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他不仅发现了许多新奇的饮料与食物，还写出了一些早期的成名作。牛奶咖啡、奶油甜面包、油煎土豆、烟熏香肠沙拉、油炸小鱼、葡萄牙牡蛎、烤小母鸡、芦笋、苹果派，他将所有这些品尝过的菜都写进了《流动的盛宴》。他从不忘提及菜的用料、酒的名称和饮料的商标。如是，一次在瑞士旅行时，他将罗讷河和南部的美味分别描绘成一条“蓝色的鳟鱼”和一瓶裹在《洛桑报》里的艾格勒酒。这些细节并非单纯为了营造地方色彩，而是缘于欧内斯特作品中出现的一种新风格。于欧内斯特而言，相较于那些含有超验意义的大词，街道名或者“圣詹姆斯朗姆酒”这样的酒名更有意义。简单平实的词汇令他的文字具有一种奇妙的特质，欧内斯特亦将之归结于他遇到了塞尚和莫奈的现代艺术，他见过他们二人的画作，两次是在闲逛时看到的，还有一次是在卢森堡公园，他感到：“这些画用一支笔和一块油画布，就成功地表现出了他一上午绞尽脑汁写出的东西。”在新的文化氛围中，欧内斯特掌握了一种后来成为其标志的叙事技巧。形容词与副词逐渐消失；句子更加简短有力、富有节奏。欧内斯特舍弃富于变化的典雅风格，选用近乎无休止的重复；舍弃源于拉丁语的词，选用盎格鲁-撒克逊的单音节词，从而使他的句子有如此特别的断奏。如果说光线（而非形状）是构成莫奈画作的元素，那么构成欧内斯特作品的元素则是地名、商标和细节，在他创造的美学中，这些元素就像是失而复得的宝贝。和塞尚一样，他试图“打碎高脚盘”，破除透视法，从而将物体平面化；亦如立体派画家很快关注到原始图案那样，他试图找寻语言最基本的构成元素。 　　哈德莱时常被独自留在他们那间供暖不足的居所里。欧内斯特描写密歇根时曾写道：“我每写完一个故事，都感觉自己像是被掏空了，但同时又感到既悲伤又快乐，就像做爱之后一样。”对于他来说，写作是一种占有行为，他将之与男性所理解的性爱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后来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曾说，比起他生活中的女人，他对自己的书更感兴趣。写作将他带往别处，而每次写作的结束都如同一次小小的死亡。
　　会议结束后，歐内斯特让哈德莱（每当她“想旅游”时，欧内斯特都会邀她去相会）到瑞士住几天，一起去勒芒湖边的山坡上滑雪。为了让丈夫高兴，哈德莱把他所有的手稿包括复写纸全都装进行李箱带去了里昂火车站。接下来的情节扑朔迷离，与所有的创伤性事件如出一辙：在洛桑下车时，哈德莱惊慌失措，她泣不成声，不知该如何告诉欧内斯特她的箱子被偷了，他的全部手稿都丢了！欧内斯特不信，他立马跳上了第一班回巴黎的火车，叫来朋友与相识把公寓翻了个底朝天，但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他第一阶段的所有作品再也找不回来了。此后，他一直拒绝谈论自己是如何度过那个灾难之夜的；第二天，他去拜访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她们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对他表示安慰。埃兹拉·庞德试图让他相信这次损失是件好事，但却徒劳无功，欧内斯特无法抑制地提起这件事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也无法不把这件事看作一次背叛，尽管归根结底这只是一次命运的捉弄。 　　很长时间内，他一直邀朋友和他一起沉醉于冬季的体育运动。在利斯河畔的山坡上，在贾蒙山口，他从早到晚地滑雪、滑雪橇，希望能借此忘掉那件事。在优美的短篇小说《越野滑雪》中，欧内斯特曾提及这段时期，提到他必须学着找到的新的平衡。这個有关滑雪的短篇小说探讨了责任与自由之间的权衡之道。在1923年1月哈德莱怀孕之后，欧内斯特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权衡之道的必要性。
　　自1922年起，格特鲁德·斯泰因开始为欧内斯特“上课”，据后者回忆，这些课程主要关于写作和性。斯泰因与一位女士一起生活，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在女同性恋圈子中还是在大众文化里，她都成了女同的代表人物。在巴黎，欧内斯特发现了一个与他所离开的清教徒式的美国完全不同的世界。多变的性观念，对待善恶是非的基本态度，大批殖民地居民以及众多逃离“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而来到这里的非裔美国人所带来的种族大融合，更不用说这里的烈酒成河了——从1922年起，美国颁布禁酒令，进入了酒禁期：这一切足够让年轻的欧内斯特感到困惑，他“明白了一切他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大概都与性有关”。他从格特鲁德那里学到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则与写作有关，其中有一句重要的话，他后来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并终生反复思考：“写出你心目中最真实的句子。”写作中的真实与真理此后一直伴随着欧内斯特简练的文风，这种风格是他在西班牙受斗牛这项运动的启发而形成的。真实与真理是灵感的源泉，但同样也是怀疑的来源，如同《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奄奄一息的哈里，或是《岛在湾流中》里处境相同的托马斯·赫德森一样，欧内斯特觉得糟蹋了自身的天赋，背叛了真实与真理。
　　1923年6月至7月，欧内斯特第一次来到西班牙，8月，他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三篇故事和十首诗》。如书名所指，这本书收录了三篇在那次手稿丢失事件中奇迹般存留下来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为《在密执安北部》，其中的性描写太过露骨，格特鲁德·斯泰因觉得它“上不得台面”。10月，哈德莱生下儿子约翰·哈德莱·尼卡诺·海明威，大家更熟悉他的小名“邦比”或“杰克”，格特鲁德与爱丽丝成为其教母。尽管欧内斯特与格特鲁德关系亲近，但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势，因而很难长期共处。欧内斯特虽然承认跟她学习了很多，但却挖苦她不认真写作。至于格特鲁德，她觉得欧内斯特毫无谦虚的品格与自制力，太过注重“事业，事业”。格特鲁德曾提起一次交谈，并引用了交谈中听到的“垮掉的一代”这个表达，海明威当即表示，这是“一种利己主义与精神懒惰，违背了规矩”。海明威后来还曾戏仿斯泰因的那句名言“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以此嘲讽垮掉的一代的文风：“是啊，格特鲁德……一个宣言是一个宣言是一个宣言。”欧内斯特向来只伤害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因而，他伤害了斯泰因以及舍伍德·安德森；对于后者，他在1926年出版了讽刺小说《春潮》来嘲笑其风格，给了安德森致命一击。
　　1926年3月，在前往纽约与第一任出版商解约，并同斯克利布纳出版社（此后他再没换过出版商）签约后，欧内斯特回到了保琳当时所在的巴黎。当他本该乘坐第一班火车前往奥地利与哈德莱相聚时，他写道：“我爱上的姑娘当时在巴黎，我既没有乘第一班火车，也没有乘第二班、第三班。”与哈德莱的婚姻于1927年3月结束；欧内斯特总结道：“没有罪恶不是在无辜之中孕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