体系风险积累；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地方性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以及在地方金融风险处置中的责任。在处理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切实加强对存款人的保护，有效防止银行挤兑。
5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行多年，但我们的对外开放，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还存在重重障碍，其中，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不可兑换是其中最主要者。中国要想成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就必须破除这些障碍。
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的重点将在于：转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便于企业走出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同时，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6 完善和加强金融监管
经过持续不断的机构改革和功能调整，我国确立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分设，银、证、保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和调控格局。然而，不仅银、证、保、信等领域的监管自身都需要更新理念、提高水平，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和稳健性，而且，监管当局相互掣肘，致使出现监管真空、监管重复等问题的局面也亟待改变。若无有效的协调，整个监管体系就很难发挥出正能量。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需要提高银、证、保、信各业的监管标准和监管质量，包括设立、完善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适时引进国际银行业流动性和杠杆率监管新规，提高银行业稳健型标准；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特点，细化金融机构分类标准，统一监管政策，减少监管套利，弥补监管真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明确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和规则，增强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等。
二是要加强监管协调，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功能，不断提升监管协调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形成监管合力。
收稿日期：2015-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