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爆出一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
　　故事梗概大概是：一家沿海的电子企业去中部某省开公司，刚开始，大家把酒言欢，但“蜜月”结束之后，公司却被当地政府强行索要股权，负责人还被当地拘禁。此外，政府还抢夺公章，贱卖企业资产等等。
　　但当地政府给出了另外一个说法：政府非但没有做以上这些事，反而一直在“帮企业”，这家企业目前已停产，自己经营出了问题。企业还在当地欠下银行、供应商等市场主体7亿多。
　　我没有实地调查，只是列举了双方说法，以示平衡。但这件事，却让我想到了十几年记者经历的很多片段，且听我说完。
　　在某经济发达城市，大企业A总是不给市政府“面子”。市政府每年都会组织一个大型论坛，而论坛是当地最重要的“城市品牌”之一，因此希望A企业派出主要负责人参加，给当地“长长脸”。
　　遗憾的是，企业A每年都只派一个经理参加，即“部门负责人”都舍不得派，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职位。但A的另一家略弱的竞争对手B，则每年都派出二把手参加，非常重视。外界议论，A可真牛，不把市领导放在眼里。
　　后来，A越发展越好，而B越来越差，当初旗鼓相当的企业，现在却几乎成了两个档次。
　　另一个片段是，一位颇有才华，“指导”过当地企业重组的官员曾私下对笔者说：一些民企是多面的，它们希望靠近政府，有土地，有政府担保的低息贷款。政府的盘算则是，企业带动经济，拉动GDP，创造税收。两方都有自己的盘算。
　　但遗憾的是，两情相悦的故事总是难以持续，当企业遇到周期或外部原因出现经营问题后，企业怪政府，政府也怪企业，互相都认为对方是“骗子”。
　　这位官员说，一家C企业的负责人看到企业不行了，想的不是让企业脱困，而是想“跑路”出国。
　　这两个片段，后来我仔细进行了研究。我发现一个逻辑，即企业都是理性的，企业的发展模式决定了他和政府的距离。
　　比方说企业A，它之所以不给地方政府面子，在于它根本不需要求助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在企业最重要的三点诉求——市场开发、土地和融资上。
　　首先，A企业是一家外向型企业，海外销售比重大。而且，它的国内市场主要面向中央国企和普通消費者，地方政府做不了什么。此外，企业早已在全球设立研发中心，也没有大规模厂房和土地需求。
　　最重要的是，A企业现金非常充裕，企业的“内部融资”也做得很好。此外，这家企业信用足够，和银行有长期关系，不需要地方政府的背书。中国的大银行都是中央国有，地方政府管不了。
　　遗憾的是，在中国很多地方，A这样的优质企业是少数，大部分企业都希望和政府发生点“关系”。对企业来说，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着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信用。土地好理解，信用也不难，即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银行低息贷款给企业。
　　讲到这里，想必读者朋友已经明白，题目的答案所在：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最安全？简单来说，就是好企业最安全，它对地方政府没有诉求，可以不给地方政府“面子”。它自己创造现金，融资能力很强，并不依赖于国有银行的滚动贷款。
　　此前，我曾有一篇文章说万达虽大，但依然有软肋。万达对国有银行系统的依赖太强，它的项目从国有银行的地方分行贷款，它的债券由国有金融机构持有（后来被抛售）。总之，它一直没有逃脱国有金融机构的“五指山”，而A企业因为自己创造现金和赚取利润的能力很强，所以信用极高，可以平等地和国有金融机构议价和博弈。
　　所以，万达低调了，A企业现在高调了。A企业是谁？按照我给的标准去找，中国应该有不少。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