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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光中过世的前一天凌晨，《余光中传》作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徐学突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爬起来，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关于余光中的微信文章，并写上了“守夜人”3个字。没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就在媒体上看到余光中病逝的消息。“那晚，他大概是提前与我作别。”徐学坐在《环球人物》记者对面，窗外天气正晴好，适宜忆旧怀人。
“这是我的‘私生子’哦！”
相对于“洋腔洋调”，我宁取“土头土脑”……不装腔作势，不卖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滥用典故，不效颦西人和古人，不依赖文学权威，不怕牛粪和毛毛虫，更不用什么诗人的高贵感来镇压一般读者。
——节选自余光中《现代诗怎么变》
我第一次见到余先生是在1993年香港的一次两岸文学交流研讨会上。那是初见却并非初识。此前，我就在海这头看过他的书作、录像，他也在海那头通过福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听过我介绍他的系列文章，此后我们又有书信往来，所以未相见已熟识。
那时余先生年过花甲，我却正值壮年气盛。见面后，我对他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是把自己比作了李白，把余先生比作了识才的韩荆州。如今想来，此言极是狂妄，但余先生只是笑笑，并不曾出言指摘。后来我们相交越久，我就越知道余先生的平易宽厚。
我曾邀请余先生来厦门的晓风书店签名售书。在余先生到达前，队伍就排得很长了，等看见余先生，人群很快挤成一团。我有些慌，余先生却很镇定，对人群说，“站回去排队，不然我不签”。听了他的话，大家才赶快去排好队。签名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名读者递过来签名的是本盗版书。我也陪过很多作家签名售书，有的作家一看到盗版书就会说，“这书请你拿回去，我不能支持盗版”。但余先生见到盗版书，只是笑一笑，说：“这是我的‘私生子’哦！”然后余先生就给他签了名。后来在厦大校园，还有学生请余先生签过自己手抄的诗集。学生很感动，余先生见状也很感动。他很容易为人的感动而感动，從不把他人的喜爱当作理所当然。
1947年高中毕业后，余先生同时考上了北大和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因听说北京不安宁，于是选择了金陵大学，但还保存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他到了厦大，最后又去了台大。所以这3所大学的校庆都会请他。
厦大每次请他，他都会来，来了就住在我们的逸夫楼里。逸夫楼曾是我们最好的楼，专门接待贵宾。但是在1995年，余先生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楼里有几个厕所会漏水。余先生就一边打着伞，一边上厕所。过了很多年，他才把这件事当玩笑说给我听。
对于生活上的这些事，余先生一概没有要求。他去哪里都穿那几件衣服，人家见他衣领都磨破了，还给他送了一件红豆衬衫。地方上请他过去演讲，他会自己跑去和大家一起吃自助餐，而不去主办方安排的贵宾包间。有一年，我带他去拜访舒婷和她先生。我们在郑成功雕像前见面，绕小径上山，到了舒婷古风犹存的家。舒婷亲自下厨，用地瓜粥、鲜嫩的豆腐、蛋炒萝卜干等家常闽南菜来招待他，让他“感觉太美了”。
余先生不会居高临下地俯视老百姓，讨厌一切把他和老百姓隔开的形式。在我眼里，他是真正的“乡土”诗人。这话听来有些可笑，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余先生曾身陷台湾乡土文学论争，被归为反对乡土文学的那一边。但我确实从未见到一个乡土的作家，能像他那样接地气。
余先生会用常州话说绕口令，念及重庆的同学就唱一曲川江号子，上课说粤语笑话逗得满堂笑声，夜深用闽南语吟唱唐诗为伴。东北人听他唱《松花江上》会落泪，北京人喜欢这位北大老校友笔下的长城故宫，楚人更因他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而引之为屈原以后最可亲近的诗人。关里关外、江河南北、田间坝上……都是他行呤的身影。他到哪里，哪里人都觉得他亲切。
有时我读余先生的诗，总想起《诗经》，想起乐府，想起竹枝词，想起从古至今，无数寻常街巷中平头百姓的忧患和痴爱。如今，我耳畔仍常响起他用浓浓川音诵过的他写的第一首诗《扬子江船夫曲》：“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嗨呦，嗨呦/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乡愁》的小时候、长大后、现在与未来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节选自余光中《乡愁四韵》
1928年，重阳，余先生在南京呱呱落地。他的父亲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母亲是江苏常州人。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余先生在南京出生、长大，但他关于童年的记忆中，仍有永春的山和常州的水。余先生后来说，自己既是闽南人，也是江南人。
“记得小时候/在江南/秋天拾枫叶/春天养蚕。”在诗中，余先生的童年是山青水绿的安宁恬静。但这份安宁终被日军1937年的炮火炸得粉碎。9岁的余先生随母亲匆匆逃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擦身而过，后来又从常州逃往苏皖边境，“诗的江南词的江南”被“砍成血腥的屠场”，“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和桥的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母子俩一路辗转，几经周折，终于在1938年5月来到重庆，与在国民政府海外部工作的余超英相聚。余先生一家起初住在城内，不久为躲避日本军机轰炸，随海外部机关搬到重庆市区外的江北县悦来场，直至抗战结束。
抗战时的重庆，虽然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奸商，但更多的是民族高扬的激情，献款劳军的大游行，万人齐唱的悲壮歌谣……这些记忆深埋在余先生的心中，随他从四川到南京，到厦门，到台湾——“20年前来这岛上的，是一个激情昂扬的青年，眉上睫上发上，犹飘扬大陆带来的烽火从沈阳一直燃烧到衡阳，他的心跳和脉搏，犹应和抗战遍地的歌声嘉陵江的涛声长江滔滔入海浪淘历史的江声”。 血与火的时代渐渐远去，但脚下的乡土和身边的友邻还在那里。2005年10月19日，我陪余先生到重庆，再归悦来场。我们从重庆市区出发，乘汽车走了30多里后，还得徒步再走半小时山路。山路很窄很陡，有的是用青石板铺成，有的完全是黄泥土路。余先生和师母当时都年近八十，当地人就准备了两架滑竿请他们坐。师母坐了上去，余先生却坚持要步行。我以为他害怕抬的人脚滑会把他摔下去，上前恳请，余先生摆摆手，解释道：“我以朝圣的心情回故乡，我要一步步地走回去，我要一步步地用自己的脚，踏着童年、少年的我走过的路。我才能感觉到，自己回家了。”
60年前的老房子早已被拆毁，家附近的几棵大银杏树和黄桷树也不见踪影，四顾看去，处处都有些陌生，这大抵就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悲哀。好在来迎接我们的，尚有几位余先生的儿时玩伴。当年的少年在时间中走成了老者，彼此挽手而行，用乡音颤抖着说：“我还记得你，我还记得你……”
在余先生曾住过的朱家祠堂的院子中，师母看着檐际云纹的瓦当，仿佛怀念起幼时在这里的生活。见此情状，我悄悄建议村人拿下一块相赠。余先生接过瓦片，用手摩挲，落下泪来。后来这片瓦片被他带过了海，置于家中客厅的柜顶，“苔霉隐隐，似乎还带着嘉陵江边的雨气。毕竟，逝去的童年依依，还留下美丽的物证”。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两岸对峙，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先生，提笔写下了《乡愁》。在他笔下，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矮坟，是海峡，是一代人的伤痛。我曾听说过一个故事，当时有人偷偷从山东老家包了一袋泥土带回台湾，把几个几十年没能回家的山东老乡召集在一起，共同分这包土。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为什么家书能抵万金？因为烽火连三月啊。而在台澎金马，不只是烽火三月，是30多年，把那些离乡的人啊，青丝熬成了白发，生离熬成了死别。
后来，《乡愁》从海那边传到了海这边，成了黄口小儿也会念诵的小诗。有人问来大陆演讲的余先生：“《乡愁》写了小时候、长大后、现在，没有写未來，为什么没有写未来？可不可以续上未来的一段？”余先生答得很快，立刻吟出：“未来啊，乡愁是一座长长的桥，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两件礼物：肉身和语文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节选自余光中《守夜人》
在给学生上课时，我曾说：“你们理解余光中，如果只知道《乡愁》，就像理解李白，只知道《静夜思》一样。”余先生亦说过：《乡愁》是我的招牌菜，但我还会煮很多好菜，《乡愁》是我的名片，但我不希望这张名片遮住了我的脸。
“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这是散文大家梁实秋对学生余光中的评价。事实上，这句话也仅概括了余先生文人的一面，他还是一位认真的学者、严格的教师、不苟的翻译家。余先生有如此多面，读懂他却很简单，因为他的人生有一个定点——中文。
童年时，“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是余先生最早的意趣；少年时，“四川同学家里常见线装藏书，有的可能还是珍本，不免拿来校中炫耀，乃得奇书共赏”，这是他战火中的弦歌不绝；待到入读厦大，他在近半年时间内发表了7首新诗、7篇文艺评论和两篇译文，真正开启了追寻文字的路。有一次，厦大外文系系主任李庆云教授在课间和同学座谈，让学子各言其志，大多数说想投身社会变革，只有余光中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当作家。其志之坚，风起云涌的时代也不能动摇。
余先生的母亲在他30岁时去世了。他写了3首《母难日》，其中一首我最为喜欢：“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后来，余先生把《母难日》刻在了母亲的墓碑上。我曾在大学中文系演讲时感慨，大家不要看不起中文系，也许你们不能给你们母亲买大房子，但是你们可以写一首诗，刻在母亲的墓碑上。
英国人说，我们宁愿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我们中国人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文学大师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在余先生看来，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向心力就必然常在，一个方块字就是一个天地，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我曾陪他进过寺庙、访过道观、入过教堂。他神态庄重，却从不行礼朝拜，因为它们都并非他的信仰。他唯一的信仰是中文，唯一的宗教情怀就是把中文写好，让大家热爱中文，通过富有生命的文字体验中华文化精华。
余先生很喜欢李白，写过很多关于李白的诗篇。很多大学生喜欢他的《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熟读之余，他们会想象，未曾谋面的余先生一定是位胡子很多、身材高大的侠客。听演讲时一见，余先生个子不高，打扮很随便，好像也没什么侠气，他们就有点失望。余先生对此回答，我是把精神都放在了写作上。余先生生活很有规律：上课、回家、写作，每天在灯下“用创作与永恒拔河”。他的确是把精神都放在写作里头去了。
几年前，余先生来厦门做主题演讲。演讲之余尚有空闲，我问他，有人想花钱请您去演讲，去不去？他说，不去。我又问，厦门周边开发了新旅游点，景色很美，空气很好，要不要去？他说，不去。我疑惑，哪里都不去，您待在房间里要干什么？他拿出一大沓纸说，你看，我有这么多作业要改。他开了一门翻译课，有几十名学生，那沓纸是学生交上来的翻译。每份作业他都亲自批改，用红笔圈出来，这个字句措词不太妥当，应该怎么改，一笔一笔地改。他说，回台后很忙，正好利用这点空闲。教学也好，写作也好，演讲也好，签名售书也好，他都是为了把好的中文传承下去。
“这是我的‘私生子’哦！”
相对于“洋腔洋调”，我宁取“土头土脑”……不装腔作势，不卖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滥用典故，不效颦西人和古人，不依赖文学权威，不怕牛粪和毛毛虫，更不用什么诗人的高贵感来镇压一般读者。
——节选自余光中《现代诗怎么变》
我第一次见到余先生是在1993年香港的一次两岸文学交流研讨会上。那是初见却并非初识。此前，我就在海这头看过他的书作、录像，他也在海那头通过福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听过我介绍他的系列文章，此后我们又有书信往来，所以未相见已熟识。
那时余先生年过花甲，我却正值壮年气盛。见面后，我对他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是把自己比作了李白，把余先生比作了识才的韩荆州。如今想来，此言极是狂妄，但余先生只是笑笑，并不曾出言指摘。后来我们相交越久，我就越知道余先生的平易宽厚。
我曾邀请余先生来厦门的晓风书店签名售书。在余先生到达前，队伍就排得很长了，等看见余先生，人群很快挤成一团。我有些慌，余先生却很镇定，对人群说，“站回去排队，不然我不签”。听了他的话，大家才赶快去排好队。签名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名读者递过来签名的是本盗版书。我也陪过很多作家签名售书，有的作家一看到盗版书就会说，“这书请你拿回去，我不能支持盗版”。但余先生见到盗版书，只是笑一笑，说：“这是我的‘私生子’哦！”然后余先生就给他签了名。后来在厦大校园，还有学生请余先生签过自己手抄的诗集。学生很感动，余先生见状也很感动。他很容易为人的感动而感动，從不把他人的喜爱当作理所当然。
1947年高中毕业后，余先生同时考上了北大和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因听说北京不安宁，于是选择了金陵大学，但还保存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他到了厦大，最后又去了台大。所以这3所大学的校庆都会请他。
厦大每次请他，他都会来，来了就住在我们的逸夫楼里。逸夫楼曾是我们最好的楼，专门接待贵宾。但是在1995年，余先生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楼里有几个厕所会漏水。余先生就一边打着伞，一边上厕所。过了很多年，他才把这件事当玩笑说给我听。
对于生活上的这些事，余先生一概没有要求。他去哪里都穿那几件衣服，人家见他衣领都磨破了，还给他送了一件红豆衬衫。地方上请他过去演讲，他会自己跑去和大家一起吃自助餐，而不去主办方安排的贵宾包间。有一年，我带他去拜访舒婷和她先生。我们在郑成功雕像前见面，绕小径上山，到了舒婷古风犹存的家。舒婷亲自下厨，用地瓜粥、鲜嫩的豆腐、蛋炒萝卜干等家常闽南菜来招待他，让他“感觉太美了”。
余先生不会居高临下地俯视老百姓，讨厌一切把他和老百姓隔开的形式。在我眼里，他是真正的“乡土”诗人。这话听来有些可笑，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余先生曾身陷台湾乡土文学论争，被归为反对乡土文学的那一边。但我确实从未见到一个乡土的作家，能像他那样接地气。
余先生会用常州话说绕口令，念及重庆的同学就唱一曲川江号子，上课说粤语笑话逗得满堂笑声，夜深用闽南语吟唱唐诗为伴。东北人听他唱《松花江上》会落泪，北京人喜欢这位北大老校友笔下的长城故宫，楚人更因他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而引之为屈原以后最可亲近的诗人。关里关外、江河南北、田间坝上……都是他行呤的身影。他到哪里，哪里人都觉得他亲切。
有时我读余先生的诗，总想起《诗经》，想起乐府，想起竹枝词，想起从古至今，无数寻常街巷中平头百姓的忧患和痴爱。如今，我耳畔仍常响起他用浓浓川音诵过的他写的第一首诗《扬子江船夫曲》：“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嗨呦，嗨呦/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乡愁》的小时候、长大后、现在与未来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节选自余光中《乡愁四韵》
1928年，重阳，余先生在南京呱呱落地。他的父亲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母亲是江苏常州人。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余先生在南京出生、长大，但他关于童年的记忆中，仍有永春的山和常州的水。余先生后来说，自己既是闽南人，也是江南人。
“记得小时候/在江南/秋天拾枫叶/春天养蚕。”在诗中，余先生的童年是山青水绿的安宁恬静。但这份安宁终被日军1937年的炮火炸得粉碎。9岁的余先生随母亲匆匆逃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擦身而过，后来又从常州逃往苏皖边境，“诗的江南词的江南”被“砍成血腥的屠场”，“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和桥的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
母子俩一路辗转，几经周折，终于在1938年5月来到重庆，与在国民政府海外部工作的余超英相聚。余先生一家起初住在城内，不久为躲避日本军机轰炸，随海外部机关搬到重庆市区外的江北县悦来场，直至抗战结束。
抗战时的重庆，虽然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奸商，但更多的是民族高扬的激情，献款劳军的大游行，万人齐唱的悲壮歌谣……这些记忆深埋在余先生的心中，随他从四川到南京，到厦门，到台湾——“20年前来这岛上的，是一个激情昂扬的青年，眉上睫上发上，犹飘扬大陆带来的烽火从沈阳一直燃烧到衡阳，他的心跳和脉搏，犹应和抗战遍地的歌声嘉陵江的涛声长江滔滔入海浪淘历史的江声”。 血与火的时代渐渐远去，但脚下的乡土和身边的友邻还在那里。2005年10月19日，我陪余先生到重庆，再归悦来场。我们从重庆市区出发，乘汽车走了30多里后，还得徒步再走半小时山路。山路很窄很陡，有的是用青石板铺成，有的完全是黄泥土路。余先生和师母当时都年近八十，当地人就准备了两架滑竿请他们坐。师母坐了上去，余先生却坚持要步行。我以为他害怕抬的人脚滑会把他摔下去，上前恳请，余先生摆摆手，解释道：“我以朝圣的心情回故乡，我要一步步地走回去，我要一步步地用自己的脚，踏着童年、少年的我走过的路。我才能感觉到，自己回家了。”
60年前的老房子早已被拆毁，家附近的几棵大银杏树和黄桷树也不见踪影，四顾看去，处处都有些陌生，这大抵就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悲哀。好在来迎接我们的，尚有几位余先生的儿时玩伴。当年的少年在时间中走成了老者，彼此挽手而行，用乡音颤抖着说：“我还记得你，我还记得你……”
在余先生曾住过的朱家祠堂的院子中，师母看着檐际云纹的瓦当，仿佛怀念起幼时在这里的生活。见此情状，我悄悄建议村人拿下一块相赠。余先生接过瓦片，用手摩挲，落下泪来。后来这片瓦片被他带过了海，置于家中客厅的柜顶，“苔霉隐隐，似乎还带着嘉陵江边的雨气。毕竟，逝去的童年依依，还留下美丽的物证”。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两岸对峙，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先生，提笔写下了《乡愁》。在他笔下，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矮坟，是海峡，是一代人的伤痛。我曾听说过一个故事，当时有人偷偷从山东老家包了一袋泥土带回台湾，把几个几十年没能回家的山东老乡召集在一起，共同分这包土。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为什么家书能抵万金？因为烽火连三月啊。而在台澎金马，不只是烽火三月，是30多年，把那些离乡的人啊，青丝熬成了白发，生离熬成了死别。
后来，《乡愁》从海那边传到了海这边，成了黄口小儿也会念诵的小诗。有人问来大陆演讲的余先生：“《乡愁》写了小时候、长大后、现在，没有写未來，为什么没有写未来？可不可以续上未来的一段？”余先生答得很快，立刻吟出：“未来啊，乡愁是一座长长的桥，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两件礼物：肉身和语文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节选自余光中《守夜人》
在给学生上课时，我曾说：“你们理解余光中，如果只知道《乡愁》，就像理解李白，只知道《静夜思》一样。”余先生亦说过：《乡愁》是我的招牌菜，但我还会煮很多好菜，《乡愁》是我的名片，但我不希望这张名片遮住了我的脸。
“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这是散文大家梁实秋对学生余光中的评价。事实上，这句话也仅概括了余先生文人的一面，他还是一位认真的学者、严格的教师、不苟的翻译家。余先生有如此多面，读懂他却很简单，因为他的人生有一个定点——中文。
童年时，“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是余先生最早的意趣；少年时，“四川同学家里常见线装藏书，有的可能还是珍本，不免拿来校中炫耀，乃得奇书共赏”，这是他战火中的弦歌不绝；待到入读厦大，他在近半年时间内发表了7首新诗、7篇文艺评论和两篇译文，真正开启了追寻文字的路。有一次，厦大外文系系主任李庆云教授在课间和同学座谈，让学子各言其志，大多数说想投身社会变革，只有余光中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当作家。其志之坚，风起云涌的时代也不能动摇。
余先生的母亲在他30岁时去世了。他写了3首《母难日》，其中一首我最为喜欢：“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后来，余先生把《母难日》刻在了母亲的墓碑上。我曾在大学中文系演讲时感慨，大家不要看不起中文系，也许你们不能给你们母亲买大房子，但是你们可以写一首诗，刻在母亲的墓碑上。
英国人说，我们宁愿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我们中国人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文学大师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在余先生看来，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向心力就必然常在，一个方块字就是一个天地，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我曾陪他进过寺庙、访过道观、入过教堂。他神态庄重，却从不行礼朝拜，因为它们都并非他的信仰。他唯一的信仰是中文，唯一的宗教情怀就是把中文写好，让大家热爱中文，通过富有生命的文字体验中华文化精华。
余先生很喜欢李白，写过很多关于李白的诗篇。很多大学生喜欢他的《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熟读之余，他们会想象，未曾谋面的余先生一定是位胡子很多、身材高大的侠客。听演讲时一见，余先生个子不高，打扮很随便，好像也没什么侠气，他们就有点失望。余先生对此回答，我是把精神都放在了写作上。余先生生活很有规律：上课、回家、写作，每天在灯下“用创作与永恒拔河”。他的确是把精神都放在写作里头去了。
几年前，余先生来厦门做主题演讲。演讲之余尚有空闲，我问他，有人想花钱请您去演讲，去不去？他说，不去。我又问，厦门周边开发了新旅游点，景色很美，空气很好，要不要去？他说，不去。我疑惑，哪里都不去，您待在房间里要干什么？他拿出一大沓纸说，你看，我有这么多作业要改。他开了一门翻译课，有几十名学生，那沓纸是学生交上来的翻译。每份作业他都亲自批改，用红笔圈出来，这个字句措词不太妥当，应该怎么改，一笔一笔地改。他说，回台后很忙，正好利用这点空闲。教学也好，写作也好，演讲也好，签名售书也好，他都是为了把好的中文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