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留心了一下诸多探讨老王悲剧的文字，多半停留在诸如“老王的善良与文革的丑陋”相对比的层面，而对于造成老王悲剧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和精神层面揭示不够，这未免有些肤浅。因为，探讨一个人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应从形而下的“器”（其所处社会制度背景的物质层面）和行而上的“道”（其个体的精神层面）这两方面进行考虑。更何况，作者未必曰然，读者未必曰不然。
　　笔者以为，首先，老王的物质悲剧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文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老王因为“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而导致他与建国后无所不在的威力巨大的“单位组织”失之交臂。或许在建国前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失之东隅他还可以收之桑榆，将自己的体力自由出卖于成千上万其他个体雇主，甚至他还可以从中择优选择符合他最大利益的对象。但问题在于建国后，国家垄断了一切资源，“单位组织”成了垄断利益集团的代名词，它一方面限制着个体员工的人身自由，但另一方面却又因形成了新的共同利益集团而具有排他性。体制内的福利待遇从“吃喝拉撒睡”到“生老病死退”的保障措施显然是老王无法享受到而又梦寐以求的，不能享受国家社会的生存保障显然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老王内心深处“失群落伍的惶恐”的不安全感的根本原因，我们的乡谚称之为“车脚一（停）顿，（家中）就要断顿”。
　　老王的贫穷与他的品德、技能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他的悲剧，它是社会不公平的分配制度造成的。在一个政府垄断一切的时代里，政府可以决定社会资源的利益分配，政府也同样可以决定单位乃至个体的经济状况。文革中载客的三轮被取缔（不言而喻，这是政府的“杰作”），害得没有力气送货物的老王也只得将车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这便是体制让他贫穷的又一明证。而且，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只保障有单位的劳动者，号称政权基础的农民尚未得到有效保障，更遑论像老王这样不工不农、不城不乡的单干户——这种特殊的身份，只能意味着他是一个体制外的多余人，是一个没有国民待遇的中国公民，专业一点，称之为“盲流”。托洛茨基观察到：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转引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九章《保障与自由》）。“不得食”者中自然有“不服从者”，但体制外者又何尝有多少“食”。所以，倘若一个社会中，个体的经济状况只与其所处的地位有关，而无关乎个体的品德、技能，这似乎就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了，而应放大到整个社会悲剧的层面进行考虑了。因此，哈耶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都将要变成政治问题（《通往奴役之路》第八章《谁战胜谁》）。较之当时诸多人因成为单位的附庸而表现出的不自由，老王似乎是自由人，但他的所谓“自由”是以得不到国家的最低保障为代价的，况且他这种底层的草民在整个民族不自由的年代里又何尝有过真正的自由呢？所以，确切的说法是：老王既无福利又无自由——一句话，在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年代，老王是“欲作奴隶而不得”。
　　现在有些文字将老王与杨绛夫妇的友情尽力赞美，这一点似乎也值得推敲，究竟是对等的“友情”还是一厢的“同情”也还值得深酌。老王的善良及中国底层人物身上固有的朴素情感自然值得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夫妇所信赖，尤其是处于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文革岁月，或许真应了“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古训了。但通篇全文，老王有姓无名，倘不与杨绛夫妇偶遇，也不知道他侨居何处。反之，老王关心杨绛有没有钱看病的热心，其实都是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悲喜剧——至少在经济水平层面，杨绛夫妇在文革中还是较一般的劳动者为高（如从他们的女儿钱媛当时的工资是70元左右可窥一斑，见《我们的钱媛》中《纪念我的老师钱瑗》），至于其他的如广为传诵的钱钟书是“毛选”英译委员之一等等，这些显然是超出老王的知识范畴的。倘若彼此的相识仅仅停留于见面问好的层面——“相识”而不“相知”，这显然是谈不上友情的。
　　老王临终前抱病给杨绛送鸡蛋一节尤为人所称颂。然而老王的行为或许是出于他自以为是的友情，或许是因缺钱而无力购买必须的生存物品如食物药品——倘后者更可悲，因为这有白居易笔下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悲剧感。杨绛忙拿钱的行为又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庄子·达生》中所言：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一个时时惦记着公平买卖者恐怕于“友情”的性质上是要打折扣的。倘真是这样的话，于老王而言，他付出的是“友情”，但对于杨绛而言似乎“同情”的成分更多一些。
　　我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老王在临终前的行为除了物质层面的原因外，恐怕也有渴望得到一些人间温暖的因素在里面，因为他行将就木的一生毕竟太孤独了，一直为主流社会所排斥，长期为体制集团内的人所排挤所歧视的人终究也有渴望人间温暖的精神需要。这似乎又让人想起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契诃夫《苦恼》里的姚纳——只不过他没有喋喋不休地诉说苦恼的症状而已。虽然，杨绛夫妇在文革中也有他们自己的苦，但套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与老王这样的底层老百姓的“苦”终究貌似而神离，此“苦”非彼“苦”，相惜而不惺惺。
　　老王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卑微者，是一个体制外的多余人，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地伴随着这数十年的世事沧桑，他贫穷，他缺少关爱，无论是形而下的生存层面，还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他都是悲哀的。他的善良也只是有限地烛照着那个黑暗的时代，较之整个时代的丑态这里似乎又多少有些杨绛“礼失求诸野”的乌托邦理想。文末他诚然入了土，但也未必从此就安心了，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与扩容中，常有这样的迁坟公告：限X日迁走，逾期作无主坟处理。似老王这样无儿无女仅有两个“没出息”的侄儿的草民，恐怕多半还是落得作“无主坟”被夷为平地的下场——这显然又超出了老王的知识范畴——虽然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也曾向这个国家缴过皇粮纳过国税，淌过汗甚至流过鲜血。虽然，身后是非谁管得，但大人物或许还可演绎成满村传诵的奇闻雅事，供闲人们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老王”则注定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小人物们所共有的悲剧性符号，成为生生不息地在这片大地上挣扎着的前行者的代名词。
　　但愿曾经像风一样地在大地上不留痕迹的老王和老王们能在身后飘向永恒的天堂。
　　[作者通联：江苏南通高等师范学校海门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