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不得不辨的严肃问题
关于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的争论，已经有一段时候了。本文拟进一步讨论该书史实的真伪问题。
有人说：张紫葛年事已高，时间、地点，记忆模糊是难免的，何必那么认真!不对。张自称记忆力惊人，而且张书的问题并非由于记忆模糊。
有人说：张书是传记文学，是小说，不必计较其真实性。也不对。张紫葛明明自称，他是吴宓的38年的老朋友，他写作《祭吴宓》一书，是为了“纪其实而存其真”，“所记全是亲见亲闻的事实。”因此，张书应是回忆录，属于严肃的历史传记。
还有人说：张书批评了5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反映出知识分子“文革”中的苦难，可以得其意而忘其形。也不对。对过左政策的批评和反思都应该建立在严格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否则，这种批评和反思必然虚弱无力，一推就倒。
众所周知，历史必须真实，容不得任何虚构，更容不得有心作伪。号称“纪实”，却又大量虚构、作伪，那是对于历史科学的亵渎，是对于天下、后世的欺骗。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予非好辨也，予不得已也。”
由于张书虚构作伪的地方太多，本文只能举其荦荦大者。我们的方法是：检阅吴宓现存日记等文献资料，访问张书所涉及的当事人及其后裔，用以与张书所述核对。凡季石、唐振常文(分别见于1997年5月29日《文汇报》、6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已述者，从略从简；前二文虽已述及但有新证据者，则补充之。
1951年时《吴宓日记》保存在北京，在重庆的吴宓何从修改
张书第15节称：吴宓曾两次修改日记，第一次是1951年冬，为防备“文字狱”，删除了所有与张紫葛有关的内容，全部改写换页，彻底消除。
事实是：吴宓1944年离开昆明，1949年离开武昌，都未将日记带走，而是分别由李赋宁、吴学淑暂存，最后全部交给陈心一保管。至1954年8月，才由陈托付从北京返渝的西南师范学院历史教授孙培良带给吴宓。当年12月17日，吴宓日记云：“晚，得暇，始开拆今年八月由心一包封而托良带来之历年日记两包。”请问张紫葛先生，1951年冬，身在重庆的吴宓如何修改保存在北京的日记?
张书称，吴宓第二次修改日记．是1955年初夏，特请黄稚荃参加装订(第144页)。但据黄稚荃的儿子黄怀昭说：他母亲1955年春就因患肾上腺皮质萎缩住院治疗，卧病数年，直到1959年才康复，何能参加装订?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确有好几位友人劝吴宓焚毁手边的日记和诗稿，或“简择抄存”，但吴坚不同意。1951年4月15日日记云：“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宓于罪刑，又奚敢辞!”这段日记表明，吴宓头脑清楚，认为镇反不会触及自己，即使万一因日记获罪，也在所不辞。
张书第28、143－144页称：吴宓为掩盖与张紫葛1944年在重庆的聚会，特意将从昆明动身赴成都燕京大学的日期从8月23日改为9月23日，将坐飞机改为坐汽车经贵州到成都。但当年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的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以及时在该地的缪钺、关懿娴、王树仁等人的‘回忆(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回忆吴宓先生》)，都明确记载了吴宓行经贵州的情况，与现存吴宓日记相合。请问张紫葛先生，即使吴宓会修改自己的日记，难道竺可桢等人会通同作伪吗?
在昆明亲自送吴先生启程的吴宓长女吴学淑和李赋宁先生，也证实了吴宓是9月23日坐汽车自昆明动身的。李赋宁说：“原来联系好让吴先生搭乘的英国军车是由昆明开往贵阳运送战时物资的，车是由王佐良联系的，那车辆因故延期。那天同去送行的除了我和王佐良，还有李鲸石先生——他现在在农业大学。我们到后，一个英国军官对吴先生说：I thought you had been advised (我认为已经通知你了)。我当时只知道advise当‘劝告’讲，不知道还有‘通知’的意思。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绝不会错的。”吴宓日记所记9月22日因军车延误未能成行，23日动身的记录与此相符。吴宓在旅途中的日记虽缺记了几天，但吴宓1944年10月12日在遵义郭宅写给吴学淑并转李赋宁等多人同鉴的亲笔信现存。信中详述了他经平彝、晴隆、贵阳抵遵义，以及在遵义受到竺校长招待，在当地讲学等情况(见图一)。
凡此种种，都证明吴宓日记未经修改，所述为真，而张书所述为伪。
吴宓平生痛恨作伪，即使在“文革”万般压力下，仍不改变态度。1971年1月18日有笔记云：“人间万事，道德行为，文艺作品，首重真字。”又云：“宓者，真人也。”一生以“真人”自许的吴宓，自然不会为了“避祸”而修改自己的日记。
张紫葛为什么要一再声称，吴宓修改了自己的日记呢？那是他深知，吴宓日记尚存于世，一旦公布，他的作伪行为就会大白于天下，因此，预作布置，诬真为假，这样，他的书就可以以假充真了。张紫葛真是用心良苦！
吴宓对张紫葛印象不佳，没有这样一位“老朋友”
张紫葛声称，吴宓在修改日记时，消除了与张紫葛有关的全部内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张紫葛曾自报其学历为苏联撒马尔干中央大学农业管理系毕业，镇反运动中，张紫葛向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方敬坦白交代，此学历系伪造。吴宓1951年4月5日日记云：“晚，奉命代表第一小组出席大礼堂中史地系召开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座谈会，坦白陈词，痛切忏悔者七人。其中以陈平章为最出人意外。旋悉张紫葛谒敬泣诉欺瞒之罪，盖其人未尝留学苏俄，亦未肄业大学，仅辛苦漂流，从人习俄文，而在校颇作威福，于是校内外夙奉陈平章、陈克礼、张紫葛为真能代表苏俄共产党而在校最为前进者，无不惊异而冷暖顿殊焉。”(见图二)从这段文字的口气和态度，实在无法看出吴宓与张有什么相知相契关系。
张书关于与吴宓相识及交往的记载也都是无根之词。如：
张书第4－6页记1939年张在重庆于右任家认识吴宓的父亲吴仲旗，继在该年8月初旬，由吴仲旗介绍认识吴宓。查吴宓1939年日记，吴仲旗一直居住在陕西西安。又据吴宓的学生和同乡世交、北大英语系教授李赋宁说：“1943年春，我回西安探亲，去拜望过仲旗公。仲旗公曾亲自对我说，他没有去过重庆。”李先生还说：“1939年8月，吴先生正在昆明西南联大忙于 为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出考题，评试卷，我当时就正在报考研究生，他根本不可能离开昆明去重庆。”
事实是，吴宓不仅1939年没有去重庆，即使在1940、1941年，也没有去过重庆。吴宓这几年的行踪、活动具见于其日记中，斑斑可证。因此，张书所记，吴宓与张紫葛的相识及其后大谈宋词、《红楼梦》等情节，均属虚构。
张紫葛声称，他和吴宓是“兄弟般的朋友”，书中，“兄长”、“紫葛弟”一类称呼屡见不鲜。但据吴宓日记及吴宓1952年所写自传，吴宓对私交友人认可的措辞很严谨，只对陈寅恪、吴芳吉、李思纯、梅光迪、汤用彤、刘永济等和几位早年清华学友称为“知友”，其中并没有张紫葛。张自称与吴宓有38年的亲密关系，实属自我贴金。
所谓吴宓1947年的南京之行
张书第30－33页、143页称：吴宓1947年5至6月间，曾与张紫葛在南京相见谈心，还同乘京沪特别快车去上海，相与6天。对此说，当时与吴先生一起在武汉大学生活的二女儿吴学文和当时在该校外文系就读的孙法理先生都认为与事实不符。吴学文回忆说：“五月接近考期，教学任务很重。加上应付学运，校方天天开会，气氛紧张。父亲忙得死去活来，忧心忡忡，哪有时间和闲情逸致跑到南京去跟人‘谈心’？”她还说：“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就发生在1947年5月31日夜间，武大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三名同学被枪杀，五位教授(金克木、朱君允、缪朗山、梁园东、刘颖)被捕。父亲为营救同事和朋友，第二天清晨由珞珈山(校车中断)步行进城，去武汉行辕向陕西同乡孙蔚如副主任说情，被捕教授很快回到了学校。”
吴宓如何能分身有术，既在南京、上海与张紫葛逍遥，又在武汉应付学运，营救同事呢?
关于杭立武劝请赴台和傅斯年派人绑架
张书第36页和147页记194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只身到武汉大学劝吴宓去台湾，“促膝谈心，叙留美同学‘之谊”，还说吴宓1955年修改日记时删掉了这段事。而据当时在武大和吴宓生活在一起的吴学淑回忆，“全无其事”：杭立武1949年3月才就任教育部长，不久就去了台湾。“杭立武比我父亲整整小十岁。我父亲1921年由美回国之时，杭立武还在南京读书，与我父亲没有什么‘留美同学之谊’可叙。”当时在武大哲学系任教、与吴宓时相往还的周辅成先生也回忆说：“杭立武来武大胁迫吴先生去台湾之事绝无可能。”
张书第79－82页记“吴宓的好友”傅斯年派人绑架软禁吴宓，企图胁持吴去台湾，逼得吴诈称上厕所才伺机脱逃，辗转寻求张紫葛保护，云云。对于这些“传奇”，有位了解傅斯年为人的老先生说：“傅为人耿直，爱放大炮，是大学者，手下并无特务，这种逼人就范、绑架等等下流手段不可能出自傅先生。”而且，当时留在大陆的知名学者还很多，未闻傅先生绑架别人；如真有其事，当然也不可能只绑架吴先生一人。
至于博、吴关系，人所共知，傅是《新潮》主将，吴是《学衡》总编，两人在文化立场上是对立的，并非什么“好友”。
据吴宓1951年4月15日日记，1949年秋国民党人从大陆撤退前后，确实有人劝他赴台或赴香港，但不是杭立武和傅斯年，而是张其昀和钱穆。他们也不曾采用绑架手段，吴宓自然也用不着借上厕所“夜半尿遁”。
李源澄家没有收音机，怎能与吴宓一起听中共广播
张书中写了不少他与李源澄先生的深厚友谊并常来常往及在李家聚会、吃饭等情况(第66、75－78页)。但据四五十年代一直和李源澄住在一起的其侄李弘毅(现在西南师大图书馆)和其女李知勉(张书中误为“李志勉”)回忆，对此无印象。笔者特别问到1949年10月中秋节吴、李、张三人在李家聚饮，李源澄还叫李知勉端出“阆中馒头”待客一节，李知勉仍说：“无有此事，没得个印象。”并说她不认识张紫葛。
张书第77页还说，他与李源澄、吴宓在重庆解放前夕的中秋之夜于李家听中共广播，第67页说李源澄1949年逐日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但李知勉说，她们家解放前根本就没有收音机。
张书第64页又说，当时李家住在重庆磁器口四川教育学院院内，而李知勉说，她们家解放前住在北温泉山花石花房子，解放后才搬到磁器口川教院。张紫葛连李家的真实住址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是常客?
原在西南局的彭友今说，吴宓会见邓小平没有可能
张书第160－162页记1951年夏，吴宓因听说一位女大学生大义灭亲，捉拿逃亡的地主父亲回乡，被农民在斗争大会上打了屁股，径自找到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求见邓小平。邓小平亲自记下了该女生的姓名和开那个斗争会的县、乡名，还让程子健招待吴宓便饭并派车送回学校。对此，原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说，“这没有可能。”彭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一处(党派处)处长，负责党派和知识分子工作。他说，“解放初期，邓小平事情很忙，在重庆很少跟人单独见过面，一般都由有关部门去接待或处理了。教育方面的人士求见，会交给统战部、文教部去接待。如果是发生在重庆本地的什么问题，到了统战部，总得经过我们的手。当时重庆的大学校长、教授，我大体都熟悉，吴宓这名字很熟，我知道他。如果他找来统战部，程子健不会见他，会要我代为接见。程子健如要见他，也一定会先找我了解情况，提些意见，或要我陪同接见。因为自1940年至1954年，我一直在重庆工作，解放前在南方局、解放后在西南局统战部，交的朋友很广，许多事都知道。”
彭友今说：“解放初期，如无什么特别关系，见不到程子健、邓小平。我从未听说程子健陪同吴宓见过邓小平，这没有可能。”
张紫葛的“友好”罗玉清说他与张“素不相识”
张书第102－107页记张紫葛与女师学院党支部书记罗玉清的友好及与她的一番交谈，并讲了当时全市高校开展暑期学园活动的情况等等，但罗玉清完全否认此类情事。现摘罗玉清给广州出版社负责人的信如下：
我与张紫葛素不相识，更无交往，可是书中却大肆描写我和他如何亲切交谈，说什么我告诉他外语系同学反映要他作系主任，他不同意，我又委托他到老师中征询意见，推荐系主任人选，以及他如何推荐F公为系主任，我又向他仔细询问F公的情况等等，甚至我还向他谈了自己的入党经过……这全是杜撰，真是荒谬绝伦。……另外书中谈到暑假在重庆大学举办暑期学园，调了四名教授作文化咨询，其中有张紫葛，领导还请他向学生作报告，介绍一下厚黑学和阿Q精神。我当时是暑期学园大学部党支部支委，根本就没有张紫葛所说的这些情况。 罗玉清还对1950年的暑期学园活动作补充说：“张紫葛在‘与人隐私者不详’一章里提到暑期学园时说：‘它的目的是清理学生的历史状况，查明其政治面貌’。实际情况是：1950年7月重庆大中学生参加的暑期学园是对学生系统地进行革命理论教育，讲社会发展史，讲谁是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以及明确为谁服务、为谁学习的教育，……‘清理学生的历史、政治面貌’，纯属张紫葛的瞎说。”
罗玉清还写道：“书中提到的F公，实际是指方敬同志。1950年西南师范学院成立时方敬即在学校，是教师中唯一的党员，我们同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我任党支部书记)。一个我不认识的张紫葛向我推荐我认识并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的F公，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批判《武训传》时，吴宓何曾“拒绝联系实际”
张书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原西南师院外语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方敬，正文中以F公代称，钟鸣的代序则直指其名。据称，吴宓与方敬关系紧张，十分对立；吴宓同张紫葛沆瀣一气，对方敬屡加诽谤；方敬也利用职权动辄训斥、欺负吴宓。但据查，吴宓与方敬，解放前即在北碚的勉仁、相辉两校同事，尽管彼此在政治观点和文学见解上有差异，但关系融洽，互相尊重。
张书第106页《与人隐私者不详》一节，记1950年7月事，借吴宓之口诽谤方敬“以老共产党员行此勾心斗角之计”，但据吴宓1951年3月31日的日记，吴宓是直到这一天参加了中共西南师院支部公开及新党员宣誓大会，“始知敬(指方敬)为党员已十余年矣”。
张书《合校之初》一节，说1950年8月分校后，“政治学习的第一炮是批判《武训传》”。方敬在吴宓发言时“不断皱眉头”，而且“不指名地批评吴宓‘拒绝联系实际’”(第109－110页)。实际上，西师批判《武训传》的学习，不是在1950年合校之初，而是在1951年下半年(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当年5月22日始见报)。吴宓1951年11月23日日记云：是日学习会，“宓发言，由批评武训而检讨自己，自称宓有三过失：(一)雇佣观点。(二)纯技术观点。(三)超政治(不问政治)之清高思想云云。”可见，吴宓并未“拒绝联系实际”。当时张紫葛已调离外语系，不在一起学习，又如何看见方敬“不断皱眉头”?
张书记述思想改造运动期间，方敬主持收缴“反动证件”：他让吴宓交出杜威、罗素、尼采、叔本华、白壁德等许多人的著作，又“索要”一本《英语百年诗选》(见张书第262－264页)。事实上，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并未收缴“反动证件”。而是运动过后，根据西南文教部1952年8月的有关文件，西师开始收缴忠诚老实运动中规定应缴出的各项物资(包括枪支、弹药、电讯器材等等)。西师负责办理此事的是人事室，方敬根本不管这件事。根据规定，张书所述的杜威、罗素等人作品，不在“应缴”之列，而且吴宓的这类藏书当时尚在北京亲属家中，不在吴宓手边。至于张书所记方敬“索要的”《英语百年诗选》，据查吴宓藏书编目，无有此书。
张紫葛编造了“朱小姐”对吴宓十多年的缠绵痴情，他没有想到朱小姐还健在，而且被我们找到了
张书第147、268－276页，记吴宓30年代的学生朱小姐暗中爱慕吴宓，“七七事变”时掩护吴宓由北平到天津，其兄朱先生则陪同吴宓自天津到长沙，此后，朱小姐一直独身，1953年听说吴宓正与妻子离婚，“抱定满腔希望”，偕其兄到重庆探望吴宓，发现吴已再婚，于是暗中留下金银首饰及一笔数量不小的款子。张书并称，吴宓为怕被人说他“惹草拈花”，于1955年从日记中删掉了有关记载。
据查，吴宓30年代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兼课，颇为欣赏该校学生朱女士“豪迈俊朗”，日记中记载了一些与朱女士交谈、来往等情况，并没有删掉。1937年，朱小姐曾与吴宓同车到天津，吴宓有诗纪事，张书就是根据该诗加以演绎的。但此外种种，都是胡编。据现在北京郊区女儿家安度晚年的朱女士说：她1937年在天津火车站与吴先生分手后，60年来再没有见过。朱女士虽已高龄，但仍能背诵60年前吴先生送她的诗句——“绛珠仙草是前生”(她曾自号“绛珠”)。朱女士说，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教书，后在北平西什库的一所教会中学(解放后改成市立中学)教英文、俄文。40年代初结婚，1944年长子已出生。解放后一直做中学教员，1966年退休。她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去过重庆。据此，张书所说朱小姐亲告张紫葛自己抗战中隐居天津作家庭妇女，38岁犹未婚等等，都非事实。朱女士还说她家不是什么工厂股东、民族资本家，其父30年代在颐和园作事，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不可能从家里拿出金首饰和钱送人。
至于所谓朱小姐之兄护送吴宓去长沙之事，也是胡编。据查，朱小姐没有胞兄，30年代有一远虏堂兄在京读书。这位现在天津的朱先生说、他并不认识吴宓。而据1937年随同吴先生赴长沙的高棣华女士(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毕业)说：“当时随吴先生去长沙的是我和陈慈(陈垣先生之女)、张婉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退休干部)三个从贝满女中就同学的好朋友。吴先生一路带着我们三个，坐船坐车都跟着，连在中途碰到朋友请客，如在武汉刘永济先生请吃饭，吴先生都带着我们一起去。并没有别人跟我们一起走。”张婉英女士说：“吴先生带着我们三个一路到长沙，就跟带着自己的孩子似的。哪有别人?”吴宓日记中关于这一路的记载可说是巨细无遗，并没有张书所说的那些情节。没有发生过的事，吴先生不会记人日记，自然也更不用删。
陈寅恪女儿说，如果吴宓当面念他的“思想改造总结”，我父亲定会把他赶走
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过吴宓的一篇“思想改造总结”，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张书称：吴宓在1961年到广州与陈寅恪会面时，曾向陈朗读这篇文章，并称文章“悉出肺腑”(第350－351页)。
吴宓日记对他与陈寅恪的会面有详细的记载，绝无张书所述情节。而且，吴文是校方拿出去发表的，事后吴宓为此很痛苦。他怎么可能在近10年后千里迢迢地将它带到广州，念给不愿“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老友听y对此，当年接待吴宓的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说：“依照我父亲的脾气，如果吴伯伯真的得意洋洋地把这篇思想改造总结念给我父亲听，父亲不用等吴伯伯念完头一段，就会一顿痛骂，把他从家里赶出去!哪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让我们四处设法给他买鸡蛋、买吃的?哪会在短短五天之内，赋赠吴伯伯一首 七律又四首绝句?”
吴宓“文革”中的遭遇与张书所记大不相同
张书用大量的篇幅写了吴宓“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这可能是一部分读者肯定该书的原因。不错，吴宓在“文革”中确曾遭受过非人的折磨，但却不是张书中所讲的那些“故事”。
关于“文革”中的经历，吴宓有《李园日记》、《梁平日记》、《复生日记》等多种。其中，自1966年9月5日被打成“牛鬼蛇神”，数年内何时至何时在什么劳改队，由哪些造反组织如什么“八一三”、“春雷”或是“工宣队”等管理，管理人为某某队长或某某师傅等，都记载详细，但根本没有张书所述红卫兵用冷水“刷洗”吴宓，将胶管从鼻子里塞进食道，用大碗“潲水饭菜混和物”灌入胃中等情节(第360－362页)。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鼻饲必须用特制的导管，而且必须是流质食物，“饭菜混和物”如何能“灌”得进去！
吴宓《梁平日记》云：“(1969年)四月二十四日，宓等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随工宣队、专政队被押解赴700里外梁平县乡间之西南师院分院劳动。……五月九日在第二次斗争宓大会中，宓被推倒地上，左腿受重伤，刘组长又加种种虐待，宓受一生未经历之苦，凡五十七日。”其间，吴宓胯关节、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全身疼痛，还被强命早晚在广场“练习行走”。一直到当年6月21日，才随众由梁平回到北碚西南师院本院，由人背负到家／o如果张紫葛熟悉吴宓在“文革”中的情况，为什么不记载有关情节?何以对吴宓在梁平所受“种种虐待”，一字全无?
另外，吴宓还记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扣发工资，只发给若干生活费，以及后来何时增加多少，何时全额补发等等，与张书(第355、379i[)所说的数额、时间无一相合。
吴宓重病卧床，又已失明，何能与张紫葛等山路夜谈
张书第423－436页记他与吴宓的“交往”，以“黑夜送别”为结束。张称：1976年11月，他被批斗后“已近午夜”，吴宓和刘尊一来路上接他。刘尊一告诉张，这几天晚上，他俩一直在斗争张的会场窗外旁听。张书还说吴宓将回老家度晚年，所以不惜摸黑赶到批斗张紫葛的现场，提前三天与他依依惜别。据张说，同行的还有刘尊一。“三人在山路上边走边谈。”吴宓鼓励张紫葛“刻刻奋发，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云云。
现居西安的吴须曼老人说：1976年12月她独自来北碚探望吴宓，事先并未告吴，虽想接吴宓回陕西，也没有想到马上就会取得他的同意，只是在见到他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之后，才与他商量接他回陕西养病。经再三劝说，又经请示院系领导批准，吴宓才同意一起回乡，吴须曼女士这才召儿子和女婿来接吴宓。此前，吴宓并没有计划“回陕”，为何要与人道别?另据现西南师大外语系教授江家骏说：吴宓“离开西师前一天，即1月7日，我到文化村一舍他的住处去看他。他当时躺在床上……当我们刚说了几句话时，他听到屋内来了外人(因为他双眼已看不见，只凭听觉知道)，便问：‘妹妹，谁呀?’”(见《回忆吴宓先生》第148页)。吴宓在卧病失明，只能凭听觉辨认来客的情况下，怎么能连续几晚外出，在山路上走动，与人告别?
张紫葛是否当过宋美龄的秘书和张治中的助手
张紫葛此书多次写到自己，遗憾的是，这些叙述也多处失实。这里仅举两例。
张紫葛自称1939年抗战期间曾任宋美龄的秘书(第1、6页)，书中并多次谈到与宋美龄的特殊关系。张紫葛在书中还自称曾为张治中将军的助手(第30页)，在张治中营救中共在新疆狱内人员“无计可施”之际，进行大力帮助(第224页)，并曾受周恩来、张治中的重大委托，策反赵锡光起义(第34页)，等等。
据张治中将军的长女、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素我教授说，她1939至1940年正在重庆，与宋美龄同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共事，当时宋美龄只有几个女秘书，并无男秘书。吴宓先生在清华的学生、交通部原副部长郭建同志，1938至1940年间受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委派，在宋美龄处工作。据她回忆：宋美龄身边没有男性秘书，只有警卫是男的。
为张治中将军做了三十年秘书的余湛邦指着《祭吴宓》一书上张紫葛的照片说，没错，就是这个张紫葛，我们很早就认识。老人说，张紫葛曾任《新疆日报》副社长，“主持《新疆日报》”的说法是夸大其词。“此人说话一贯好夸大。八十年代，他写过一本《天山深处一扁舟》，我看里边错误太多，就给张指出，并告诉了要出此书的出版社。再后来，他又写了一本《在历史的夹缝中》，我是书出来之后才见到的，那里面错误太多，我写过一篇文章登在《团结报》上。”
谈到劝赵锡光起义和营救共产党人的事，余湛邦老人说，新疆和平起义的具体筹划是张治中将军和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等几个人在兴龙山(音)秘密进行的，“当时连一般的机要人员都不能接近，张紫葛就更不用说。他根本不是圈子里(指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和军委政治部)的人。……而劝赵锡光起义的是陶峙岳，张紫葛却把功劳安到了自己头上。”至于营救新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老人说，“那是在重庆，周恩来和邓大姐亲自找到张治中将军，一起商量了营救办法。我当时在场。后来回到新疆，我一手经办这件事，……过程我都清清楚楚，没有张紫葛。”
能听任张紫葛们任意编造历史吗
张书其他虚构不实之处尚多，限于篇幅，不准备一一论列了。
张紫葛认识吴宓，两人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同事不到一年，事情仅此而已。《祭吴宓》一书所回忆的吴宓生平史实，除取自某些公开出版物或道听途说者外，其他多属虚构，是一种有意作伪的欺骗行为。这是应该坚决加以反对的。
如果我们听任张紫葛们任意编造历史，此风蔓延，如何得了?
虚构作伪之风不除，何有真历史?
关于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的争论，已经有一段时候了。本文拟进一步讨论该书史实的真伪问题。
有人说：张紫葛年事已高，时间、地点，记忆模糊是难免的，何必那么认真!不对。张自称记忆力惊人，而且张书的问题并非由于记忆模糊。
有人说：张书是传记文学，是小说，不必计较其真实性。也不对。张紫葛明明自称，他是吴宓的38年的老朋友，他写作《祭吴宓》一书，是为了“纪其实而存其真”，“所记全是亲见亲闻的事实。”因此，张书应是回忆录，属于严肃的历史传记。
还有人说：张书批评了5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反映出知识分子“文革”中的苦难，可以得其意而忘其形。也不对。对过左政策的批评和反思都应该建立在严格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否则，这种批评和反思必然虚弱无力，一推就倒。
众所周知，历史必须真实，容不得任何虚构，更容不得有心作伪。号称“纪实”，却又大量虚构、作伪，那是对于历史科学的亵渎，是对于天下、后世的欺骗。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予非好辨也，予不得已也。”
由于张书虚构作伪的地方太多，本文只能举其荦荦大者。我们的方法是：检阅吴宓现存日记等文献资料，访问张书所涉及的当事人及其后裔，用以与张书所述核对。凡季石、唐振常文(分别见于1997年5月29日《文汇报》、6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已述者，从略从简；前二文虽已述及但有新证据者，则补充之。
1951年时《吴宓日记》保存在北京，在重庆的吴宓何从修改
张书第15节称：吴宓曾两次修改日记，第一次是1951年冬，为防备“文字狱”，删除了所有与张紫葛有关的内容，全部改写换页，彻底消除。
事实是：吴宓1944年离开昆明，1949年离开武昌，都未将日记带走，而是分别由李赋宁、吴学淑暂存，最后全部交给陈心一保管。至1954年8月，才由陈托付从北京返渝的西南师范学院历史教授孙培良带给吴宓。当年12月17日，吴宓日记云：“晚，得暇，始开拆今年八月由心一包封而托良带来之历年日记两包。”请问张紫葛先生，1951年冬，身在重庆的吴宓如何修改保存在北京的日记?
张书称，吴宓第二次修改日记．是1955年初夏，特请黄稚荃参加装订(第144页)。但据黄稚荃的儿子黄怀昭说：他母亲1955年春就因患肾上腺皮质萎缩住院治疗，卧病数年，直到1959年才康复，何能参加装订?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确有好几位友人劝吴宓焚毁手边的日记和诗稿，或“简择抄存”，但吴坚不同意。1951年4月15日日记云：“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宓于罪刑，又奚敢辞!”这段日记表明，吴宓头脑清楚，认为镇反不会触及自己，即使万一因日记获罪，也在所不辞。
张书第28、143－144页称：吴宓为掩盖与张紫葛1944年在重庆的聚会，特意将从昆明动身赴成都燕京大学的日期从8月23日改为9月23日，将坐飞机改为坐汽车经贵州到成都。但当年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的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以及时在该地的缪钺、关懿娴、王树仁等人的‘回忆(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回忆吴宓先生》)，都明确记载了吴宓行经贵州的情况，与现存吴宓日记相合。请问张紫葛先生，即使吴宓会修改自己的日记，难道竺可桢等人会通同作伪吗?
在昆明亲自送吴先生启程的吴宓长女吴学淑和李赋宁先生，也证实了吴宓是9月23日坐汽车自昆明动身的。李赋宁说：“原来联系好让吴先生搭乘的英国军车是由昆明开往贵阳运送战时物资的，车是由王佐良联系的，那车辆因故延期。那天同去送行的除了我和王佐良，还有李鲸石先生——他现在在农业大学。我们到后，一个英国军官对吴先生说：I thought you had been advised (我认为已经通知你了)。我当时只知道advise当‘劝告’讲，不知道还有‘通知’的意思。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绝不会错的。”吴宓日记所记9月22日因军车延误未能成行，23日动身的记录与此相符。吴宓在旅途中的日记虽缺记了几天，但吴宓1944年10月12日在遵义郭宅写给吴学淑并转李赋宁等多人同鉴的亲笔信现存。信中详述了他经平彝、晴隆、贵阳抵遵义，以及在遵义受到竺校长招待，在当地讲学等情况(见图一)。
凡此种种，都证明吴宓日记未经修改，所述为真，而张书所述为伪。
吴宓平生痛恨作伪，即使在“文革”万般压力下，仍不改变态度。1971年1月18日有笔记云：“人间万事，道德行为，文艺作品，首重真字。”又云：“宓者，真人也。”一生以“真人”自许的吴宓，自然不会为了“避祸”而修改自己的日记。
张紫葛为什么要一再声称，吴宓修改了自己的日记呢？那是他深知，吴宓日记尚存于世，一旦公布，他的作伪行为就会大白于天下，因此，预作布置，诬真为假，这样，他的书就可以以假充真了。张紫葛真是用心良苦！
吴宓对张紫葛印象不佳，没有这样一位“老朋友”
张紫葛声称，吴宓在修改日记时，消除了与张紫葛有关的全部内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张紫葛曾自报其学历为苏联撒马尔干中央大学农业管理系毕业，镇反运动中，张紫葛向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方敬坦白交代，此学历系伪造。吴宓1951年4月5日日记云：“晚，奉命代表第一小组出席大礼堂中史地系召开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座谈会，坦白陈词，痛切忏悔者七人。其中以陈平章为最出人意外。旋悉张紫葛谒敬泣诉欺瞒之罪，盖其人未尝留学苏俄，亦未肄业大学，仅辛苦漂流，从人习俄文，而在校颇作威福，于是校内外夙奉陈平章、陈克礼、张紫葛为真能代表苏俄共产党而在校最为前进者，无不惊异而冷暖顿殊焉。”(见图二)从这段文字的口气和态度，实在无法看出吴宓与张有什么相知相契关系。
张书关于与吴宓相识及交往的记载也都是无根之词。如：
张书第4－6页记1939年张在重庆于右任家认识吴宓的父亲吴仲旗，继在该年8月初旬，由吴仲旗介绍认识吴宓。查吴宓1939年日记，吴仲旗一直居住在陕西西安。又据吴宓的学生和同乡世交、北大英语系教授李赋宁说：“1943年春，我回西安探亲，去拜望过仲旗公。仲旗公曾亲自对我说，他没有去过重庆。”李先生还说：“1939年8月，吴先生正在昆明西南联大忙于 为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出考题，评试卷，我当时就正在报考研究生，他根本不可能离开昆明去重庆。”
事实是，吴宓不仅1939年没有去重庆，即使在1940、1941年，也没有去过重庆。吴宓这几年的行踪、活动具见于其日记中，斑斑可证。因此，张书所记，吴宓与张紫葛的相识及其后大谈宋词、《红楼梦》等情节，均属虚构。
张紫葛声称，他和吴宓是“兄弟般的朋友”，书中，“兄长”、“紫葛弟”一类称呼屡见不鲜。但据吴宓日记及吴宓1952年所写自传，吴宓对私交友人认可的措辞很严谨，只对陈寅恪、吴芳吉、李思纯、梅光迪、汤用彤、刘永济等和几位早年清华学友称为“知友”，其中并没有张紫葛。张自称与吴宓有38年的亲密关系，实属自我贴金。
所谓吴宓1947年的南京之行
张书第30－33页、143页称：吴宓1947年5至6月间，曾与张紫葛在南京相见谈心，还同乘京沪特别快车去上海，相与6天。对此说，当时与吴先生一起在武汉大学生活的二女儿吴学文和当时在该校外文系就读的孙法理先生都认为与事实不符。吴学文回忆说：“五月接近考期，教学任务很重。加上应付学运，校方天天开会，气氛紧张。父亲忙得死去活来，忧心忡忡，哪有时间和闲情逸致跑到南京去跟人‘谈心’？”她还说：“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就发生在1947年5月31日夜间，武大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三名同学被枪杀，五位教授(金克木、朱君允、缪朗山、梁园东、刘颖)被捕。父亲为营救同事和朋友，第二天清晨由珞珈山(校车中断)步行进城，去武汉行辕向陕西同乡孙蔚如副主任说情，被捕教授很快回到了学校。”
吴宓如何能分身有术，既在南京、上海与张紫葛逍遥，又在武汉应付学运，营救同事呢?
关于杭立武劝请赴台和傅斯年派人绑架
张书第36页和147页记194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只身到武汉大学劝吴宓去台湾，“促膝谈心，叙留美同学‘之谊”，还说吴宓1955年修改日记时删掉了这段事。而据当时在武大和吴宓生活在一起的吴学淑回忆，“全无其事”：杭立武1949年3月才就任教育部长，不久就去了台湾。“杭立武比我父亲整整小十岁。我父亲1921年由美回国之时，杭立武还在南京读书，与我父亲没有什么‘留美同学之谊’可叙。”当时在武大哲学系任教、与吴宓时相往还的周辅成先生也回忆说：“杭立武来武大胁迫吴先生去台湾之事绝无可能。”
张书第79－82页记“吴宓的好友”傅斯年派人绑架软禁吴宓，企图胁持吴去台湾，逼得吴诈称上厕所才伺机脱逃，辗转寻求张紫葛保护，云云。对于这些“传奇”，有位了解傅斯年为人的老先生说：“傅为人耿直，爱放大炮，是大学者，手下并无特务，这种逼人就范、绑架等等下流手段不可能出自傅先生。”而且，当时留在大陆的知名学者还很多，未闻傅先生绑架别人；如真有其事，当然也不可能只绑架吴先生一人。
至于博、吴关系，人所共知，傅是《新潮》主将，吴是《学衡》总编，两人在文化立场上是对立的，并非什么“好友”。
据吴宓1951年4月15日日记，1949年秋国民党人从大陆撤退前后，确实有人劝他赴台或赴香港，但不是杭立武和傅斯年，而是张其昀和钱穆。他们也不曾采用绑架手段，吴宓自然也用不着借上厕所“夜半尿遁”。
李源澄家没有收音机，怎能与吴宓一起听中共广播
张书中写了不少他与李源澄先生的深厚友谊并常来常往及在李家聚会、吃饭等情况(第66、75－78页)。但据四五十年代一直和李源澄住在一起的其侄李弘毅(现在西南师大图书馆)和其女李知勉(张书中误为“李志勉”)回忆，对此无印象。笔者特别问到1949年10月中秋节吴、李、张三人在李家聚饮，李源澄还叫李知勉端出“阆中馒头”待客一节，李知勉仍说：“无有此事，没得个印象。”并说她不认识张紫葛。
张书第77页还说，他与李源澄、吴宓在重庆解放前夕的中秋之夜于李家听中共广播，第67页说李源澄1949年逐日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但李知勉说，她们家解放前根本就没有收音机。
张书第64页又说，当时李家住在重庆磁器口四川教育学院院内，而李知勉说，她们家解放前住在北温泉山花石花房子，解放后才搬到磁器口川教院。张紫葛连李家的真实住址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是常客?
原在西南局的彭友今说，吴宓会见邓小平没有可能
张书第160－162页记1951年夏，吴宓因听说一位女大学生大义灭亲，捉拿逃亡的地主父亲回乡，被农民在斗争大会上打了屁股，径自找到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求见邓小平。邓小平亲自记下了该女生的姓名和开那个斗争会的县、乡名，还让程子健招待吴宓便饭并派车送回学校。对此，原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说，“这没有可能。”彭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一处(党派处)处长，负责党派和知识分子工作。他说，“解放初期，邓小平事情很忙，在重庆很少跟人单独见过面，一般都由有关部门去接待或处理了。教育方面的人士求见，会交给统战部、文教部去接待。如果是发生在重庆本地的什么问题，到了统战部，总得经过我们的手。当时重庆的大学校长、教授，我大体都熟悉，吴宓这名字很熟，我知道他。如果他找来统战部，程子健不会见他，会要我代为接见。程子健如要见他，也一定会先找我了解情况，提些意见，或要我陪同接见。因为自1940年至1954年，我一直在重庆工作，解放前在南方局、解放后在西南局统战部，交的朋友很广，许多事都知道。”
彭友今说：“解放初期，如无什么特别关系，见不到程子健、邓小平。我从未听说程子健陪同吴宓见过邓小平，这没有可能。”
张紫葛的“友好”罗玉清说他与张“素不相识”
张书第102－107页记张紫葛与女师学院党支部书记罗玉清的友好及与她的一番交谈，并讲了当时全市高校开展暑期学园活动的情况等等，但罗玉清完全否认此类情事。现摘罗玉清给广州出版社负责人的信如下：
我与张紫葛素不相识，更无交往，可是书中却大肆描写我和他如何亲切交谈，说什么我告诉他外语系同学反映要他作系主任，他不同意，我又委托他到老师中征询意见，推荐系主任人选，以及他如何推荐F公为系主任，我又向他仔细询问F公的情况等等，甚至我还向他谈了自己的入党经过……这全是杜撰，真是荒谬绝伦。……另外书中谈到暑假在重庆大学举办暑期学园，调了四名教授作文化咨询，其中有张紫葛，领导还请他向学生作报告，介绍一下厚黑学和阿Q精神。我当时是暑期学园大学部党支部支委，根本就没有张紫葛所说的这些情况。 罗玉清还对1950年的暑期学园活动作补充说：“张紫葛在‘与人隐私者不详’一章里提到暑期学园时说：‘它的目的是清理学生的历史状况，查明其政治面貌’。实际情况是：1950年7月重庆大中学生参加的暑期学园是对学生系统地进行革命理论教育，讲社会发展史，讲谁是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以及明确为谁服务、为谁学习的教育，……‘清理学生的历史、政治面貌’，纯属张紫葛的瞎说。”
罗玉清还写道：“书中提到的F公，实际是指方敬同志。1950年西南师范学院成立时方敬即在学校，是教师中唯一的党员，我们同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我任党支部书记)。一个我不认识的张紫葛向我推荐我认识并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的F公，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批判《武训传》时，吴宓何曾“拒绝联系实际”
张书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原西南师院外语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方敬，正文中以F公代称，钟鸣的代序则直指其名。据称，吴宓与方敬关系紧张，十分对立；吴宓同张紫葛沆瀣一气，对方敬屡加诽谤；方敬也利用职权动辄训斥、欺负吴宓。但据查，吴宓与方敬，解放前即在北碚的勉仁、相辉两校同事，尽管彼此在政治观点和文学见解上有差异，但关系融洽，互相尊重。
张书第106页《与人隐私者不详》一节，记1950年7月事，借吴宓之口诽谤方敬“以老共产党员行此勾心斗角之计”，但据吴宓1951年3月31日的日记，吴宓是直到这一天参加了中共西南师院支部公开及新党员宣誓大会，“始知敬(指方敬)为党员已十余年矣”。
张书《合校之初》一节，说1950年8月分校后，“政治学习的第一炮是批判《武训传》”。方敬在吴宓发言时“不断皱眉头”，而且“不指名地批评吴宓‘拒绝联系实际’”(第109－110页)。实际上，西师批判《武训传》的学习，不是在1950年合校之初，而是在1951年下半年(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当年5月22日始见报)。吴宓1951年11月23日日记云：是日学习会，“宓发言，由批评武训而检讨自己，自称宓有三过失：(一)雇佣观点。(二)纯技术观点。(三)超政治(不问政治)之清高思想云云。”可见，吴宓并未“拒绝联系实际”。当时张紫葛已调离外语系，不在一起学习，又如何看见方敬“不断皱眉头”?
张书记述思想改造运动期间，方敬主持收缴“反动证件”：他让吴宓交出杜威、罗素、尼采、叔本华、白壁德等许多人的著作，又“索要”一本《英语百年诗选》(见张书第262－264页)。事实上，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并未收缴“反动证件”。而是运动过后，根据西南文教部1952年8月的有关文件，西师开始收缴忠诚老实运动中规定应缴出的各项物资(包括枪支、弹药、电讯器材等等)。西师负责办理此事的是人事室，方敬根本不管这件事。根据规定，张书所述的杜威、罗素等人作品，不在“应缴”之列，而且吴宓的这类藏书当时尚在北京亲属家中，不在吴宓手边。至于张书所记方敬“索要的”《英语百年诗选》，据查吴宓藏书编目，无有此书。
张紫葛编造了“朱小姐”对吴宓十多年的缠绵痴情，他没有想到朱小姐还健在，而且被我们找到了
张书第147、268－276页，记吴宓30年代的学生朱小姐暗中爱慕吴宓，“七七事变”时掩护吴宓由北平到天津，其兄朱先生则陪同吴宓自天津到长沙，此后，朱小姐一直独身，1953年听说吴宓正与妻子离婚，“抱定满腔希望”，偕其兄到重庆探望吴宓，发现吴已再婚，于是暗中留下金银首饰及一笔数量不小的款子。张书并称，吴宓为怕被人说他“惹草拈花”，于1955年从日记中删掉了有关记载。
据查，吴宓30年代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兼课，颇为欣赏该校学生朱女士“豪迈俊朗”，日记中记载了一些与朱女士交谈、来往等情况，并没有删掉。1937年，朱小姐曾与吴宓同车到天津，吴宓有诗纪事，张书就是根据该诗加以演绎的。但此外种种，都是胡编。据现在北京郊区女儿家安度晚年的朱女士说：她1937年在天津火车站与吴先生分手后，60年来再没有见过。朱女士虽已高龄，但仍能背诵60年前吴先生送她的诗句——“绛珠仙草是前生”(她曾自号“绛珠”)。朱女士说，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教书，后在北平西什库的一所教会中学(解放后改成市立中学)教英文、俄文。40年代初结婚，1944年长子已出生。解放后一直做中学教员，1966年退休。她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去过重庆。据此，张书所说朱小姐亲告张紫葛自己抗战中隐居天津作家庭妇女，38岁犹未婚等等，都非事实。朱女士还说她家不是什么工厂股东、民族资本家，其父30年代在颐和园作事，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不可能从家里拿出金首饰和钱送人。
至于所谓朱小姐之兄护送吴宓去长沙之事，也是胡编。据查，朱小姐没有胞兄，30年代有一远虏堂兄在京读书。这位现在天津的朱先生说、他并不认识吴宓。而据1937年随同吴先生赴长沙的高棣华女士(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毕业)说：“当时随吴先生去长沙的是我和陈慈(陈垣先生之女)、张婉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退休干部)三个从贝满女中就同学的好朋友。吴先生一路带着我们三个，坐船坐车都跟着，连在中途碰到朋友请客，如在武汉刘永济先生请吃饭，吴先生都带着我们一起去。并没有别人跟我们一起走。”张婉英女士说：“吴先生带着我们三个一路到长沙，就跟带着自己的孩子似的。哪有别人?”吴宓日记中关于这一路的记载可说是巨细无遗，并没有张书所说的那些情节。没有发生过的事，吴先生不会记人日记，自然也更不用删。
陈寅恪女儿说，如果吴宓当面念他的“思想改造总结”，我父亲定会把他赶走
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过吴宓的一篇“思想改造总结”，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张书称：吴宓在1961年到广州与陈寅恪会面时，曾向陈朗读这篇文章，并称文章“悉出肺腑”(第350－351页)。
吴宓日记对他与陈寅恪的会面有详细的记载，绝无张书所述情节。而且，吴文是校方拿出去发表的，事后吴宓为此很痛苦。他怎么可能在近10年后千里迢迢地将它带到广州，念给不愿“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老友听y对此，当年接待吴宓的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说：“依照我父亲的脾气，如果吴伯伯真的得意洋洋地把这篇思想改造总结念给我父亲听，父亲不用等吴伯伯念完头一段，就会一顿痛骂，把他从家里赶出去!哪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让我们四处设法给他买鸡蛋、买吃的?哪会在短短五天之内，赋赠吴伯伯一首 七律又四首绝句?”
吴宓“文革”中的遭遇与张书所记大不相同
张书用大量的篇幅写了吴宓“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这可能是一部分读者肯定该书的原因。不错，吴宓在“文革”中确曾遭受过非人的折磨，但却不是张书中所讲的那些“故事”。
关于“文革”中的经历，吴宓有《李园日记》、《梁平日记》、《复生日记》等多种。其中，自1966年9月5日被打成“牛鬼蛇神”，数年内何时至何时在什么劳改队，由哪些造反组织如什么“八一三”、“春雷”或是“工宣队”等管理，管理人为某某队长或某某师傅等，都记载详细，但根本没有张书所述红卫兵用冷水“刷洗”吴宓，将胶管从鼻子里塞进食道，用大碗“潲水饭菜混和物”灌入胃中等情节(第360－362页)。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鼻饲必须用特制的导管，而且必须是流质食物，“饭菜混和物”如何能“灌”得进去！
吴宓《梁平日记》云：“(1969年)四月二十四日，宓等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随工宣队、专政队被押解赴700里外梁平县乡间之西南师院分院劳动。……五月九日在第二次斗争宓大会中，宓被推倒地上，左腿受重伤，刘组长又加种种虐待，宓受一生未经历之苦，凡五十七日。”其间，吴宓胯关节、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全身疼痛，还被强命早晚在广场“练习行走”。一直到当年6月21日，才随众由梁平回到北碚西南师院本院，由人背负到家／o如果张紫葛熟悉吴宓在“文革”中的情况，为什么不记载有关情节?何以对吴宓在梁平所受“种种虐待”，一字全无?
另外，吴宓还记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扣发工资，只发给若干生活费，以及后来何时增加多少，何时全额补发等等，与张书(第355、379i[)所说的数额、时间无一相合。
吴宓重病卧床，又已失明，何能与张紫葛等山路夜谈
张书第423－436页记他与吴宓的“交往”，以“黑夜送别”为结束。张称：1976年11月，他被批斗后“已近午夜”，吴宓和刘尊一来路上接他。刘尊一告诉张，这几天晚上，他俩一直在斗争张的会场窗外旁听。张书还说吴宓将回老家度晚年，所以不惜摸黑赶到批斗张紫葛的现场，提前三天与他依依惜别。据张说，同行的还有刘尊一。“三人在山路上边走边谈。”吴宓鼓励张紫葛“刻刻奋发，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云云。
现居西安的吴须曼老人说：1976年12月她独自来北碚探望吴宓，事先并未告吴，虽想接吴宓回陕西，也没有想到马上就会取得他的同意，只是在见到他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之后，才与他商量接他回陕西养病。经再三劝说，又经请示院系领导批准，吴宓才同意一起回乡，吴须曼女士这才召儿子和女婿来接吴宓。此前，吴宓并没有计划“回陕”，为何要与人道别?另据现西南师大外语系教授江家骏说：吴宓“离开西师前一天，即1月7日，我到文化村一舍他的住处去看他。他当时躺在床上……当我们刚说了几句话时，他听到屋内来了外人(因为他双眼已看不见，只凭听觉知道)，便问：‘妹妹，谁呀?’”(见《回忆吴宓先生》第148页)。吴宓在卧病失明，只能凭听觉辨认来客的情况下，怎么能连续几晚外出，在山路上走动，与人告别?
张紫葛是否当过宋美龄的秘书和张治中的助手
张紫葛此书多次写到自己，遗憾的是，这些叙述也多处失实。这里仅举两例。
张紫葛自称1939年抗战期间曾任宋美龄的秘书(第1、6页)，书中并多次谈到与宋美龄的特殊关系。张紫葛在书中还自称曾为张治中将军的助手(第30页)，在张治中营救中共在新疆狱内人员“无计可施”之际，进行大力帮助(第224页)，并曾受周恩来、张治中的重大委托，策反赵锡光起义(第34页)，等等。
据张治中将军的长女、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素我教授说，她1939至1940年正在重庆，与宋美龄同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共事，当时宋美龄只有几个女秘书，并无男秘书。吴宓先生在清华的学生、交通部原副部长郭建同志，1938至1940年间受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委派，在宋美龄处工作。据她回忆：宋美龄身边没有男性秘书，只有警卫是男的。
为张治中将军做了三十年秘书的余湛邦指着《祭吴宓》一书上张紫葛的照片说，没错，就是这个张紫葛，我们很早就认识。老人说，张紫葛曾任《新疆日报》副社长，“主持《新疆日报》”的说法是夸大其词。“此人说话一贯好夸大。八十年代，他写过一本《天山深处一扁舟》，我看里边错误太多，就给张指出，并告诉了要出此书的出版社。再后来，他又写了一本《在历史的夹缝中》，我是书出来之后才见到的，那里面错误太多，我写过一篇文章登在《团结报》上。”
谈到劝赵锡光起义和营救共产党人的事，余湛邦老人说，新疆和平起义的具体筹划是张治中将军和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等几个人在兴龙山(音)秘密进行的，“当时连一般的机要人员都不能接近，张紫葛就更不用说。他根本不是圈子里(指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和军委政治部)的人。……而劝赵锡光起义的是陶峙岳，张紫葛却把功劳安到了自己头上。”至于营救新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老人说，“那是在重庆，周恩来和邓大姐亲自找到张治中将军，一起商量了营救办法。我当时在场。后来回到新疆，我一手经办这件事，……过程我都清清楚楚，没有张紫葛。”
能听任张紫葛们任意编造历史吗
张书其他虚构不实之处尚多，限于篇幅，不准备一一论列了。
张紫葛认识吴宓，两人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同事不到一年，事情仅此而已。《祭吴宓》一书所回忆的吴宓生平史实，除取自某些公开出版物或道听途说者外，其他多属虚构，是一种有意作伪的欺骗行为。这是应该坚决加以反对的。
如果我们听任张紫葛们任意编造历史，此风蔓延，如何得了?
虚构作伪之风不除，何有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