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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大家对“乡村教育”的问题日趋关注。除了理论上的探讨之外，不少人还效仿当年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先生的做法，纷纷“上山下乡”，以期对乡村教育有一个贴切的理解，并为这一事业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这其中包括乡村教育的“志愿者服务”。
就一般的人而言，做“志愿者”的确可以在不影响自身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凭借我们的专业和特长，最大程度地满足我们对于社会和教育的关怀，同时也可以发展我们的心灵。不过，任何教育工作，尤其是“乡村教育”，都不是一件简单的技术操作活，它还包含着你对于教育、对于社会、对于人之发展的理解。因此，我们在热心从事“乡村教育”志愿者工作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志愿者？
一般的人，在动身赴“乡下”前，脑海里即有了对“乡村”及“乡村教育”的先验式图景，这些图景，直接唤起了他的良知和责任，也激发了他从事“志愿者”教育服务的决心：
1．贫穷。因为贫穷，许多孩子都上不起学。所以乡村教育志愿者服务的目的之一，是“扶贫”。我们十分赞赏志愿者这一朴素的服务动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贫穷有物质意义上的，也有精神意义上的。物质上的贫穷，在某些时候反倒是一种力量，可以锻炼人的品格。只有精神上的贫穷，才令人揪心。我的一个朋友，每年都给山区的结对孩子送去专属城里孩子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和玩具。我小心地提醒他：这样做，未必对孩子有益，至少会使他失去某种意义的财富。贫穷与不读书间的关系，是可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村教育”定位为“穷人的教育”甚至“落后的教育”。事实上，中国的乡村，历史上“耕读”的传统不也说明了教育的发达么？
2.入学与辍学。我们去做志愿者的时候，总以为乡下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而上不了学，故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不过，以“入学率”的高低来形容乡村教育、帮助乡村教育，其实是最表面的文章。按照刘铁芳先生的说法，这只是一种“教育的形式层面”的作为[1]。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当远非如此。当然，入不了学，总还是坏事，但我们需做的，是帮助农民具体分析他们孩子辍学的真正原因，尤其是改变他们那“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观念。
3.教学设施落后。这个的确是事实，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但当我们带着“先进的设施”去从事教育志愿者服务时，我们却在暗地里抢占了教育话语权的先头山峰。我们自以为代表了科技的最新成果，也代表了教育的最优秀理念，甚至还给他们带去了最丰富有效的教育资源。果真如此吗？别忘了，乡村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也有着独特的生活理念。先进的设备设施，可以带去一种方便和视野，但代替不了乡村教育。这是我们走入乡间前必须具有的意识，否则，这些物化的成果反而会加深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我们要做的，始终是开掘和融合，而不是对立和打击。
4.乡村教师素质差，教学效果低下。这似乎是我们志愿者去“扶贫”的最理直气壮的理由。不过，其中的“城市中心论”痕迹还是十分显著。其实对“什么是教学效果”这个问题，历来有争论，何况“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对“高效”的理解，未必在同一个基础上。当“城市教育”挣扎在以分数高下论“教学效果”的泥潭时，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乡下“扶贫”？
许多时候，我们去从事乡村教育的“志愿者”，是本着对教育的热情，以及对“乡村教育”一般性的观察和理解，更是受了这一领域内先辈们的决心、做法和经验的启示。不过，在我们真正实施“志愿者服务”前，倘能透彻考察自身的动机和愿望，也许我们的工作，可以事半功倍，更具有教育的实质性意义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去哪里做志愿者？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乡村教育在哪里？
1．大多数志愿者眼中的乡村教育，往往发生在中西部贫穷落后的山区。那里的教育长期不被重视：校舍破烂，设备落后，教师奇缺，教育观及教学方法很不得当。事实上这些地区确乎需要教育力量的输入与协助，不过这一观点就本质而言，还是源于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造成的诸多二元对立话语。正如前文所述，乡村教育并非“穷人的教育”。事实上，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生活虽可比拟（甚至超越）城市，但其教育，依然落后。故我们选择了中西部，而不是东部地区作为我们志愿者服务的对象，是基于我们的城市优越感。我们称呼“乡村教育”这一概念时，与当年白人称呼黑人为Negro一词具有类似的心理。
关于志愿者服务动机中潜伏的阴暗的“施舍观”，许锡良先生有一段精辟的描述：
如果一边是城乡之间的种种阻隔，各种歧视政策拉大差距，一边去以“希望工程”的施舍方式去关注乡村，这只能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心态下的关注乡村，虽然比没有关注要好一些，但是，并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出路。[2]
是的，这样的志愿者服务，只会强化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也会在无形中打击乡村精神自建的信心。
2．进城务工者子弟学校。必须承认，这类学校事实上是乡村教育的延伸，或者是“城市里的乡村学校”。这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孩子虽然身处城市（严格地说是城乡接合部），但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过；不仅如此，相比乡下的孩子，他们的处境尤为尴尬：他们面对的既非真正的城市生活亦非真正的乡村生活，他们“居无定所”，毫无“家”的安全感。甚至他们还受到了来自城市同龄人的奚落与排挤，来自家庭和学校对他们无缘由的“城市化”要求。因此他们心中的苦，更不堪言。不可否认，“进城务工者子弟学校”的出现，源于城乡经济、教育不公平大背景下，农民的“主动出击”与“兵临城下”。但这类学校的教育定位，实在值得关注。非常可惜的是，据我所知，教育志愿者对他们的注意力，至今尚未足够、充分。
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做志愿者？
乡村教育志愿者服务，事实上是乡村教育活动的一种补充。即便它往往以“援助”的形式出现，它也为乡村教育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乡村教育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上先天的不足。不过，在这过程中我们还是必须警惕其中可能出现的“城市化”话语侵略。就目前来看，对乡村教育的志愿者服务大概包括如下几种：
1．物质捐助。这是我们寄托爱心的最朴素的做法。无论是“希望小学”的建设，还是对结对孩子的助学帮助，都是以物质的形式帮助贫穷的孩子走出困境，获得教育的机会。在灾难（如汶川大地震）时期，此类捐赠往往自觉地达到高峰。物质捐助的社会意义自不必说了，但我们须考虑到受捐者的心理调适问题。
2．课程援助。简单地说，是我们向乡村输出教育人才及教育资源。基于对乡村教育的不同理解，所援助的课程教学也分野成三个层面：
（1）应试教育。虽然所有的教育志愿者在服务初期都有“素质教育”的美好愿景，但限于其自身的受教育背景以及专业视野，在实际的操作中，他们都滑向了“应试教育”的窠臼——无非他们的“应试策略”也许更加有效，更能提高乡村孩子的考试成绩。不过这一点，对于孩子而言，也算是实际的受益。需要警惕的是，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在志愿者的服务实践中，大多隐含着城市文化的入侵。我的一个朋友在赴甘肃支教后，虽然坚持“美术、音乐、地理、历史应该还给学生”，但又感叹学生“在歌曲鉴赏上，停留于单一的草原曲调，如琅琅上口的凤凰传奇的歌曲，而对于《但愿人长久》等结合诗词的歌曲毫无兴趣。”这令我们想起当年潘光旦先生对乡村教育的批判：“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城市生活。”[3]志愿者所要做的，是改变这种状况，而不是强化它。
就一般的人而言，做“志愿者”的确可以在不影响自身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凭借我们的专业和特长，最大程度地满足我们对于社会和教育的关怀，同时也可以发展我们的心灵。不过，任何教育工作，尤其是“乡村教育”，都不是一件简单的技术操作活，它还包含着你对于教育、对于社会、对于人之发展的理解。因此，我们在热心从事“乡村教育”志愿者工作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志愿者？
一般的人，在动身赴“乡下”前，脑海里即有了对“乡村”及“乡村教育”的先验式图景，这些图景，直接唤起了他的良知和责任，也激发了他从事“志愿者”教育服务的决心：
1．贫穷。因为贫穷，许多孩子都上不起学。所以乡村教育志愿者服务的目的之一，是“扶贫”。我们十分赞赏志愿者这一朴素的服务动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贫穷有物质意义上的，也有精神意义上的。物质上的贫穷，在某些时候反倒是一种力量，可以锻炼人的品格。只有精神上的贫穷，才令人揪心。我的一个朋友，每年都给山区的结对孩子送去专属城里孩子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和玩具。我小心地提醒他：这样做，未必对孩子有益，至少会使他失去某种意义的财富。贫穷与不读书间的关系，是可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村教育”定位为“穷人的教育”甚至“落后的教育”。事实上，中国的乡村，历史上“耕读”的传统不也说明了教育的发达么？
2.入学与辍学。我们去做志愿者的时候，总以为乡下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而上不了学，故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不过，以“入学率”的高低来形容乡村教育、帮助乡村教育，其实是最表面的文章。按照刘铁芳先生的说法，这只是一种“教育的形式层面”的作为[1]。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当远非如此。当然，入不了学，总还是坏事，但我们需做的，是帮助农民具体分析他们孩子辍学的真正原因，尤其是改变他们那“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观念。
3.教学设施落后。这个的确是事实，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但当我们带着“先进的设施”去从事教育志愿者服务时，我们却在暗地里抢占了教育话语权的先头山峰。我们自以为代表了科技的最新成果，也代表了教育的最优秀理念，甚至还给他们带去了最丰富有效的教育资源。果真如此吗？别忘了，乡村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也有着独特的生活理念。先进的设备设施，可以带去一种方便和视野，但代替不了乡村教育。这是我们走入乡间前必须具有的意识，否则，这些物化的成果反而会加深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我们要做的，始终是开掘和融合，而不是对立和打击。
4.乡村教师素质差，教学效果低下。这似乎是我们志愿者去“扶贫”的最理直气壮的理由。不过，其中的“城市中心论”痕迹还是十分显著。其实对“什么是教学效果”这个问题，历来有争论，何况“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对“高效”的理解，未必在同一个基础上。当“城市教育”挣扎在以分数高下论“教学效果”的泥潭时，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乡下“扶贫”？
许多时候，我们去从事乡村教育的“志愿者”，是本着对教育的热情，以及对“乡村教育”一般性的观察和理解，更是受了这一领域内先辈们的决心、做法和经验的启示。不过，在我们真正实施“志愿者服务”前，倘能透彻考察自身的动机和愿望，也许我们的工作，可以事半功倍，更具有教育的实质性意义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去哪里做志愿者？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乡村教育在哪里？
1．大多数志愿者眼中的乡村教育，往往发生在中西部贫穷落后的山区。那里的教育长期不被重视：校舍破烂，设备落后，教师奇缺，教育观及教学方法很不得当。事实上这些地区确乎需要教育力量的输入与协助，不过这一观点就本质而言，还是源于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造成的诸多二元对立话语。正如前文所述，乡村教育并非“穷人的教育”。事实上，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生活虽可比拟（甚至超越）城市，但其教育，依然落后。故我们选择了中西部，而不是东部地区作为我们志愿者服务的对象，是基于我们的城市优越感。我们称呼“乡村教育”这一概念时，与当年白人称呼黑人为Negro一词具有类似的心理。
关于志愿者服务动机中潜伏的阴暗的“施舍观”，许锡良先生有一段精辟的描述：
如果一边是城乡之间的种种阻隔，各种歧视政策拉大差距，一边去以“希望工程”的施舍方式去关注乡村，这只能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心态下的关注乡村，虽然比没有关注要好一些，但是，并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出路。[2]
是的，这样的志愿者服务，只会强化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也会在无形中打击乡村精神自建的信心。
2．进城务工者子弟学校。必须承认，这类学校事实上是乡村教育的延伸，或者是“城市里的乡村学校”。这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孩子虽然身处城市（严格地说是城乡接合部），但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过；不仅如此，相比乡下的孩子，他们的处境尤为尴尬：他们面对的既非真正的城市生活亦非真正的乡村生活，他们“居无定所”，毫无“家”的安全感。甚至他们还受到了来自城市同龄人的奚落与排挤，来自家庭和学校对他们无缘由的“城市化”要求。因此他们心中的苦，更不堪言。不可否认，“进城务工者子弟学校”的出现，源于城乡经济、教育不公平大背景下，农民的“主动出击”与“兵临城下”。但这类学校的教育定位，实在值得关注。非常可惜的是，据我所知，教育志愿者对他们的注意力，至今尚未足够、充分。
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做志愿者？
乡村教育志愿者服务，事实上是乡村教育活动的一种补充。即便它往往以“援助”的形式出现，它也为乡村教育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乡村教育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上先天的不足。不过，在这过程中我们还是必须警惕其中可能出现的“城市化”话语侵略。就目前来看，对乡村教育的志愿者服务大概包括如下几种：
1．物质捐助。这是我们寄托爱心的最朴素的做法。无论是“希望小学”的建设，还是对结对孩子的助学帮助，都是以物质的形式帮助贫穷的孩子走出困境，获得教育的机会。在灾难（如汶川大地震）时期，此类捐赠往往自觉地达到高峰。物质捐助的社会意义自不必说了，但我们须考虑到受捐者的心理调适问题。
2．课程援助。简单地说，是我们向乡村输出教育人才及教育资源。基于对乡村教育的不同理解，所援助的课程教学也分野成三个层面：
（1）应试教育。虽然所有的教育志愿者在服务初期都有“素质教育”的美好愿景，但限于其自身的受教育背景以及专业视野，在实际的操作中，他们都滑向了“应试教育”的窠臼——无非他们的“应试策略”也许更加有效，更能提高乡村孩子的考试成绩。不过这一点，对于孩子而言，也算是实际的受益。需要警惕的是，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在志愿者的服务实践中，大多隐含着城市文化的入侵。我的一个朋友在赴甘肃支教后，虽然坚持“美术、音乐、地理、历史应该还给学生”，但又感叹学生“在歌曲鉴赏上，停留于单一的草原曲调，如琅琅上口的凤凰传奇的歌曲，而对于《但愿人长久》等结合诗词的歌曲毫无兴趣。”这令我们想起当年潘光旦先生对乡村教育的批判：“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城市生活。”[3]志愿者所要做的，是改变这种状况，而不是强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