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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还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是党史学界长期有争论、认识并不一致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史权威部门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史论著以及党中央领导人传记、年谱，对这一问题的记述也不尽一致，基本上是两种说法和观点。我们经过深入与系统考辨，认为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党中央总书记。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党内总负责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摇 [文章编号] ?摇1009-928X（2012）02-0017-04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还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是党史学界长期有争论、认识并不尽一致的问题。为了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最近，笔者查阅了改革开放以来，由我国党史权威部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年谱、传记以及中共党史专著，对这个问题的记载和表述也不尽一致，基本上也是两种说法和观点。我们通过深入研究与系统考辨，认为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党中央总书记。
一、说法和观点之一：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这一说法和观点出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一些专著中：
《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都论述：遵义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1][2]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写道：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3]
《杨尚昆年谱》（1907-1998年）中记述：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在会前同周恩来提议变换中共中央领导问题，讨论中央常委内部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秦邦宪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年谱和传记也较普遍地持这种观点。《毛泽东传（1893-1949）》中写道：“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写道：“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6]
《周恩来传》中说：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7]《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记述：“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8]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记述：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鸡鸣三省村”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在会前同周恩来提议变换中共中央领导问题，讨论中央常委内部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9]
《刘少奇传》中说：遵义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又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10]《刘少奇年谱》上卷中记述：“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行军途中，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的责任。”[11]
《陈云传》中写道：遵义会议后不久，从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12]这是2月5日左右的事情。《陈云年谱》中写道：（1935年）2月5日，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毛泽东同周恩来谈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13]1977年8月23日，陈云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谈话时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14]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记述：“2月5日，随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5]
二、说法和观点之二：党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
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党中央为张闻天举行的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和《张闻天年谱》中也采用这个说法。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中记述道：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进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鸡鸣三省村”。“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16]该书第170页，有两条页注，一条是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党中央为张闻天举行的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首次公布这一史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另一条是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党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对于为何行军途中又在常委分工上会有这样的决定，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出了其中的缘由，他说：“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17]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如此论述：“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8]
《张闻天传》中也写道：1935年2月5日，红军“中央纵队”从石厢子开拔，行进到属于“鸡鸣三省”地域的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中央负责同志住高坎。这时，张闻天感到不改变领导不行了，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就提出“要变换领导”。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许多同志都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当总书记，这一天晚间常委会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代博，由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为此，党中央还发表了一个撤销博古总负责人职务的声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19]该书第140页的注释详细记述了这一问题。关于博洛交接的经过和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根据有四：1.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后，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张闻天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将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以后，我即将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了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按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2.周恩来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深刻。[20]3.邓小平《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那时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21]4.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2]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23]5.彭德怀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1935年8、9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24]6.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25]
三、考辨之结论：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非党中央总书记
党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还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两种说法和观点均出自党史权威部门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根据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等）的会议记录或谈话、或文章、或回忆录、或访谈写成的，应该说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和合理性、可信性。其实，这两种说法，从实质上看，差别不大，都表明遵义会议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张闻天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经过仔细查阅、认真而全面地思辨后我们认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其主要依据有两条：
一是我们党当时的习惯做法使然。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失败、陈独秀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被撤销，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后，党中央领导机关就再也没有“中央总书记”这个称谓了。比如，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决定对中央领导机关进行重大调整，增选罗亦农、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这就是说，在瞿秋白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没有“党中央总书记”之说。又如，1928年中共六大闭幕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就是说，从党的六大开始，党中央领导机关就没有再设立“中央总书记”这个职务了。再如，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30年12月18日的电示，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由于王明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支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王明所操纵。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王明并不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也不是党中央总书记，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是向忠发。又比如，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就是说，在向忠发被捕叛变以后，从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起，就没有再设立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个职务了，而是确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是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一个重大变化。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从上面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变动情况来看，党的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原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1982年12月28日，陈云在一个批示中所说：“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总书记职务？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有些类似，即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26]
二是以党史权威部门出版的党史著作为考证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一系列权威党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传记和年谱，如《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朱德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陈云传》、《陈云年谱》、《邓小平年谱》、《杨尚昆年谱》等，均认为党的遵义会议后的2月5日，中央红军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确定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党中央总书记的考辨结论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43.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27.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杨尚昆年谱（1907-1998）：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4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342-34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43-446.
[7]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A].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274.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458.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03.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39.
[12]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75.
[14][23][26]陈云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35.435.503.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16-117.
[16][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69-170.170.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87-388.
[19]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40.
[20]张闻天（图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61.
[2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9.
[22]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3.
[24]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02.
[25]百年潮，1998：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0JD710072）。
作者夏东民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孙道同系第二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党内总负责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摇 [文章编号] ?摇1009-928X（2012）02-0017-04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还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是党史学界长期有争论、认识并不尽一致的问题。为了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最近，笔者查阅了改革开放以来，由我国党史权威部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年谱、传记以及中共党史专著，对这个问题的记载和表述也不尽一致，基本上也是两种说法和观点。我们通过深入研究与系统考辨，认为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党中央总书记。
一、说法和观点之一：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这一说法和观点出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一些专著中：
《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都论述：遵义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1][2]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写道：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3]
《杨尚昆年谱》（1907-1998年）中记述：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在会前同周恩来提议变换中共中央领导问题，讨论中央常委内部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秦邦宪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年谱和传记也较普遍地持这种观点。《毛泽东传（1893-1949）》中写道：“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写道：“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6]
《周恩来传》中说：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7]《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记述：“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8]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记述：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鸡鸣三省村”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在会前同周恩来提议变换中共中央领导问题，讨论中央常委内部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9]
《刘少奇传》中说：遵义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又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10]《刘少奇年谱》上卷中记述：“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行军途中，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的责任。”[11]
《陈云传》中写道：遵义会议后不久，从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12]这是2月5日左右的事情。《陈云年谱》中写道：（1935年）2月5日，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毛泽东同周恩来谈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13]1977年8月23日，陈云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谈话时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14]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记述：“2月5日，随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5]
二、说法和观点之二：党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
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党中央为张闻天举行的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和《张闻天年谱》中也采用这个说法。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中记述道：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进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鸡鸣三省村”。“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16]该书第170页，有两条页注，一条是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党中央为张闻天举行的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首次公布这一史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另一条是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党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对于为何行军途中又在常委分工上会有这样的决定，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出了其中的缘由，他说：“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17]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如此论述：“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8]
《张闻天传》中也写道：1935年2月5日，红军“中央纵队”从石厢子开拔，行进到属于“鸡鸣三省”地域的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中央负责同志住高坎。这时，张闻天感到不改变领导不行了，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就提出“要变换领导”。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许多同志都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当总书记，这一天晚间常委会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代博，由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为此，党中央还发表了一个撤销博古总负责人职务的声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19]该书第140页的注释详细记述了这一问题。关于博洛交接的经过和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根据有四：1.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后，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张闻天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将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以后，我即将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了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按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2.周恩来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深刻。[20]3.邓小平《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那时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21]4.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2]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23]5.彭德怀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1935年8、9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24]6.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25]
三、考辨之结论：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非党中央总书记
党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还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两种说法和观点均出自党史权威部门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根据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等）的会议记录或谈话、或文章、或回忆录、或访谈写成的，应该说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和合理性、可信性。其实，这两种说法，从实质上看，差别不大，都表明遵义会议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张闻天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经过仔细查阅、认真而全面地思辨后我们认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其主要依据有两条：
一是我们党当时的习惯做法使然。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失败、陈独秀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被撤销，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后，党中央领导机关就再也没有“中央总书记”这个称谓了。比如，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决定对中央领导机关进行重大调整，增选罗亦农、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这就是说，在瞿秋白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没有“党中央总书记”之说。又如，1928年中共六大闭幕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就是说，从党的六大开始，党中央领导机关就没有再设立“中央总书记”这个职务了。再如，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30年12月18日的电示，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由于王明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支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王明所操纵。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王明并不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也不是党中央总书记，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是向忠发。又比如，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就是说，在向忠发被捕叛变以后，从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起，就没有再设立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个职务了，而是确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是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一个重大变化。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从上面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变动情况来看，党的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原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1982年12月28日，陈云在一个批示中所说：“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总书记职务？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有些类似，即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26]
二是以党史权威部门出版的党史著作为考证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一系列权威党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传记和年谱，如《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朱德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陈云传》、《陈云年谱》、《邓小平年谱》、《杨尚昆年谱》等，均认为党的遵义会议后的2月5日，中央红军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确定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党中央总书记的考辨结论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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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百年潮，1998：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0JD710072）。
作者夏东民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孙道同系第二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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