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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是与死者对话的谋士，更是敢于直面死亡的勇者。抽丝剥茧，让尸体“说出”真相，这是法医的看家本事。法医对于男性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职业，而女性，不仅要战胜恐惧，还要战胜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女法医，是否真如一些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样神通广大？她们在生活中是否与常人有所不同？《经济》记者走访了多位女法医，走进这个神秘又令人起敬的职业。
女法医的优势
“很多人觉得，法医是很‘脏’、很可怕的职业，不适合女性，可我不这样认为。”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女法医毕先玲说，当看到鉴定结果成为破案的证据时，当识破犯罪嫌疑人诡计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记者见到她时，毕先玲正打开电脑，点开了一张尸体图片。她对照着图片和记录，撰写着鉴定报告，毕先玲说，她天生不怕血腥的场面，小时候她就迷上了一部讲述法医工作的电视剧，随后立志成为一名法医。毕先玲从山西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成为保定市为数不多的女法医之一。俏丽的短发，灿烂的笑容，白皙的皮肤，给人的第一印象开朗而乐观，她的外形让人无法与法医这个职业联系起来。当记者问及女性从事法医行业的优势在哪里时，毕先玲告诉记者：“在一些强奸案件中，考虑到女被害者和家属不愿意接受男法医对其进行证物提取和化验，通常女法医会更多地帮助被害者；另外，尸体的解剖，证物的检测化验的工作很多时候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女性通常比男性更细心、更耐心，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女法医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觉，判断死者是他杀、自杀或者是意外死亡；女性的态度更和蔼、语调更平缓，有利于更好地与被害者家属沟通，使他们更积极地配合警方的案件调查。”
在法医队伍中，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但她们却是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的男法医刘烨对记者说：“我们很乐意和女法医一起工作，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分析一些刑事案件，真的会为鉴证工作、案件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从而更快地找到嫌疑人。”
高强度工作 身心俱疲
法医工作被认为是最苦、最累、最脏、最可怕的职业之一，工作时间不稳定，时常面对腐败臭烂的尸体，选择当法医，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自找苦吃”。
记者采访当天走过一个办公室，看到门口一个女警正在打電话，“遗体已经解剖好了，有些还要处理一下……”听得我心中一惊。难道这位女警就是法医赵玲？果然，女警挂了电话，走过来，告诉我她是赵玲，没有过多的寒暄，她跟我边走边聊了起来。2011年同样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法医学专业的赵玲是北京市大兴分局刑侦支队的女法医，从她那里记者了解到，法医没有特定的休息时间，值班时要求白天5分钟、晚上10分钟到现场，必须24小时待命，有案情随时出发。赵玲告诉记者：“我们工作时神经高度紧张，下班还要枕戈待旦。只要接到指令，我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我经常在下班后正为家人准备饭菜时，接到单位电话通知，不得不撇下家人赶往现场。”法医工作繁忙，随时有案件需要勘查现场，女法医都要及时出警。她们的工作环境不像香港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有着很先进的法医实验室和先进的化验器材。现实中，她们的办公室非常简单，几台电脑、几张桌椅、一大堆材料。她们就坐在电脑前查阅资料，分析案情，查漏补缺。在她们的办公室旁，是一间实验室，里面除了冷冻法医检测样本的冰箱、几台仪器，就是一些法医必备的服装和器具。
女法医时常面对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血腥场面。毕先玲告诉记者：“因为工作需要，我必须整天戴乳胶手套，一开始摘了手套后，总觉得手上粘满了胶皮味，连吃饭时都觉得散发着那种味道。尸检时，每次翻动尸体，腐气、尸血特有的腐臭气味，便会令人作呕。夏天，苍蝇来回飞，刚从尸体上飞起，又会落到我们脸上。有一次尸检了一个溺水死亡高度腐败呈现巨人观的尸体，死状恐怖，散发着说不出的难闻气味。但作为一名法医，我们必须面对。”
为了尽快做出检验结果，法医就要加班加点，解剖一具尸体就要两三个小时。赵玲回忆道：“有一案件是一个男子怀疑他妻子有外遇，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就把小孩杀了。为了让家属了解‘关于死亡的原委’，我们解剖了两个多小时。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时有发生。”毕先玲也向记者讲述了一件她接手的案子，“有一次接了一个强奸的案子，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现场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证据，内裤也被清洗干净，因为如果不能检验出男子的血液或者精斑就不能证明其强奸，这个案子一度陷入瓶颈。后来我们把证物床单分成100多份分别检测，终于检验出了犯罪嫌疑人的成分。还受害者以公道。”
女法医的身影常出现在刑事案件突发现场，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一职业，真正了解她们工作的危险与艰辛。工作强度大、环境差，女法医们在生理和心理上承担着常人难以承受之重。
内忧外患的工作和生活
法医的责任是找出凶手，以告慰亡灵、宽慰生者。而在外界看来，法医的工作除了恐怖就是“脏”。
法医工作常常会面临一些风险和阻碍。因为经常接触尸体和伤口，法医的工作具备一定的风险。“有时现场起火，我们也要工作，而且有的伤者、尸体患有艾滋病等传染病，我们事先也不知情，一不小心也有被感染的可能。”毕先玲告诉记者。有时被害者家属也会阻碍到法医的工作。赵玲无奈地说：“之前的一个案件，一对婆媳被杀之后，儿子抱着妻子和母亲痛哭流泪，也是迟迟不愿让法医鉴定尸体。这些现场都会让我们很感动，不过有时候，家属不愿让我们鉴定尸体也会给法医的工作带来不便。不利于案件的侦破。”
除了工作上的风险外，女法医在生活上也遇到了很多困扰。赵玲告诉记者，从事法医工作3年来，唯一让她感觉遗憾的就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她的工作。由于女法医与形形色色的尸体、伤者打交道常被别人另眼相看，有些人甚至不愿与她们握手，不愿与她们同桌吃饭。据她说，法医在接触他人的时候会很谨慎。“我们和朋友出去玩，上别人的车，也要有意识地把鞋擦干净。有的人认为我们天天跟死人打交道很晦气。因为我们的职业导致外人对我们有异样的眼光。”就连自己的亲人也不理解自己的职业。赵玲告诉记者：“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我想报法医专业。可家人却不看好这个专业。父母一直反对我当法医，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工作会影响到未来的人际关系，不好找对象。”同样有这个困扰的毕先玲告诉记者：“由于法医工作的特殊性，有时可能会沾上腐烂恶臭的东西。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专门在寝室外的生活区域划定法医的专门晾衣区，设置‘法医专用’的洗衣机。这种‘专用’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是什么特权，但在我们女法医眼里这却是N种‘歧视’的一种。”
在采访中，关于女法医的情感与婚姻问题她们不愿意多谈。毕先玲告诉记者，“我们无论是找朋友还是恋爱，一般都是‘内部消化’。”
采访时，两位女法医均认为，工作中最大的挑战，不是面对尸体的心理承受压力，而是社会和家人的不理解。女法医们履行着为死者言、为生者权的责任，希望社会能给予这个行业更多地理解和包容。
记者手记：
不可否认，女法医每天面对的工作的确比较特殊。一旦发生命案，她们必须到案发现场检验尸体，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判断死亡原因和时间。从案件的一个个细节中慢慢抽丝剥茧梳理出事实的真相，为案件侦破指明方向。在她们的眼里，每一寸腐烂的尸体、每一道血肉模糊的伤痕，都是打开死亡之谜的钥匙。对于她们而言，这份工作并非旁人想象的那么恐怖。而或许正因为直面了太多的惨烈和生命无常，她们对生命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和理解。女法医的工作就是替死者说话，维护每一个亡灵的尊严，还世界以真实！社会需要给她们更多地理解和支持，正视她们的工作性质，让女法医这个行业走得更加长远。
女法医的优势
“很多人觉得，法医是很‘脏’、很可怕的职业，不适合女性，可我不这样认为。”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女法医毕先玲说，当看到鉴定结果成为破案的证据时，当识破犯罪嫌疑人诡计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记者见到她时，毕先玲正打开电脑，点开了一张尸体图片。她对照着图片和记录，撰写着鉴定报告，毕先玲说，她天生不怕血腥的场面，小时候她就迷上了一部讲述法医工作的电视剧，随后立志成为一名法医。毕先玲从山西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成为保定市为数不多的女法医之一。俏丽的短发，灿烂的笑容，白皙的皮肤，给人的第一印象开朗而乐观，她的外形让人无法与法医这个职业联系起来。当记者问及女性从事法医行业的优势在哪里时，毕先玲告诉记者：“在一些强奸案件中，考虑到女被害者和家属不愿意接受男法医对其进行证物提取和化验，通常女法医会更多地帮助被害者；另外，尸体的解剖，证物的检测化验的工作很多时候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女性通常比男性更细心、更耐心，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女法医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觉，判断死者是他杀、自杀或者是意外死亡；女性的态度更和蔼、语调更平缓，有利于更好地与被害者家属沟通，使他们更积极地配合警方的案件调查。”
在法医队伍中，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但她们却是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的男法医刘烨对记者说：“我们很乐意和女法医一起工作，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分析一些刑事案件，真的会为鉴证工作、案件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从而更快地找到嫌疑人。”
高强度工作 身心俱疲
法医工作被认为是最苦、最累、最脏、最可怕的职业之一，工作时间不稳定，时常面对腐败臭烂的尸体，选择当法医，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自找苦吃”。
记者采访当天走过一个办公室，看到门口一个女警正在打電话，“遗体已经解剖好了，有些还要处理一下……”听得我心中一惊。难道这位女警就是法医赵玲？果然，女警挂了电话，走过来，告诉我她是赵玲，没有过多的寒暄，她跟我边走边聊了起来。2011年同样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法医学专业的赵玲是北京市大兴分局刑侦支队的女法医，从她那里记者了解到，法医没有特定的休息时间，值班时要求白天5分钟、晚上10分钟到现场，必须24小时待命，有案情随时出发。赵玲告诉记者：“我们工作时神经高度紧张，下班还要枕戈待旦。只要接到指令，我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我经常在下班后正为家人准备饭菜时，接到单位电话通知，不得不撇下家人赶往现场。”法医工作繁忙，随时有案件需要勘查现场，女法医都要及时出警。她们的工作环境不像香港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有着很先进的法医实验室和先进的化验器材。现实中，她们的办公室非常简单，几台电脑、几张桌椅、一大堆材料。她们就坐在电脑前查阅资料，分析案情，查漏补缺。在她们的办公室旁，是一间实验室，里面除了冷冻法医检测样本的冰箱、几台仪器，就是一些法医必备的服装和器具。
女法医时常面对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血腥场面。毕先玲告诉记者：“因为工作需要，我必须整天戴乳胶手套，一开始摘了手套后，总觉得手上粘满了胶皮味，连吃饭时都觉得散发着那种味道。尸检时，每次翻动尸体，腐气、尸血特有的腐臭气味，便会令人作呕。夏天，苍蝇来回飞，刚从尸体上飞起，又会落到我们脸上。有一次尸检了一个溺水死亡高度腐败呈现巨人观的尸体，死状恐怖，散发着说不出的难闻气味。但作为一名法医，我们必须面对。”
为了尽快做出检验结果，法医就要加班加点，解剖一具尸体就要两三个小时。赵玲回忆道：“有一案件是一个男子怀疑他妻子有外遇，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就把小孩杀了。为了让家属了解‘关于死亡的原委’，我们解剖了两个多小时。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时有发生。”毕先玲也向记者讲述了一件她接手的案子，“有一次接了一个强奸的案子，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现场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证据，内裤也被清洗干净，因为如果不能检验出男子的血液或者精斑就不能证明其强奸，这个案子一度陷入瓶颈。后来我们把证物床单分成100多份分别检测，终于检验出了犯罪嫌疑人的成分。还受害者以公道。”
女法医的身影常出现在刑事案件突发现场，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一职业，真正了解她们工作的危险与艰辛。工作强度大、环境差，女法医们在生理和心理上承担着常人难以承受之重。
内忧外患的工作和生活
法医的责任是找出凶手，以告慰亡灵、宽慰生者。而在外界看来，法医的工作除了恐怖就是“脏”。
法医工作常常会面临一些风险和阻碍。因为经常接触尸体和伤口，法医的工作具备一定的风险。“有时现场起火，我们也要工作，而且有的伤者、尸体患有艾滋病等传染病，我们事先也不知情，一不小心也有被感染的可能。”毕先玲告诉记者。有时被害者家属也会阻碍到法医的工作。赵玲无奈地说：“之前的一个案件，一对婆媳被杀之后，儿子抱着妻子和母亲痛哭流泪，也是迟迟不愿让法医鉴定尸体。这些现场都会让我们很感动，不过有时候，家属不愿让我们鉴定尸体也会给法医的工作带来不便。不利于案件的侦破。”
除了工作上的风险外，女法医在生活上也遇到了很多困扰。赵玲告诉记者，从事法医工作3年来，唯一让她感觉遗憾的就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她的工作。由于女法医与形形色色的尸体、伤者打交道常被别人另眼相看，有些人甚至不愿与她们握手，不愿与她们同桌吃饭。据她说，法医在接触他人的时候会很谨慎。“我们和朋友出去玩，上别人的车，也要有意识地把鞋擦干净。有的人认为我们天天跟死人打交道很晦气。因为我们的职业导致外人对我们有异样的眼光。”就连自己的亲人也不理解自己的职业。赵玲告诉记者：“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我想报法医专业。可家人却不看好这个专业。父母一直反对我当法医，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工作会影响到未来的人际关系，不好找对象。”同样有这个困扰的毕先玲告诉记者：“由于法医工作的特殊性，有时可能会沾上腐烂恶臭的东西。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专门在寝室外的生活区域划定法医的专门晾衣区，设置‘法医专用’的洗衣机。这种‘专用’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是什么特权，但在我们女法医眼里这却是N种‘歧视’的一种。”
在采访中，关于女法医的情感与婚姻问题她们不愿意多谈。毕先玲告诉记者，“我们无论是找朋友还是恋爱，一般都是‘内部消化’。”
采访时，两位女法医均认为，工作中最大的挑战，不是面对尸体的心理承受压力，而是社会和家人的不理解。女法医们履行着为死者言、为生者权的责任，希望社会能给予这个行业更多地理解和包容。
记者手记：
不可否认，女法医每天面对的工作的确比较特殊。一旦发生命案，她们必须到案发现场检验尸体，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判断死亡原因和时间。从案件的一个个细节中慢慢抽丝剥茧梳理出事实的真相，为案件侦破指明方向。在她们的眼里，每一寸腐烂的尸体、每一道血肉模糊的伤痕，都是打开死亡之谜的钥匙。对于她们而言，这份工作并非旁人想象的那么恐怖。而或许正因为直面了太多的惨烈和生命无常，她们对生命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和理解。女法医的工作就是替死者说话，维护每一个亡灵的尊严，还世界以真实！社会需要给她们更多地理解和支持，正视她们的工作性质，让女法医这个行业走得更加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