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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宗教史上，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皇权在处理政教关系时总是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统治者的态度与政策往往成为决定宗教命运的首要因素，因此，适应政治并获得皇权认可的宗教一般都能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问，反之则会遭受挤压甚至被彻底毁弃。当然，因为宗教在精神领域的优势及其在民众之中的深厚影響，特别是宗教所具有的安抚人心、和谐关系的功能，也使得一些统治者对某个或某几个宗教情有独钟，甚至频繁出现佞佛现象，试图利用这些宗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总是在毁佞之间起伏跌宕，在毁佞之问彼此呼应，在毁佞历程中逐渐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形态。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各自的政教关系对佛教命运的影响便是尤为鲜明的例证。
李利安、崔峰合著的《南北朝佛教编年》（以下简称《编年》，引文只注页码）以南朝和北朝两条线索为框架，每条线索之中又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在详细考索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基础上，用文献本身的记载，逐一呈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全部有史可证的史事，将佛教及与佛教相关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一网打尽，以编年方式完整呈现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历程。借助这本书，无论是考察佛教经济，还是佛教思想，抑或是三教关系，都可以从逐年逐月编排的史事中寻找到纵向变化的清晰轨迹。从政教关系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南朝和北朝在地域特征、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政权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所以在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北朝两次惨烈的毁佛和南朝长时问的佞佛之间形成鲜明的南北对照。而具体的南北朝之内，北朝在毁佛的同时有佞佛或类似佞佛的过程，南朝在佞佛的同时也存在诋毁佛教的势力，南北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毁佞之问不断摸索，不断前进，逐渐走向稳定的中国化政教关系模式。
南北朝佛教“上承汉魏两晋时期中国佛教的初期传播，下启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鼎盛”（前言，1页），成为中国佛教持续上升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也是中国政教关系的“重要开创时期”。通过《编年》，毁佞之间的起伏变化和南北之间的遥相呼应都可以通过可靠的史料得以准确地呈现。
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已经获得广阔的社火生存空间。寺院经济与思想传播同步发展，物质基础和信仰力量促成佛教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并与皇权之间形成微妙的关系，加之三教关系纠葛其中，政教关系的演进在这些复杂的力量的交织中不断向前，一年又一年，历史终于走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19页）。从《编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次事件从背景铺陈到逐渐发酵并最终爆发，朝臣崔浩是关键人物。崔浩是汉代以来北方望族“清河崔氏”人，其曾祖、祖父、父亲相继官至高位，他喜欢钻研玄理术数，二十岁左右即任著作郎。四二0年，崔浩结识嵩山道士寇谦之。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寇谦之自称得到老子玄孙李谱文所授六十卷《图篆真经》，并将其献给朝廷。在崔浩的影响下，拓跋焘“欣然纳之”，并且“敕谦之及门弟子，位在诸王公上不称臣。择大家子弟百二十人为道士”（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54页上）。此后拓跋焘奉祀道教，并于四四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由此佛教在北方的发展便日渐艰难。
四四四年，朝廷“禁止官民私养沙门”（29页），如有私藏者，诛杀满门。四四五年，拓跋焘讨伐西北地区的卢水胡人盖吴及其部下，到长安后，发现佛寺藏有兵器、富人寄存的财物以及朝廷禁止使用的酿酒器具，崔浩借此劝拓跋焘灭佛，一场佛教进入中国以来最大的灾难就此拉开帷幕。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三月，拓跋焘下诏：“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3923页）佛像被毁，佛经被烧，僧众无论少长悉被活埋，佛教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四五0年，太武帝病重，疼痛难忍，“群臣皆言崔浩毁佛所致”（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54页下），加上崔浩又对当时宫廷丑事秉笔直书，彰于天下，拓跋焘一怒之下腰斩了崔浩。第一次“惨烈的灭法”到此戛然而止。四五二年，拓跋焘死后，“文成帝下诏重振佛教”（35页）。这一中国历史上首次灭佛事件前后历时七年，其问大批僧众隐入山林，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度过信仰的寒冬。
北魏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孝文帝迁都洛阳，支持佛教发展。到宣武帝永平二年（五0九），洛阳城中西域来的僧人已达三千余人，永明寺专设千余问房合供外来僧人居住。到五六年之后的延昌时期，北魏计有佛寺一万三千余所，僧人亦多达二百万。北天竺人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五0八）携带大量梵文经典经西域至洛阳，受到宣武帝礼遇，敕住永宁寺，与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共同译经。大量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汉地的流播。到北魏孝明帝时，佛教得到来自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持。魏明帝元诩年（五一五）即位时年仅五岁，执政的胡太后大力支持佛教，开窟造像，修建佛寺佛塔，佛教盛极一时。
若仔细检索《编年》所呈现的所有涉及政教关系演进的史事，就会发现，政教关系在短暂的亲密之后，开始了又一轮疏离的过程。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逐渐引起一些政治家的担忧和不满。五二0年，张普惠上表，责备明帝“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魏收：《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1737-1738页）。由此引发政教关系的再度紧张，到了北周武帝的时代，一个重要人物卫元嵩出现了。
卫元嵩本四川沙弥，但他不事研佛却偏偏喜好谶纬术数，北周时还俗长安，与道士张宾交好，并“上书省寺减僧”（457页）。当时正值北周战争需要人力支持，而佛教僧众不但拥有独立的土地，且免于兵役，因此武帝有意毁损佛道两教，以儒教行于当世。五七三年，“周武帝宣旨日六经儒教于世为宜”（499页）。僧人慧远就此与武帝论争，往来十二回合。武帝以为“真佛无像，空崇塔庙”，“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斯为悖逆之甚，国法岂容，并令反俗，用崇孝养”（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58页中）。于是，五七四年，“北周武帝废佛还俗僧道二百余万”（503页），同年五月，“周武帝下诏罢释道二教”（504页）。五七七年，三十五岁的武帝宇文邕攻下齐都邺城，尽“毁齐境经像”，一时间僧尼三百余万还俗，北朝第二次灭法蔓延于整个北方，政教关系之紧张也再掀高潮。 随着年代的更替，几乎在转眼之间就到了五七八年。这一年，“周武感疠疾身疮大发遂殂”（511页）。同年即位的宣帝下诏复兴佛法，北朝第二次灭法历经四年，遂告结束。
北朝的两次“灭法”都是在佛教不断扎根的过程中发生的历史逆转，这种以政教关系高度紧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历史事件，看似个别人的教唆和某個皇帝的所为，但实际上若仔细检索《编年》所记的诸多史事演进序列，就会发现这其中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一个过程。两次前后相互呼应的灭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构成北朝政教关系的主轴，为中国式政教关系的摸索与最终成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与北朝的两次惨烈灭法截然不同，南朝统治者却表现出对佛教的持续支持与利用，政教关系不但没有北朝那样的大起大落与激烈对抗，而且呈现出和谐共荣的基本态势，对佛教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南朝一共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些朝代都在前朝良好的佛教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继续实行支持佛教的政策。刘宋诸帝中，文帝最重视佛教，并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开南朝帝王倡佛之先河。萧齐帝室之中，齐武帝力推佛教，其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将佛教理论之传播推向一个高潮。当历史的时针指向梁武帝时，南朝佛教达到全盛。
五0二年梁代齐而立，即位之后的梁武帝萧衍力推佛教。五0三年，刚入不惑之年的萧衍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重云殿亲制发愿文，要“永弃道教”，文称：“弟子萧衍比经荒逆，耽事老君。累叶相承，深此邪法。今合弃奋习，归仗正因。愿使未来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共证菩提。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归依老子暂得神仙。”（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九，《大正藏》第四十九册，544页下）这足见萧衍摒弃道教的决心和誓证菩提的愿力。梁武帝不只自己信佛，还要求朝臣及民众皆奉教事。归心佛教之后，梁武帝对佛教戒律进行变革。天监十年（五一一），他颁布《断食酒肉文》，从自身做起，也要求所有僧尼断绝酒肉。天监十二年（五一三）又下《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改变了用动物进行祭祀的礼法。普通元年（五二0）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691页），时人以为此乃梁武帝至德所感。太子萧统亦以简素行事，衣旧衣，断肉食。同月，梁武帝在宫中从僧人惠约受具足戒，以一个释子的戒律严格要求自己。受具足戒开启了梁武帝此后既作为帝王又作为佛教徒的人生。
为了支持佛教的发展，梁武帝于五二七年“驾幸同泰寺舍身，改元大通”（703页）。此后又于五二九、五四六、五四七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皆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帝王奉佛事件。萧衍在位四十八年，对内以佛治国，对外以佛邦交，成为历史上有名的“皇帝菩萨”，佞佛达到南朝之极致。
此后陈代诸帝继续效法梁武帝的奉佛国策，因梁陈交替之际侯景之乱被破坏了的寺院，绝大部分得以修复。陈武帝曾设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还曾“广流《大品》，尤敦三论”，大力倡导佛教义学。此后的文帝，仿照梁武帝之法，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召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仍坚持奉佛之策。而到了陈朝末际，后主继续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合身大赦，佛教之盛，一直走到南朝终结。
尽管在南朝也发生了诸如神灭神不灭的思想冲突以及侯景叛乱导致的佛教灾难，但总体上看，南朝政教关系是在一路高歌中唱响和谐共荣的乐章。“在思想方面，南朝的佛经翻译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家师说为隋唐时代的创宗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南朝佛教无论在信仰类型的多样化，还是修行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在实际落实上，都获得全面的展开，直接带动了佛教思想在寺院及寺院以外各个层面的普及。在佛教管理方面，僧官的任命、寺院三官的选拔、僧籍制度的确立、佛律新规的制定，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管理佛教提供了借鉴。在佛教道场建设与寺院经济方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成为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寺院建设突飞猛进的时代，寺院经济也得到了高度的繁荣。”（魏道儒、李利安：《世界佛教通史》第三卷.337页）
如果说北朝佛教经历两次毁弃而呈现出类似W型的命运低回走向，尽管也有奉佛之策及佛教建设的迅速发展，但在政教关系方面，毁佛弃佛成为明显的历史主轴，那么，南朝佛教则经历了类似V型的命运高亢走向，虽然也有侯景的破坏和范缜的攻击，但在政教关系方面，佞佛奉佛成为历史演进的主轴。
毁佛与佞佛只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观察政教关系的一个视角，而且即使在这个角度下的观察，也可能有其他的视角，只是毁与佞这两种极端化的历史进程可能更有利于我们观察南北朝时代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走向。
从北朝的情况来看，自从西晋灭亡以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文化体系方面出现激烈的重组，这一变革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北朝时期。一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既与以儒家为主的汉文化有一定的隔阂;另一方面又必须向汉文化靠拢。在民族冲突与政权更替的过程中，这种微妙的文化关系也出现曲折的变化，表现在与佛教的关系方面，也是一种紧张状态，虽然也出现夷人信夷教，政教亲近，但在诸多历史元素的激发下，特别是经济利益、政治斗争和三教关系的交织中，北朝政权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演进可以从两次毁弃佛法的事件中得以清理出比较明晰的轨迹。这种政教关系的轨迹，既呈现出矛盾的紧张性，在激烈的冲突中踏出沉重的历史足迹;也呈现出过程的曲折性，在亲疏与分合的转变中交织出起伏变化的脉络;同时还呈现出结局的不可逆转性，政教关系冲破重重迷雾，在政主教从的主体格局中走向相互呼应，并为佛教的命运走向奠定了政治的基础，佛教在北朝的发展也获得空前的进展。
从南朝的情况来看，自从三国时代的吴国和东晋以来，南方佛教便在文化的激烈冲突中获得持续的发展，社会的动乱和文化格局的重组，为佛教进入南方社会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统治者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大力支持佛教、利用佛教的国策，致使南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基本呈现出和谐共荣的走向，并由此导致三教之问的论争不但没有起到抑制佛教的作用，而且促进了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和宽容，佛教在文化优越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依靠政治的力量获得巨大的发展，并在经济基础方面得到强劲的支撑，在信仰方面得到广泛的普及，在文化方面形成相当的深度，佛教进入中国在南方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一历史的归宿与北朝相比，可谓殊途同归。
南北朝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三教会通的奠基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积累了处理政教关系的丰富经验，“形成了顺应政治的基本姿态以及呼应政治的智慧，基本取得了统治者的认同，奠定了后世政教关系的基本走向”（序言，3页），并最终获得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如今我们在欣赏这一时期开创并遗留的石窟佛寺时，除了体验佛教艺术和信仰，还应思考佛教融入中国时在佞毁两端不断冲撞和不断磨合的那段历史及其对佛教自身命运的深刻影响。
（《南北朝佛教编年》，李利安、崔峰著，三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
李利安、崔峰合著的《南北朝佛教编年》（以下简称《编年》，引文只注页码）以南朝和北朝两条线索为框架，每条线索之中又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在详细考索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基础上，用文献本身的记载，逐一呈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全部有史可证的史事，将佛教及与佛教相关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一网打尽，以编年方式完整呈现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历程。借助这本书，无论是考察佛教经济，还是佛教思想，抑或是三教关系，都可以从逐年逐月编排的史事中寻找到纵向变化的清晰轨迹。从政教关系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南朝和北朝在地域特征、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政权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所以在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北朝两次惨烈的毁佛和南朝长时问的佞佛之间形成鲜明的南北对照。而具体的南北朝之内，北朝在毁佛的同时有佞佛或类似佞佛的过程，南朝在佞佛的同时也存在诋毁佛教的势力，南北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毁佞之问不断摸索，不断前进，逐渐走向稳定的中国化政教关系模式。
南北朝佛教“上承汉魏两晋时期中国佛教的初期传播，下启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鼎盛”（前言，1页），成为中国佛教持续上升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也是中国政教关系的“重要开创时期”。通过《编年》，毁佞之间的起伏变化和南北之间的遥相呼应都可以通过可靠的史料得以准确地呈现。
一、毁佛：北朝政教关系的跌宕起伏
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已经获得广阔的社火生存空间。寺院经济与思想传播同步发展，物质基础和信仰力量促成佛教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并与皇权之间形成微妙的关系，加之三教关系纠葛其中，政教关系的演进在这些复杂的力量的交织中不断向前，一年又一年，历史终于走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19页）。从《编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次事件从背景铺陈到逐渐发酵并最终爆发，朝臣崔浩是关键人物。崔浩是汉代以来北方望族“清河崔氏”人，其曾祖、祖父、父亲相继官至高位，他喜欢钻研玄理术数，二十岁左右即任著作郎。四二0年，崔浩结识嵩山道士寇谦之。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寇谦之自称得到老子玄孙李谱文所授六十卷《图篆真经》，并将其献给朝廷。在崔浩的影响下，拓跋焘“欣然纳之”，并且“敕谦之及门弟子，位在诸王公上不称臣。择大家子弟百二十人为道士”（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54页上）。此后拓跋焘奉祀道教，并于四四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由此佛教在北方的发展便日渐艰难。
四四四年，朝廷“禁止官民私养沙门”（29页），如有私藏者，诛杀满门。四四五年，拓跋焘讨伐西北地区的卢水胡人盖吴及其部下，到长安后，发现佛寺藏有兵器、富人寄存的财物以及朝廷禁止使用的酿酒器具，崔浩借此劝拓跋焘灭佛，一场佛教进入中国以来最大的灾难就此拉开帷幕。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三月，拓跋焘下诏：“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3923页）佛像被毁，佛经被烧，僧众无论少长悉被活埋，佛教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四五0年，太武帝病重，疼痛难忍，“群臣皆言崔浩毁佛所致”（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54页下），加上崔浩又对当时宫廷丑事秉笔直书，彰于天下，拓跋焘一怒之下腰斩了崔浩。第一次“惨烈的灭法”到此戛然而止。四五二年，拓跋焘死后，“文成帝下诏重振佛教”（35页）。这一中国历史上首次灭佛事件前后历时七年，其问大批僧众隐入山林，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度过信仰的寒冬。
北魏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孝文帝迁都洛阳，支持佛教发展。到宣武帝永平二年（五0九），洛阳城中西域来的僧人已达三千余人，永明寺专设千余问房合供外来僧人居住。到五六年之后的延昌时期，北魏计有佛寺一万三千余所，僧人亦多达二百万。北天竺人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五0八）携带大量梵文经典经西域至洛阳，受到宣武帝礼遇，敕住永宁寺，与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共同译经。大量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汉地的流播。到北魏孝明帝时，佛教得到来自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持。魏明帝元诩年（五一五）即位时年仅五岁，执政的胡太后大力支持佛教，开窟造像，修建佛寺佛塔，佛教盛极一时。
若仔细检索《编年》所呈现的所有涉及政教关系演进的史事，就会发现，政教关系在短暂的亲密之后，开始了又一轮疏离的过程。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逐渐引起一些政治家的担忧和不满。五二0年，张普惠上表，责备明帝“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魏收：《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1737-1738页）。由此引发政教关系的再度紧张，到了北周武帝的时代，一个重要人物卫元嵩出现了。
卫元嵩本四川沙弥，但他不事研佛却偏偏喜好谶纬术数，北周时还俗长安，与道士张宾交好，并“上书省寺减僧”（457页）。当时正值北周战争需要人力支持，而佛教僧众不但拥有独立的土地，且免于兵役，因此武帝有意毁损佛道两教，以儒教行于当世。五七三年，“周武帝宣旨日六经儒教于世为宜”（499页）。僧人慧远就此与武帝论争，往来十二回合。武帝以为“真佛无像，空崇塔庙”，“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斯为悖逆之甚，国法岂容，并令反俗，用崇孝养”（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58页中）。于是，五七四年，“北周武帝废佛还俗僧道二百余万”（503页），同年五月，“周武帝下诏罢释道二教”（504页）。五七七年，三十五岁的武帝宇文邕攻下齐都邺城，尽“毁齐境经像”，一时间僧尼三百余万还俗，北朝第二次灭法蔓延于整个北方，政教关系之紧张也再掀高潮。 随着年代的更替，几乎在转眼之间就到了五七八年。这一年，“周武感疠疾身疮大发遂殂”（511页）。同年即位的宣帝下诏复兴佛法，北朝第二次灭法历经四年，遂告结束。
北朝的两次“灭法”都是在佛教不断扎根的过程中发生的历史逆转，这种以政教关系高度紧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历史事件，看似个别人的教唆和某個皇帝的所为，但实际上若仔细检索《编年》所记的诸多史事演进序列，就会发现这其中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一个过程。两次前后相互呼应的灭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构成北朝政教关系的主轴，为中国式政教关系的摸索与最终成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佞佛：南朝政教关系的复杂推进
与北朝的两次惨烈灭法截然不同，南朝统治者却表现出对佛教的持续支持与利用，政教关系不但没有北朝那样的大起大落与激烈对抗，而且呈现出和谐共荣的基本态势，对佛教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南朝一共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些朝代都在前朝良好的佛教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继续实行支持佛教的政策。刘宋诸帝中，文帝最重视佛教，并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开南朝帝王倡佛之先河。萧齐帝室之中，齐武帝力推佛教，其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将佛教理论之传播推向一个高潮。当历史的时针指向梁武帝时，南朝佛教达到全盛。
五0二年梁代齐而立，即位之后的梁武帝萧衍力推佛教。五0三年，刚入不惑之年的萧衍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重云殿亲制发愿文，要“永弃道教”，文称：“弟子萧衍比经荒逆，耽事老君。累叶相承，深此邪法。今合弃奋习，归仗正因。愿使未来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共证菩提。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归依老子暂得神仙。”（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九，《大正藏》第四十九册，544页下）这足见萧衍摒弃道教的决心和誓证菩提的愿力。梁武帝不只自己信佛，还要求朝臣及民众皆奉教事。归心佛教之后，梁武帝对佛教戒律进行变革。天监十年（五一一），他颁布《断食酒肉文》，从自身做起，也要求所有僧尼断绝酒肉。天监十二年（五一三）又下《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改变了用动物进行祭祀的礼法。普通元年（五二0）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691页），时人以为此乃梁武帝至德所感。太子萧统亦以简素行事，衣旧衣，断肉食。同月，梁武帝在宫中从僧人惠约受具足戒，以一个释子的戒律严格要求自己。受具足戒开启了梁武帝此后既作为帝王又作为佛教徒的人生。
为了支持佛教的发展，梁武帝于五二七年“驾幸同泰寺舍身，改元大通”（703页）。此后又于五二九、五四六、五四七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皆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帝王奉佛事件。萧衍在位四十八年，对内以佛治国，对外以佛邦交，成为历史上有名的“皇帝菩萨”，佞佛达到南朝之极致。
此后陈代诸帝继续效法梁武帝的奉佛国策，因梁陈交替之际侯景之乱被破坏了的寺院，绝大部分得以修复。陈武帝曾设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还曾“广流《大品》，尤敦三论”，大力倡导佛教义学。此后的文帝，仿照梁武帝之法，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召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仍坚持奉佛之策。而到了陈朝末际，后主继续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合身大赦，佛教之盛，一直走到南朝终结。
尽管在南朝也发生了诸如神灭神不灭的思想冲突以及侯景叛乱导致的佛教灾难，但总体上看，南朝政教关系是在一路高歌中唱响和谐共荣的乐章。“在思想方面，南朝的佛经翻译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家师说为隋唐时代的创宗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南朝佛教无论在信仰类型的多样化，还是修行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在实际落实上，都获得全面的展开，直接带动了佛教思想在寺院及寺院以外各个层面的普及。在佛教管理方面，僧官的任命、寺院三官的选拔、僧籍制度的确立、佛律新规的制定，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管理佛教提供了借鉴。在佛教道场建设与寺院经济方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成为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寺院建设突飞猛进的时代，寺院经济也得到了高度的繁荣。”（魏道儒、李利安：《世界佛教通史》第三卷.337页）
三、毁佞之间：南北朝政教关系殊途同归
如果说北朝佛教经历两次毁弃而呈现出类似W型的命运低回走向，尽管也有奉佛之策及佛教建设的迅速发展，但在政教关系方面，毁佛弃佛成为明显的历史主轴，那么，南朝佛教则经历了类似V型的命运高亢走向，虽然也有侯景的破坏和范缜的攻击，但在政教关系方面，佞佛奉佛成为历史演进的主轴。
毁佛与佞佛只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观察政教关系的一个视角，而且即使在这个角度下的观察，也可能有其他的视角，只是毁与佞这两种极端化的历史进程可能更有利于我们观察南北朝时代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走向。
从北朝的情况来看，自从西晋灭亡以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文化体系方面出现激烈的重组，这一变革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北朝时期。一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既与以儒家为主的汉文化有一定的隔阂;另一方面又必须向汉文化靠拢。在民族冲突与政权更替的过程中，这种微妙的文化关系也出现曲折的变化，表现在与佛教的关系方面，也是一种紧张状态，虽然也出现夷人信夷教，政教亲近，但在诸多历史元素的激发下，特别是经济利益、政治斗争和三教关系的交织中，北朝政权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演进可以从两次毁弃佛法的事件中得以清理出比较明晰的轨迹。这种政教关系的轨迹，既呈现出矛盾的紧张性，在激烈的冲突中踏出沉重的历史足迹;也呈现出过程的曲折性，在亲疏与分合的转变中交织出起伏变化的脉络;同时还呈现出结局的不可逆转性，政教关系冲破重重迷雾，在政主教从的主体格局中走向相互呼应，并为佛教的命运走向奠定了政治的基础，佛教在北朝的发展也获得空前的进展。
从南朝的情况来看，自从三国时代的吴国和东晋以来，南方佛教便在文化的激烈冲突中获得持续的发展，社会的动乱和文化格局的重组，为佛教进入南方社会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统治者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大力支持佛教、利用佛教的国策，致使南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基本呈现出和谐共荣的走向，并由此导致三教之问的论争不但没有起到抑制佛教的作用，而且促进了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和宽容，佛教在文化优越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依靠政治的力量获得巨大的发展，并在经济基础方面得到强劲的支撑，在信仰方面得到广泛的普及，在文化方面形成相当的深度，佛教进入中国在南方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一历史的归宿与北朝相比，可谓殊途同归。
南北朝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三教会通的奠基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积累了处理政教关系的丰富经验，“形成了顺应政治的基本姿态以及呼应政治的智慧，基本取得了统治者的认同，奠定了后世政教关系的基本走向”（序言，3页），并最终获得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如今我们在欣赏这一时期开创并遗留的石窟佛寺时，除了体验佛教艺术和信仰，还应思考佛教融入中国时在佞毁两端不断冲撞和不断磨合的那段历史及其对佛教自身命运的深刻影响。
（《南北朝佛教编年》，李利安、崔峰著，三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