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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女”周颖的人生有着一个并不美丽的开端:少不经事、步入毒坛,从此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回归路。2008年的岁末,我又一次见到了她,这是别离4年后的再次相会,这个人生刚度过31个春秋,毒龄却已经超过13年的女人,依旧瘦削,依旧穿着暗沉,不同的是她的眼神,让人从中看到了一份难得的希冀。
“弟弟,我真的变了,尽管才只是一小步,尽管十分艰难,但已经开始。”她微笑着对我说。越加暗黄的牙齿暴露了这4年来她越加严重的烟瘾,牙齿豁缺了一颗,她尴尬地捂着嘴解释,“心烦的时候,每天能抽一包烟。至于这颗牙齿则是因为贪吃糖果,蛀掉了。”
她迫切渴望得到正常人群的信任与理解,4年前的那次采访,因为感受到我对她的尊重,她从此便对我以“弟弟”相称。
这4年是周颖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告别毒坛、回归社会的4年。4年间,关于戒毒、关于亲情、关于就业,还有爱情,每一点进步与挫折,她都会通过电话告诉远在上海的我。
回归的道路注定坎坷。4年间,她至少5次在电话中对我哭诉:“我真想从这楼顶跳下去,一死了之。”
我采取了一个激将的方法,“要么就不要给我打电话,直接跳下去。要么就好好珍惜。别辜负了你对自己的期望。”
每一次痛哭后,她又回归常态,继续努力。
初识
2004年,一项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相当陌生的“开颅戒毒手术”风靡全国,这其实是一个从国外舶来的戒毒手术,通俗点说,就是找到人脑神经中对毒品的兴奋点,业内又把这个兴奋点叫做“靶点”,然后医生划开吸毒者的头皮,在颅骨钻几个直径几厘米的小洞,伸进射频针,释放出电流,摧毁这些“靶点”。
对苦于无法摆脱心瘾的吸毒者而言,这项阻断人脑对毒品依赖记忆的手术简直就是神话般的诱惑。
在医院的宣传单中,“开颅戒毒手术”的成功率高达90%,但不幸的是,这项技术实际仍处于研究阶段,即便在国外,由于被指会引发诸多后遗症,“开颅戒毒手术”自问世后就饱受争议而遭搁浅。
人类对人脑至今仍有相当的未知,摧毁“靶点”会否带来未知的后果并不为人知。一年后,这项技术被卫生部紧急叫停,此时全国已经实施500多例,广东、湖南、四川等地是这项手术的主要开展区,在四川,成都军区总医院实施手术70例、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实施158例。
周颖不幸成为了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这158例“人体试验”中的一员,更为不幸的是,复吸,同时记忆下降、嗅觉、味觉丧失,甚至人格变化,这些术后普遍出现的症状,在周颖身上也多有反映。
我当时就是在以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为样本调查“开颅戒毒手术”时认识了周颖。那是2005年的4月,我按照与周颖事先的约定,抵达重庆后,从江北机场直奔大渡口区,在一家经济型酒店门前,出租车刚停稳,一个一身黑衣,发梢尚留水迹的女子就打开了我的车门。
“是杨江吧,我第一眼就猜是你。”她特意在我到达之前洗了一下头,作了一番打扮,过后,她告诉我,这是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她想给我留下一个干练、整洁的印象。
但薄粉掩饰不住她面色的憔悴,纤细的眉线遮挡不住她布满双眼的血丝。“一个看一眼,就能让人联想到是吸毒者的女子”,这是周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我们的第一个“较量”5分钟后便开始上演。
待我从前台办完登记进入房间,还未来得及整理行李,周颖就从裤兜中掏出了一包芙蓉王香烟。
“抽吗?”她抽出一根伸到我跟前,盯着我。
“当然!”我立即明白了她的心思,会心一笑,接过烟,凑到打火机前,点上。
在我吸入第一口烟的时候,周颖的眼中居然泛出了泪花,“谢谢你!”她说。
她果然是在考验我,“试探一下你怎么看我,对我而言,信任太珍贵,太重要了。”周颖说,“在你之前,几乎无人肯接我的烟,他们都怕我,认为我们的烟中藏有毒品,想拉你们下水。当然,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一盒烟中哪几根有毒品,只有吸毒者自己知道。”
我没有告诉周颖的是,出于必要的谨慎,我作了隐蔽的技术处理,吸入的烟并没有经过我的肺,直接在口腔内转了个圈,又从嘴巴里吐了出去。
由于打下了信任的基础,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采访进展相当顺利,周颖不作任何保留。
她给我的第二印象就是烟瘾好大,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她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我在逼着自己戒毒,想起毒品,或者烦躁的时候就抽烟。”
“芙蓉王一包20多元,你的经济状况并不差嘛!”我说。
“不,这是因为你要来,我特意买的。平时,我只抽三四元一包的。”房间内,烟雾缭绕,周颖不断干咳,以至于话语难以继续。
那干裂的咳声,立即让我想起肺癌晚期的病人。
开颅
“毒女”周颖出生在一个基础并不算差的家庭,父母早年南下到广州做生意,但要命的是,父母一心扑在赚钱上,疏忽了对她的管教,任由过早中止学业的周颖在社会上混荡。也是一次好奇,这个从小在娇惯中长大的独生女接过了舞厅内一个男人的“香烟”,自此开始了13年吸毒史。等父母发现时,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1995年,将周颖带回重庆后,周家从此远离了一个正常家庭的生活,主题变为了与毒品的拉锯战,至2004年,周颖被送进戒毒所强制戒毒十多次,但终以失败告终。
2004年年初的一天,用周颖的话说,不知道怎地,脑子突然开了窍,“一定要戒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是周颖第一次主动意识到要戒毒,并下了狠心:她让父母把自己反锁在屋内,然后在毒瘾发作前,吞下超剂量的安眠片。“让自己昏睡过去!”
生理戒毒居然就这样成功了,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周颖再未沾毒,但她心瘾难戒,依旧不时想起毒品,蠢蠢欲动。
这一年的9月,父亲周小平从重庆一家媒体上看到了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开颅戒毒手术”帮助吸毒者成功戒毒的报道。已经对女儿绝望的父亲重新燃起了希望。
几天后,周小平带着妻子到了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他当时已经看到刚做完手术的吸毒者有精神异常的表现,甚至还有医院的保安劝他不要给女儿做这个手术,因为“有人做完这个手术就傻了”。
但宣传单上90%成功率的介绍让周小平无法抗拒这种诱惑,“就算有风险,也要做!”周颖和父亲抱有同样的想法,她很激动,终于可以摆脱毒瘾的折磨了。
手术在2004年9月22日上午进行,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她母亲的生日。周颖满怀希望地躺到了手术台上,她的手脚被绑了起来,头发也被剃光,然后医生给她戴上了一个金属圈,后脑的皮肤因为压力开始收缩,稍后便鼓起几个巨大的包。
在这几个包上,医生扎上了四颗螺丝钉,然后头盖骨的两端分别被开了两道口子,整个过程中周颖是清醒的,当电钻开始在她的头盖骨上钻动时,她被巨大的响声吓坏了,大声尖叫。
因为麻药的作用,她感觉不到疼痛。两个半小时后,手术结束,她迅速从惊恐中走出,“OK!”她对父亲说。
一家三口很激动,以为这下8年来所受的苦难终于结束了。然而,一周后,刚一出院,周颖心里就一沉,她又开始想毒品了,对毒品的那种渴望比术前还要强烈。
花了3万多元进行的戒毒手术失败了,要命的是,周颖发现她的嗅觉没有了,记忆力也开始下降。她开始四下寻找毒品,一个月内吸了不下20次。
“弟弟,我真的变了,尽管才只是一小步,尽管十分艰难,但已经开始。”她微笑着对我说。越加暗黄的牙齿暴露了这4年来她越加严重的烟瘾,牙齿豁缺了一颗,她尴尬地捂着嘴解释,“心烦的时候,每天能抽一包烟。至于这颗牙齿则是因为贪吃糖果,蛀掉了。”
她迫切渴望得到正常人群的信任与理解,4年前的那次采访,因为感受到我对她的尊重,她从此便对我以“弟弟”相称。
这4年是周颖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告别毒坛、回归社会的4年。4年间,关于戒毒、关于亲情、关于就业,还有爱情,每一点进步与挫折,她都会通过电话告诉远在上海的我。
回归的道路注定坎坷。4年间,她至少5次在电话中对我哭诉:“我真想从这楼顶跳下去,一死了之。”
我采取了一个激将的方法,“要么就不要给我打电话,直接跳下去。要么就好好珍惜。别辜负了你对自己的期望。”
每一次痛哭后,她又回归常态,继续努力。
初识
2004年,一项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相当陌生的“开颅戒毒手术”风靡全国,这其实是一个从国外舶来的戒毒手术,通俗点说,就是找到人脑神经中对毒品的兴奋点,业内又把这个兴奋点叫做“靶点”,然后医生划开吸毒者的头皮,在颅骨钻几个直径几厘米的小洞,伸进射频针,释放出电流,摧毁这些“靶点”。
对苦于无法摆脱心瘾的吸毒者而言,这项阻断人脑对毒品依赖记忆的手术简直就是神话般的诱惑。
在医院的宣传单中,“开颅戒毒手术”的成功率高达90%,但不幸的是,这项技术实际仍处于研究阶段,即便在国外,由于被指会引发诸多后遗症,“开颅戒毒手术”自问世后就饱受争议而遭搁浅。
人类对人脑至今仍有相当的未知,摧毁“靶点”会否带来未知的后果并不为人知。一年后,这项技术被卫生部紧急叫停,此时全国已经实施500多例,广东、湖南、四川等地是这项手术的主要开展区,在四川,成都军区总医院实施手术70例、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实施158例。
周颖不幸成为了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这158例“人体试验”中的一员,更为不幸的是,复吸,同时记忆下降、嗅觉、味觉丧失,甚至人格变化,这些术后普遍出现的症状,在周颖身上也多有反映。
我当时就是在以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为样本调查“开颅戒毒手术”时认识了周颖。那是2005年的4月,我按照与周颖事先的约定,抵达重庆后,从江北机场直奔大渡口区,在一家经济型酒店门前,出租车刚停稳,一个一身黑衣,发梢尚留水迹的女子就打开了我的车门。
“是杨江吧,我第一眼就猜是你。”她特意在我到达之前洗了一下头,作了一番打扮,过后,她告诉我,这是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她想给我留下一个干练、整洁的印象。
但薄粉掩饰不住她面色的憔悴,纤细的眉线遮挡不住她布满双眼的血丝。“一个看一眼,就能让人联想到是吸毒者的女子”,这是周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我们的第一个“较量”5分钟后便开始上演。
待我从前台办完登记进入房间,还未来得及整理行李,周颖就从裤兜中掏出了一包芙蓉王香烟。
“抽吗?”她抽出一根伸到我跟前,盯着我。
“当然!”我立即明白了她的心思,会心一笑,接过烟,凑到打火机前,点上。
在我吸入第一口烟的时候,周颖的眼中居然泛出了泪花,“谢谢你!”她说。
她果然是在考验我,“试探一下你怎么看我,对我而言,信任太珍贵,太重要了。”周颖说,“在你之前,几乎无人肯接我的烟,他们都怕我,认为我们的烟中藏有毒品,想拉你们下水。当然,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一盒烟中哪几根有毒品,只有吸毒者自己知道。”
我没有告诉周颖的是,出于必要的谨慎,我作了隐蔽的技术处理,吸入的烟并没有经过我的肺,直接在口腔内转了个圈,又从嘴巴里吐了出去。
由于打下了信任的基础,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采访进展相当顺利,周颖不作任何保留。
她给我的第二印象就是烟瘾好大,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她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我在逼着自己戒毒,想起毒品,或者烦躁的时候就抽烟。”
“芙蓉王一包20多元,你的经济状况并不差嘛!”我说。
“不,这是因为你要来,我特意买的。平时,我只抽三四元一包的。”房间内,烟雾缭绕,周颖不断干咳,以至于话语难以继续。
那干裂的咳声,立即让我想起肺癌晚期的病人。
开颅
“毒女”周颖出生在一个基础并不算差的家庭,父母早年南下到广州做生意,但要命的是,父母一心扑在赚钱上,疏忽了对她的管教,任由过早中止学业的周颖在社会上混荡。也是一次好奇,这个从小在娇惯中长大的独生女接过了舞厅内一个男人的“香烟”,自此开始了13年吸毒史。等父母发现时,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1995年,将周颖带回重庆后,周家从此远离了一个正常家庭的生活,主题变为了与毒品的拉锯战,至2004年,周颖被送进戒毒所强制戒毒十多次,但终以失败告终。
2004年年初的一天,用周颖的话说,不知道怎地,脑子突然开了窍,“一定要戒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是周颖第一次主动意识到要戒毒,并下了狠心:她让父母把自己反锁在屋内,然后在毒瘾发作前,吞下超剂量的安眠片。“让自己昏睡过去!”
生理戒毒居然就这样成功了,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周颖再未沾毒,但她心瘾难戒,依旧不时想起毒品,蠢蠢欲动。
这一年的9月,父亲周小平从重庆一家媒体上看到了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开颅戒毒手术”帮助吸毒者成功戒毒的报道。已经对女儿绝望的父亲重新燃起了希望。
几天后,周小平带着妻子到了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他当时已经看到刚做完手术的吸毒者有精神异常的表现,甚至还有医院的保安劝他不要给女儿做这个手术,因为“有人做完这个手术就傻了”。
但宣传单上90%成功率的介绍让周小平无法抗拒这种诱惑,“就算有风险,也要做!”周颖和父亲抱有同样的想法,她很激动,终于可以摆脱毒瘾的折磨了。
手术在2004年9月22日上午进行,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她母亲的生日。周颖满怀希望地躺到了手术台上,她的手脚被绑了起来,头发也被剃光,然后医生给她戴上了一个金属圈,后脑的皮肤因为压力开始收缩,稍后便鼓起几个巨大的包。
在这几个包上,医生扎上了四颗螺丝钉,然后头盖骨的两端分别被开了两道口子,整个过程中周颖是清醒的,当电钻开始在她的头盖骨上钻动时,她被巨大的响声吓坏了,大声尖叫。
因为麻药的作用,她感觉不到疼痛。两个半小时后,手术结束,她迅速从惊恐中走出,“OK!”她对父亲说。
一家三口很激动,以为这下8年来所受的苦难终于结束了。然而,一周后,刚一出院,周颖心里就一沉,她又开始想毒品了,对毒品的那种渴望比术前还要强烈。
花了3万多元进行的戒毒手术失败了,要命的是,周颖发现她的嗅觉没有了,记忆力也开始下降。她开始四下寻找毒品,一个月内吸了不下2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