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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逝，故都人文景观中的楼坛殿阁早已从记忆中淡出?熏只有圆明园的断柱残垣、破壁颓丘依然使我魂牵梦绕，“黍离”之悲挥之不去。悠悠的情思仿佛漫步在百年来中华民族走向沉沦的西风古道?熏在历史的凄风苦雨中寻寻觅觅。还是《诗经·黍离》倾诉得最为酣畅：“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一）
野蛮地征服—尽情地享乐—无可奈何地下地狱，是中国王朝兴衰败亡的三部曲；享乐是颓败的开场锣鼓，历代统治者都逃脱不了这个厄运。圆明园从大兴土木到瓦砾遍地，衰草连天，宛如清王朝走向坟墓的文化模型，耐人寻味。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当时藩王之乱虽已平息，但西北的战事仍在继续，连绵不断的狼烟烽火直至乾嘉年代仍未有完全熄灭，可清朝统治者已骄奢淫逸得不可一世了。玄烨首先兴建了畅春园，还卖了一个“避喧听政”的关子，其实不过是为了建立皇室的极乐世界罢了。弘历对方壶胜景（圆明园景观之一）的题词，是清统治者为什么耗费巨资修建皇家园林的最好注释：“海上之仙山，舟到风辄隐去，徒妄语耳。要知金银为宫阙，亦何异人寰，即景即仙，自在我室，何事远求”———成仙既不可能，权且阅尽人间金粉，享尽荣华富贵，做一个人间活神仙，也不枉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不妨设想一下仲秋之夜的万花阵迷宫：皇帝在后妃的簇拥下，喜看数百名宫女成群结队、细腰摇曳、脂粉飘香、欢笑嬉戏、争先恐后奔逐在万花阵迷宫中。“避喧听政”云云，委实滑稽得可爱。康熙帝已为圆明园的灰飞烟灭埋下了最早的火种。
果然，到了乾隆时代，伴随着文字狱的骤然升温和圆明园的不断扩建，爱新觉罗王朝的腐败堕落也粗具规模了。煊赫一时的大贪官和珅就是弘历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显贵似向人们昭示：只要不把满人当夷狄，就不是敌我问题；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无非是内部矛盾，与忠于朝廷无碍，仍不失为皇帝的爱子。“得天子心者为诸侯”，如此红极一时的典型，天下官吏怎能不亦步亦趋。忧国忧民与文字狱只一步之遥，及时行乐才是正经。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不在话下了。发展到清末，贪官污吏和腐败的清廷结成了神圣联盟：没落贵族需要政府保护他既得的不义之财；一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只有污渍斑斑的官僚才会支撑它摇摇欲坠的家国，彼此心照不宣。
圆明园最刺目的遗址莫过于西洋楼残骸。你看那一堆堆残雕断柱，杂乱地横陈在破壁荒草间，迎着秋风，披着斜阳，凄凄惨惨切切，蛮有末代君王李煜“垂泪对宫娥”的哀伤。这原本是一组（共十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具有西方洛可可和爱尼奥式的建筑风格，还有希腊柱脚，古罗马装饰和中式的拱券歇山、雕梁画栋、飞檐挑角、兽脊鸱吻等，荟萃了中西建筑文化的精华。兴许会有人说，这正是清朝鼎盛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象征，可并不全对。玄烨在世时确曾学习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历法等（仅限于皇室，汉人和平民无权问津），但对于洋人的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则不甚了了。自乾隆以降，这一点祖宗“恩泽”也被束之高阁了。他们乐意接纳的是那些穷奢极欲的西洋货色。对于西方的思维方式、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促使社会进步和自然科学阔步向前的意识形态，清王朝的主子们是不屑一顾的。本来在明代就有利玛窦等大批天主教的传教士带着几何学等西方文化来到中国，雍正、乾隆父子二人竟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把康熙时代开放对外贸易的四个海关关闭了三个。如果说闭关锁国是清廷陈腐落后的基因之一，那么这个遗传密码就来自雍乾。西方文明只得与中国交臂而过，由华夏流向扶桑，催化了日本社会改革的新思潮，至明治维新，一个弹丸之国终于跻身于列强之林。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圆明园进入了它生命中的鼎盛时期。由圆明、畅春、绮春三园组成的圆明园占地五千二百余亩，各式房舍一万余间，东西长六华里，南北宽四华里。圆明园集江南园林的玲珑秀美、北方景色的旷达豪迈、西洋建筑的新颖别致于一体，山环水绕、廊腰缦徊，楼阁亭台、馆轩殿庑，无美不有，真个是天上人间。规模之大，耗资之多都是前无古人的。圆明园全盛时期的绚丽光彩、风流韵味，我们无缘领略，但建于嘉庆十一年的凤麟阁的有关资料尚能引发人们如临其境的情思：“洲屿上矗立着高深宽敞的殿宇五楹，画栋雕梁，朱帘高挂，佩玉鸣鸾，恍若仙境；万顷平湖，朝映万朵红霞，暮接千层云雨。”这仅仅是金粉世家的一个小小里弄而已。当世界飞速前进，西方列强日益挥戈东向的时候，倾全部国力来营造皇室的乐园，明智吗？
圆明园何以名“圆明”？雍正写道：“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过于溢美之名常常与其实际南辕北辙。以清帝为首的皇帝贵胄们，迷惘在圆明园销魂夺魄、心驰神飞的飘逸和梦幻中，自然“乐不思蜀”了。大清帝国早在兴建圆明园初期就萌生的不治之症，随着圆明园规模日益宏大和雍容华贵，开始溃烂和表面化了。道光十九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历经三年，英帝国率先用坚炮利舰轰开了东方老大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在圆明园朝歌夜弦的盛世乐声中、在举国上下高呼万岁的歌德颂圣声中开始了。
（二）
如果说圆明园四十景中大多是或花容月貌，或金碧珠光，或超凡脱俗，或扑朔迷离，那么“座石临流”景群中的买卖街则是别具一格的。这是历代清帝们为了博得勤政爱民、宵衣旰食的美名，精心策划的赏心乐事项目。
买卖街北起舍卫城南门，南至曲院风荷北岸，东依同乐园（戏园），长约五百米。店铺楼台、酒肆轩馆、署衙公堂应有尽有。后宫佳丽、太监、侍卫、二品以上的达官贵人或充当低级官吏，或扮成俗民百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牵驴赶驼、术士艺人，各行各业，行当俱全；即便是鸡鸣狗盗、乞食赌博、巡街缉拿、过堂问案等诸多村镇里巷的民俗风情，也应有尽有。每当开张之日，皇帝也身着青衣小帽，乔装就市，“体察民情”。他们如此妄言盛世、粉饰太平，却美其名为“宵衣旰食”，真是天大的讽刺。其实这是在演戏，在追求新的感官刺激，借以慰藉长期宫居闺处、远离世俗尘嚣的空虚和落寞，与“路有饥夫人，抱子弃草间”的民间疾苦相距十万八千里。买卖街是清朝统治者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性的自然流露。
人的远祖是动物，人性之一就是对动物本能欲望的适当遏制。任何人，当他的权利和欲望不受制约时，兽性本能就会鬼使神差般的迅速张扬起来，恣意享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专制政权的执牛耳者多是兽性多于人性。我十分赞赏枚乘，早在汉代，他就痛彻地洞察到纵情声色狗马之好对生命力的蚕食。在告诫那位被脂粉浸渍得萎靡不振的楚太子时?熏他写道：“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生活在这种众芳芬郁、流声悦耳、纵情声色、挥洒自如氛围中的爱新觉罗家族，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文化心态急剧异化，生命力和人格力量同步衰变，到头来尽是些纨绔子弟、无赖儿郎。入关后锐不可当、铁骑纵横大江南北的满洲骑士，他们的子孙也因养尊处优、锦衣玉食，渐沦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之辈。“八旗子弟”成了当时痞子文化、市井无赖的同义语。让这样一些没有意志和进取力的皇子皇孙、功臣后裔来把握国家的命运，岂不是飞蛾扑火。
荒淫无度的咸丰是从圆明园走出来的最后一个清朝皇帝。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他被迫仓皇出逃。他不是像魏晋时驱车死南阙的曹髦那样，和敌人作困兽之斗，直至马革裹尸，以告罪列祖列宗，而是一头钻进另一个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至死都没有出来。“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脂粉填充起来的弱骨柔胆，是经不起洋枪洋炮轰击的。
（三）
清朝建国伊始，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已陆续摆脱中世纪的黑暗，一跃而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他们迫切需要原料、资本和市场，早就对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华帝国垂涎三尺，秣马厉兵，抽刃欲试。可陈腐的清王朝却无动于衷，不去富国强兵，而是耗糜巨资建造圆明园之类的地上天国，满足自己淫乐的欲望。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对内密织文网，钳民之口，对那些敢于说三道四的读书人格杀勿论；对外闭关锁国，拒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前沿科技于国门之外，把中国冷冻在十八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密封舱里，永不进化。这样，一代金粉世家，就可以享受子孙帝王万世之乐了。1860年10月18日，洋人一炬，可怜焦土。末代王朝的黄粱梦和圆明园的神仙世界一同化成了灰烬。
这时，倘若能痛定思痛，励精图治，修守战之备，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清朝统治者昧昧思之的依然是重圆圆明园的旧梦，东拼西凑一百多万两白银，再修圆明园，终因国库空虚，半途而废。三十年后，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圆明园再次惨遭灭顶之灾，从此不可收拾。至此，圆明园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命题：把清王朝送到地狱之门！
咸丰帝死后，大权旁落于慈禧。这个腹内诗书少、胸中祸心多的铁女人，更是穷不思变，苦不思痛，一心想效玄烨故事，垂帘于颐和园，“避喧听政”。甲午前夕，中日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都志在必得。日方积极备战，意欲从美国购进先进炮舰，但苦于国力不足。日天皇皇后慷慨解囊，将价值连城的古宝珍玩、首饰细软全部捐献给海军。慈禧却挪用海军军费，在颐和园修葺园林，造石头船，致使中国海军在甲午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这兴许就是她把中国“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最好脚注。后人在凭吊石舫时写道：“不去大海航行／自然‘海晏河清’／多少人推你呀／两手血肉模糊／多少人拉你呀／纤绳勒断肩骨／你呀／你好顽固！”邓世昌地下有知，能不感慨涕零吗？
一代没落王朝的覆灭本不足惜，然而明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的偌大一个文明之邦，竟被一伙独夫民贼弄得国土残破不全，人民啼饥号寒，能不使人扼腕长叹？当我们痛骂英吉利、法兰西这两个明火执仗的强盗时，不也应该思忖一下我们命运的主宰们，面对日日新、又日新的世界都干了些什么吗？
（四）
说心里话，我对“康雍乾盛世”实在不敢恭维。稍举一例。明朝郑和下西洋时那赫赫洋洋的船队，曾令洋人咋舌。继明代禁止海事之后，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再一次明文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本来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航海和造船业，从此一落千丈。早在明代中叶，手工业作坊已如撒天星斗遍布长江中下游地区，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唐寅描述当时苏州的繁华景象时写道：“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然而，刚刚破土的幼苗，怎能经得起熊熊战火的焚燎。
人类的历史进程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明代末年中国大地上勃发以“秦淮文化”为表象的新思潮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在狂飙突起。然而天公不与人作美，正当中国的进步力量与腐朽势力搏斗方酣时，天灾不期而遇，饥民暴动以燎原之势席卷华夏，满人乘虚而入。任何时代的人文精英都是有限的，经过明朝反动势力的屡屡捕杀，李自成不分皂白的挥戈横扫，满洲铁骑的残酷践踏，进步思潮奄奄一息，“无可奈何花落去”。直至两百多年后的维新运动才开始苏醒。此时的世界已非“去年天气旧亭台”了，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各国，已摇身为全球列强，世界留给我们的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条路好走了。
（五）
驻足于西洋楼的废墟上，满目萧然。圆明园早已洗尽铅华，像一位乞食的老妪，披一件褴褛的秋装，满脸憔悴，目光呆滞，蜷缩在瑟瑟秋风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江淹那“百感凄恻，行子断肠”的话悄然爬上心头。
造化是无情的。五百亩福海的烟波画船，万花阵迷宫中的盈盈笑语，凤麟洲的朝霞暮雨，九龙飞天鼎的夺目光华，缕云开月中妖艳欲滴的“二乔”牡丹，杏花春馆中相互追逐嬉戏的风流帝王和佳丽粉黛们的软语娇声，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令人痛惋的是，用亿万同胞的心血汗滴堆砌起来的绝代名园，也成了炎黄不肖子孙的殉葬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不禁默诵起杜牧的《阿房宫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一）
野蛮地征服—尽情地享乐—无可奈何地下地狱，是中国王朝兴衰败亡的三部曲；享乐是颓败的开场锣鼓，历代统治者都逃脱不了这个厄运。圆明园从大兴土木到瓦砾遍地，衰草连天，宛如清王朝走向坟墓的文化模型，耐人寻味。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当时藩王之乱虽已平息，但西北的战事仍在继续，连绵不断的狼烟烽火直至乾嘉年代仍未有完全熄灭，可清朝统治者已骄奢淫逸得不可一世了。玄烨首先兴建了畅春园，还卖了一个“避喧听政”的关子，其实不过是为了建立皇室的极乐世界罢了。弘历对方壶胜景（圆明园景观之一）的题词，是清统治者为什么耗费巨资修建皇家园林的最好注释：“海上之仙山，舟到风辄隐去，徒妄语耳。要知金银为宫阙，亦何异人寰，即景即仙，自在我室，何事远求”———成仙既不可能，权且阅尽人间金粉，享尽荣华富贵，做一个人间活神仙，也不枉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不妨设想一下仲秋之夜的万花阵迷宫：皇帝在后妃的簇拥下，喜看数百名宫女成群结队、细腰摇曳、脂粉飘香、欢笑嬉戏、争先恐后奔逐在万花阵迷宫中。“避喧听政”云云，委实滑稽得可爱。康熙帝已为圆明园的灰飞烟灭埋下了最早的火种。
果然，到了乾隆时代，伴随着文字狱的骤然升温和圆明园的不断扩建，爱新觉罗王朝的腐败堕落也粗具规模了。煊赫一时的大贪官和珅就是弘历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显贵似向人们昭示：只要不把满人当夷狄，就不是敌我问题；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无非是内部矛盾，与忠于朝廷无碍，仍不失为皇帝的爱子。“得天子心者为诸侯”，如此红极一时的典型，天下官吏怎能不亦步亦趋。忧国忧民与文字狱只一步之遥，及时行乐才是正经。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不在话下了。发展到清末，贪官污吏和腐败的清廷结成了神圣联盟：没落贵族需要政府保护他既得的不义之财；一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只有污渍斑斑的官僚才会支撑它摇摇欲坠的家国，彼此心照不宣。
圆明园最刺目的遗址莫过于西洋楼残骸。你看那一堆堆残雕断柱，杂乱地横陈在破壁荒草间，迎着秋风，披着斜阳，凄凄惨惨切切，蛮有末代君王李煜“垂泪对宫娥”的哀伤。这原本是一组（共十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具有西方洛可可和爱尼奥式的建筑风格，还有希腊柱脚，古罗马装饰和中式的拱券歇山、雕梁画栋、飞檐挑角、兽脊鸱吻等，荟萃了中西建筑文化的精华。兴许会有人说，这正是清朝鼎盛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象征，可并不全对。玄烨在世时确曾学习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历法等（仅限于皇室，汉人和平民无权问津），但对于洋人的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则不甚了了。自乾隆以降，这一点祖宗“恩泽”也被束之高阁了。他们乐意接纳的是那些穷奢极欲的西洋货色。对于西方的思维方式、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促使社会进步和自然科学阔步向前的意识形态，清王朝的主子们是不屑一顾的。本来在明代就有利玛窦等大批天主教的传教士带着几何学等西方文化来到中国，雍正、乾隆父子二人竟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把康熙时代开放对外贸易的四个海关关闭了三个。如果说闭关锁国是清廷陈腐落后的基因之一，那么这个遗传密码就来自雍乾。西方文明只得与中国交臂而过，由华夏流向扶桑，催化了日本社会改革的新思潮，至明治维新，一个弹丸之国终于跻身于列强之林。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圆明园进入了它生命中的鼎盛时期。由圆明、畅春、绮春三园组成的圆明园占地五千二百余亩，各式房舍一万余间，东西长六华里，南北宽四华里。圆明园集江南园林的玲珑秀美、北方景色的旷达豪迈、西洋建筑的新颖别致于一体，山环水绕、廊腰缦徊，楼阁亭台、馆轩殿庑，无美不有，真个是天上人间。规模之大，耗资之多都是前无古人的。圆明园全盛时期的绚丽光彩、风流韵味，我们无缘领略，但建于嘉庆十一年的凤麟阁的有关资料尚能引发人们如临其境的情思：“洲屿上矗立着高深宽敞的殿宇五楹，画栋雕梁，朱帘高挂，佩玉鸣鸾，恍若仙境；万顷平湖，朝映万朵红霞，暮接千层云雨。”这仅仅是金粉世家的一个小小里弄而已。当世界飞速前进，西方列强日益挥戈东向的时候，倾全部国力来营造皇室的乐园，明智吗？
圆明园何以名“圆明”？雍正写道：“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过于溢美之名常常与其实际南辕北辙。以清帝为首的皇帝贵胄们，迷惘在圆明园销魂夺魄、心驰神飞的飘逸和梦幻中，自然“乐不思蜀”了。大清帝国早在兴建圆明园初期就萌生的不治之症，随着圆明园规模日益宏大和雍容华贵，开始溃烂和表面化了。道光十九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历经三年，英帝国率先用坚炮利舰轰开了东方老大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在圆明园朝歌夜弦的盛世乐声中、在举国上下高呼万岁的歌德颂圣声中开始了。
（二）
如果说圆明园四十景中大多是或花容月貌，或金碧珠光，或超凡脱俗，或扑朔迷离，那么“座石临流”景群中的买卖街则是别具一格的。这是历代清帝们为了博得勤政爱民、宵衣旰食的美名，精心策划的赏心乐事项目。
买卖街北起舍卫城南门，南至曲院风荷北岸，东依同乐园（戏园），长约五百米。店铺楼台、酒肆轩馆、署衙公堂应有尽有。后宫佳丽、太监、侍卫、二品以上的达官贵人或充当低级官吏，或扮成俗民百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牵驴赶驼、术士艺人，各行各业，行当俱全；即便是鸡鸣狗盗、乞食赌博、巡街缉拿、过堂问案等诸多村镇里巷的民俗风情，也应有尽有。每当开张之日，皇帝也身着青衣小帽，乔装就市，“体察民情”。他们如此妄言盛世、粉饰太平，却美其名为“宵衣旰食”，真是天大的讽刺。其实这是在演戏，在追求新的感官刺激，借以慰藉长期宫居闺处、远离世俗尘嚣的空虚和落寞，与“路有饥夫人，抱子弃草间”的民间疾苦相距十万八千里。买卖街是清朝统治者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性的自然流露。
人的远祖是动物，人性之一就是对动物本能欲望的适当遏制。任何人，当他的权利和欲望不受制约时，兽性本能就会鬼使神差般的迅速张扬起来，恣意享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专制政权的执牛耳者多是兽性多于人性。我十分赞赏枚乘，早在汉代，他就痛彻地洞察到纵情声色狗马之好对生命力的蚕食。在告诫那位被脂粉浸渍得萎靡不振的楚太子时?熏他写道：“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生活在这种众芳芬郁、流声悦耳、纵情声色、挥洒自如氛围中的爱新觉罗家族，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文化心态急剧异化，生命力和人格力量同步衰变，到头来尽是些纨绔子弟、无赖儿郎。入关后锐不可当、铁骑纵横大江南北的满洲骑士，他们的子孙也因养尊处优、锦衣玉食，渐沦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之辈。“八旗子弟”成了当时痞子文化、市井无赖的同义语。让这样一些没有意志和进取力的皇子皇孙、功臣后裔来把握国家的命运，岂不是飞蛾扑火。
荒淫无度的咸丰是从圆明园走出来的最后一个清朝皇帝。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他被迫仓皇出逃。他不是像魏晋时驱车死南阙的曹髦那样，和敌人作困兽之斗，直至马革裹尸，以告罪列祖列宗，而是一头钻进另一个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至死都没有出来。“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脂粉填充起来的弱骨柔胆，是经不起洋枪洋炮轰击的。
（三）
清朝建国伊始，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已陆续摆脱中世纪的黑暗，一跃而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他们迫切需要原料、资本和市场，早就对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华帝国垂涎三尺，秣马厉兵，抽刃欲试。可陈腐的清王朝却无动于衷，不去富国强兵，而是耗糜巨资建造圆明园之类的地上天国，满足自己淫乐的欲望。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对内密织文网，钳民之口，对那些敢于说三道四的读书人格杀勿论；对外闭关锁国，拒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前沿科技于国门之外，把中国冷冻在十八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密封舱里，永不进化。这样，一代金粉世家，就可以享受子孙帝王万世之乐了。1860年10月18日，洋人一炬，可怜焦土。末代王朝的黄粱梦和圆明园的神仙世界一同化成了灰烬。
这时，倘若能痛定思痛，励精图治，修守战之备，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清朝统治者昧昧思之的依然是重圆圆明园的旧梦，东拼西凑一百多万两白银，再修圆明园，终因国库空虚，半途而废。三十年后，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圆明园再次惨遭灭顶之灾，从此不可收拾。至此，圆明园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命题：把清王朝送到地狱之门！
咸丰帝死后，大权旁落于慈禧。这个腹内诗书少、胸中祸心多的铁女人，更是穷不思变，苦不思痛，一心想效玄烨故事，垂帘于颐和园，“避喧听政”。甲午前夕，中日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都志在必得。日方积极备战，意欲从美国购进先进炮舰，但苦于国力不足。日天皇皇后慷慨解囊，将价值连城的古宝珍玩、首饰细软全部捐献给海军。慈禧却挪用海军军费，在颐和园修葺园林，造石头船，致使中国海军在甲午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这兴许就是她把中国“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最好脚注。后人在凭吊石舫时写道：“不去大海航行／自然‘海晏河清’／多少人推你呀／两手血肉模糊／多少人拉你呀／纤绳勒断肩骨／你呀／你好顽固！”邓世昌地下有知，能不感慨涕零吗？
一代没落王朝的覆灭本不足惜，然而明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的偌大一个文明之邦，竟被一伙独夫民贼弄得国土残破不全，人民啼饥号寒，能不使人扼腕长叹？当我们痛骂英吉利、法兰西这两个明火执仗的强盗时，不也应该思忖一下我们命运的主宰们，面对日日新、又日新的世界都干了些什么吗？
（四）
说心里话，我对“康雍乾盛世”实在不敢恭维。稍举一例。明朝郑和下西洋时那赫赫洋洋的船队，曾令洋人咋舌。继明代禁止海事之后，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再一次明文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本来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航海和造船业，从此一落千丈。早在明代中叶，手工业作坊已如撒天星斗遍布长江中下游地区，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唐寅描述当时苏州的繁华景象时写道：“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然而，刚刚破土的幼苗，怎能经得起熊熊战火的焚燎。
人类的历史进程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明代末年中国大地上勃发以“秦淮文化”为表象的新思潮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在狂飙突起。然而天公不与人作美，正当中国的进步力量与腐朽势力搏斗方酣时，天灾不期而遇，饥民暴动以燎原之势席卷华夏，满人乘虚而入。任何时代的人文精英都是有限的，经过明朝反动势力的屡屡捕杀，李自成不分皂白的挥戈横扫，满洲铁骑的残酷践踏，进步思潮奄奄一息，“无可奈何花落去”。直至两百多年后的维新运动才开始苏醒。此时的世界已非“去年天气旧亭台”了，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各国，已摇身为全球列强，世界留给我们的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条路好走了。
（五）
驻足于西洋楼的废墟上，满目萧然。圆明园早已洗尽铅华，像一位乞食的老妪，披一件褴褛的秋装，满脸憔悴，目光呆滞，蜷缩在瑟瑟秋风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江淹那“百感凄恻，行子断肠”的话悄然爬上心头。
造化是无情的。五百亩福海的烟波画船，万花阵迷宫中的盈盈笑语，凤麟洲的朝霞暮雨，九龙飞天鼎的夺目光华，缕云开月中妖艳欲滴的“二乔”牡丹，杏花春馆中相互追逐嬉戏的风流帝王和佳丽粉黛们的软语娇声，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令人痛惋的是，用亿万同胞的心血汗滴堆砌起来的绝代名园，也成了炎黄不肖子孙的殉葬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不禁默诵起杜牧的《阿房宫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