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领悟于山水、寄情于山水、皈依于山水的古人太多太多了。在先秦时期，儒家主要强调“君子比德”，从山中见“仁”，从水中见“智”，或者说山是仁的表现，水是智的表现，这就是比德。秦汉之后，人们更多地是从自然生命状态与人的生命状态的对应关系上去寄情山水——望春山而生欣然之意，观秋树而生凋零之叹;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正如刘勰说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動，心亦摇焉”“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说到寄情山水的古人，是不能忽略柳宗元的，他的《永州八记》是古代山水审美的典范之作。《永州八记》寄情山水的两个层面正好代表了中国人寄情山水的两个方向。
　　第一层面是生命大境界的发现与体验，这与庄子的人生境界一脉相承。当年的柳宗元带着罪身去往柳州，心里一定很痛苦。“始得西山”后的他，借助山水的超拔力量让自己一下子得到解脱，他登高远望，感受到了天地阔大恒久的境界，感受到了融入那种境界中的逍遥通畅，那种逍遥通畅的感觉是生命大境界的一种高峰体验，是许多临山悦水者的共有追求。在那样的体验中，他们变得旷达超凡，变得遗世独立。庄子、李白、苏轼就是这一类的典型文人。
　　第二层面是生命理趣的发现与体验，这一层意义在《永州八记》的《小石潭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石一木、一丘一潭、一曲一溪都隐含着生命机趣，阅读时就能从中享受到许多生命里不可言传的快乐。陶渊明、王维、柳宗元以及李渔、曹雪芹等文人，他们寄情山水走的就是这一途径。
　　上述两个层面在每一个文人身上也不是绝然分开的，即使柳宗元也是如此。笔者在这里分两层表述是为了阐述的方便，事实上，李白、苏轼之类的大家，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精神都是很复杂的，寄情山水不能仅仅理解为生命的解脱与超拔，还应理解为生命的分享与播撒。但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说，都是在寻找一种生命的归宿。古代文人们寄情于山水时，其中的少数人是无意于社会承担（如庄子）的，而多数是被迫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把情趣转投到山水之中，在山水之中安顿自己的生命与心灵，在对自然的发现之中发现另一个快乐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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