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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时期，“史迪威事件”成为中美两国关系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史迪威事件”体现了中美两国在作战战略方针上的分歧，也显示了中美两国在二战时期战时利益的矛盾关系，对中美战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史迪威事件；史蒋矛盾；中美关系
中圖分类号：D82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74-02
“史迪威事件”是指 1944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回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一事。“史迪威事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史迪威事件”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战时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之争。
一、“史迪威事件”产生的时代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其全面侵华的开始。由于中国力量薄弱，为了抵抗日本，国民党政府不断寻求以美国为主要援助国家的支持，在此期间，由于美日间重要的的经济利益关系，因而对中国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了避免卷入战争，作为势力强国的美国对中国战场采取利己的绥靖政策，其他国家也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正因为美英等国以及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纵容，致使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范围。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为了顺利攻占东南亚，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经历了1个多小时的狂轰乱炸，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因此，美国从对日绥靖政策被迫转变为对日宣战。为了防止东西两方同时作战的严峻形势，美国认识到与中国联合抗日的重要性，于是加紧了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援助和支持。1942年11月，中美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在此期间，罗斯福总统制定了对华政策的四项原则：“第一，中国同俄国签订一项协议，防止俄国战后干涉中国内政。第二，中国收复被日本和其他国家占据的全部领土，包括香港。第三，支持国民党政府，把它当作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第四，以中美两国密切的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制定美国的远东政策。”①由此可见，其用意在于为战后美国独霸中国奠定基础。
在政治上，由于中美四项原则的签订，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独霸中国的地位，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2年12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并于次年1月与中国正式签订新约。
在经济上，1942年2月，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资金和租借物质援助，贷款5亿美元给中国，并且没有对利率、偿还期、担保及借款用途进行规定。1942年6月，双方签订《中美租借协定》条约也指出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
在军事上，美国的总战略是先在欧洲打败德国，然后再进攻日本。美国的这个总战略，与中共对当时局势的看法是一致的。为了协调对德日的作战战略，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决定由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统领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1942年1月2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表示同意接受，并于4日致电在美外交部长宋子文“要求美国参谋长须是一位中将，同时担任蒋介石司令部的参谋长”，“在缅甸实行双重领导”，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时，可以行使指挥权②。美国挑选了史迪威少将，并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将其晋升为中将，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完全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它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为了实现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史迪威身兼六职赴华，美国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指挥，消除分歧，使滇缅公路畅通，把各派召集在一起，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任务”③史迪威肩负的使命以及这种职务上的双重义务关系决定了他必然居于中美利益的交汇点上，处于中美矛盾交结的中心地带。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两国既有共同的利益，这为中美两国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而这最终导致了史蒋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直至史迪威被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事件”是因为史蒋矛盾激化而引起的，但在其背后却是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之争。
（一）关于中国军队指挥权之争。
史迪威要求取得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争的是抗日之权，为抗日而要的实权”，有利于抗日。但与蒋介石“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的方针相抵触，因此蒋介石对史迪威“自然要排挤和打击”④，由于史迪威和蒋介石两人的个性冲突，史迪威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方针愤懑不满，自然使得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方针有敌对的想法。而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蒋介石并不反对让出军队指挥权，只是反对史迪威统帅中共军队。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自然希望史迪威能够支持国民党而远离共产党。“他可以让一个美国军官来指挥全中国的军队，条件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排除在外。”⑤因而，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方面以及战略目标的不同立场使得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进一步扩大。
（二）关于租借物质分配权。
蒋介石试图控制租借物资分配权是为了增强实力，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而史迪威坚持掌握这项权力，是为了使美国的援助更加有效地用于对日作战，并将其作为向蒋介石施压的手段。这是双方出于对本国利益考虑的结果，而在租借物资分配权问题上，真正使蒋震怒的是史迪威向十八集团军提供租借物资。蒋介石对租借物资归谁使用远比谁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更为重视，这进一步加深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
（三）关于“改革中国军队，提高对日作战能力”之争。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提出了改革中国军队的方案。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计划并不认可，他认为集中训练一支从给养到装备均由美国人一手操办的精锐部队，很难为所自己控制。蒋介石也是出于对自身军事统治的考虑，而史迪威的动机，一方面是为了战时共同有效地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改革、指挥中国军队达到控制中国军队，控制蒋介石直至控制中国的目的。史迪威则是想通过军事统治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想法，对于控制权的争夺显然是双方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史迪威幕后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代言人的影响。 对于史蒋矛盾的分析，有学者指出“在史蒋矛盾中，马歇尔一直是史迪威出使中国的坚定支持者。”⑥而有的学者认为“何应钦充当了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冲突的助燃剂，并在史蒋纠纷中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⑦这种个人原因也是导致“史迪威事件”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
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积极抗日，客观上与中共、中国人民的利益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此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积极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忽视中国战场，牺牲中国利益，以不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希望通过援助、共同抗日来控制国民党政府，这是消极的一面。
二、对于“史迪威事件”的思考
（一）史迪威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附属品。
经过分析我们了解到史迪威之所以被美国政府召回，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悲剧性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美蘇由战时同盟逐渐走向冷战，缓和美蒋关系；另一方面随着战局的发展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实际上已经逐渐地从以军事为主转变为以政治为主，而以史迪威的个性和经验难负重任，当史蒋矛盾激化并向相反方向发展危及美国利益时，放弃史迪威成为维护美国利益的必然选择。
（二）史迪威事件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必然产物。
我们看到由于中美两国由于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共产主义运动而走向合作，史迪威成为实现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执行者；但又因租借物资控制权、联共抗日问题、军队改革及军队指挥权等问题，美蒋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美国出于长远战略目标考虑，召回史迪威，成为缓和中美关系的妥协让步。
史迪威被召回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世界政治格局上，史迪威被撤职一事，降低了珍珠港事件中美关系的热度，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变为消极僵化的支持，直到四十年代结束，双方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恢复到史迪威在华时的水平。此外，它对战后中共与美国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绊脚石，而且与新中国处于长期对峙状态。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只有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中美两国的关系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取得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史迪威.史迪威日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501.
②史迪威.史迪威日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8.
③史迪威.史迪威日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7.
④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1944的国共关系[J].天津师大学报，1984（6）.
⑤李学文.试析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根本原因[J].史学月刊，1988（1）.
⑥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1944的国共关系[J].天津师大学报，1984（6）.
⑦熊宗仁.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J].贵州社会科学”，1990（10）.
参考文献：
[1]梁敬镦.史迪威事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27-28.
[2]史迪威.史迪威日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7.
[3]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09.
[4]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1944的国共关系[J].天津师大学报，1984（6）.
[5]徐畅.试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J].淮北师院学报，1990（4）.
[6]刘迎红.史迪威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 J].求实学刊，1997（3）.
[7]曾哲.史迪威事件及影响[J].江汉论坛，1996，（7）.
[8]罗志田.从史迪威事件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矛盾[J].四川大学学报，1984（4）.
作者简介：牟丛丛（1992.04-），女，汉族，山东青岛人，研究生，硕士，青岛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关键词：史迪威事件；史蒋矛盾；中美关系
中圖分类号：D82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74-02
“史迪威事件”是指 1944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回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一事。“史迪威事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史迪威事件”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战时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之争。
一、“史迪威事件”产生的时代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其全面侵华的开始。由于中国力量薄弱，为了抵抗日本，国民党政府不断寻求以美国为主要援助国家的支持，在此期间，由于美日间重要的的经济利益关系，因而对中国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了避免卷入战争，作为势力强国的美国对中国战场采取利己的绥靖政策，其他国家也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正因为美英等国以及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纵容，致使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范围。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为了顺利攻占东南亚，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经历了1个多小时的狂轰乱炸，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因此，美国从对日绥靖政策被迫转变为对日宣战。为了防止东西两方同时作战的严峻形势，美国认识到与中国联合抗日的重要性，于是加紧了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援助和支持。1942年11月，中美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在此期间，罗斯福总统制定了对华政策的四项原则：“第一，中国同俄国签订一项协议，防止俄国战后干涉中国内政。第二，中国收复被日本和其他国家占据的全部领土，包括香港。第三，支持国民党政府，把它当作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第四，以中美两国密切的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制定美国的远东政策。”①由此可见，其用意在于为战后美国独霸中国奠定基础。
在政治上，由于中美四项原则的签订，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独霸中国的地位，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2年12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并于次年1月与中国正式签订新约。
在经济上，1942年2月，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资金和租借物质援助，贷款5亿美元给中国，并且没有对利率、偿还期、担保及借款用途进行规定。1942年6月，双方签订《中美租借协定》条约也指出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
在军事上，美国的总战略是先在欧洲打败德国，然后再进攻日本。美国的这个总战略，与中共对当时局势的看法是一致的。为了协调对德日的作战战略，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决定由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统领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1942年1月2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表示同意接受，并于4日致电在美外交部长宋子文“要求美国参谋长须是一位中将，同时担任蒋介石司令部的参谋长”，“在缅甸实行双重领导”，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时，可以行使指挥权②。美国挑选了史迪威少将，并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将其晋升为中将，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完全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它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为了实现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史迪威身兼六职赴华，美国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指挥，消除分歧，使滇缅公路畅通，把各派召集在一起，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任务”③史迪威肩负的使命以及这种职务上的双重义务关系决定了他必然居于中美利益的交汇点上，处于中美矛盾交结的中心地带。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两国既有共同的利益，这为中美两国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而这最终导致了史蒋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直至史迪威被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事件”是因为史蒋矛盾激化而引起的，但在其背后却是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之争。
（一）关于中国军队指挥权之争。
史迪威要求取得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争的是抗日之权，为抗日而要的实权”，有利于抗日。但与蒋介石“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的方针相抵触，因此蒋介石对史迪威“自然要排挤和打击”④，由于史迪威和蒋介石两人的个性冲突，史迪威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方针愤懑不满，自然使得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方针有敌对的想法。而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蒋介石并不反对让出军队指挥权，只是反对史迪威统帅中共军队。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自然希望史迪威能够支持国民党而远离共产党。“他可以让一个美国军官来指挥全中国的军队，条件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排除在外。”⑤因而，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方面以及战略目标的不同立场使得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进一步扩大。
（二）关于租借物质分配权。
蒋介石试图控制租借物资分配权是为了增强实力，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而史迪威坚持掌握这项权力，是为了使美国的援助更加有效地用于对日作战，并将其作为向蒋介石施压的手段。这是双方出于对本国利益考虑的结果，而在租借物资分配权问题上，真正使蒋震怒的是史迪威向十八集团军提供租借物资。蒋介石对租借物资归谁使用远比谁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更为重视，这进一步加深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
（三）关于“改革中国军队，提高对日作战能力”之争。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提出了改革中国军队的方案。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计划并不认可，他认为集中训练一支从给养到装备均由美国人一手操办的精锐部队，很难为所自己控制。蒋介石也是出于对自身军事统治的考虑，而史迪威的动机，一方面是为了战时共同有效地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改革、指挥中国军队达到控制中国军队，控制蒋介石直至控制中国的目的。史迪威则是想通过军事统治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想法，对于控制权的争夺显然是双方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史迪威幕后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代言人的影响。 对于史蒋矛盾的分析，有学者指出“在史蒋矛盾中，马歇尔一直是史迪威出使中国的坚定支持者。”⑥而有的学者认为“何应钦充当了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冲突的助燃剂，并在史蒋纠纷中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⑦这种个人原因也是导致“史迪威事件”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
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积极抗日，客观上与中共、中国人民的利益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此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积极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忽视中国战场，牺牲中国利益，以不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希望通过援助、共同抗日来控制国民党政府，这是消极的一面。
二、对于“史迪威事件”的思考
（一）史迪威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附属品。
经过分析我们了解到史迪威之所以被美国政府召回，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悲剧性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美蘇由战时同盟逐渐走向冷战，缓和美蒋关系；另一方面随着战局的发展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实际上已经逐渐地从以军事为主转变为以政治为主，而以史迪威的个性和经验难负重任，当史蒋矛盾激化并向相反方向发展危及美国利益时，放弃史迪威成为维护美国利益的必然选择。
（二）史迪威事件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必然产物。
我们看到由于中美两国由于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共产主义运动而走向合作，史迪威成为实现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执行者；但又因租借物资控制权、联共抗日问题、军队改革及军队指挥权等问题，美蒋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美国出于长远战略目标考虑，召回史迪威，成为缓和中美关系的妥协让步。
史迪威被召回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世界政治格局上，史迪威被撤职一事，降低了珍珠港事件中美关系的热度，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变为消极僵化的支持，直到四十年代结束，双方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恢复到史迪威在华时的水平。此外，它对战后中共与美国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绊脚石，而且与新中国处于长期对峙状态。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只有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中美两国的关系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取得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史迪威.史迪威日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501.
②史迪威.史迪威日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8.
③史迪威.史迪威日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7.
④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1944的国共关系[J].天津师大学报，1984（6）.
⑤李学文.试析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根本原因[J].史学月刊，1988（1）.
⑥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1944的国共关系[J].天津师大学报，1984（6）.
⑦熊宗仁.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J].贵州社会科学”，1990（10）.
参考文献：
[1]梁敬镦.史迪威事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27-28.
[2]史迪威.史迪威日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7.
[3]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09.
[4]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1944的国共关系[J].天津师大学报，1984（6）.
[5]徐畅.试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J].淮北师院学报，1990（4）.
[6]刘迎红.史迪威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 J].求实学刊，1997（3）.
[7]曾哲.史迪威事件及影响[J].江汉论坛，1996，（7）.
[8]罗志田.从史迪威事件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矛盾[J].四川大学学报，1984（4）.
作者简介：牟丛丛（1992.04-），女，汉族，山东青岛人，研究生，硕士，青岛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