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之所以叫官话，是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一般民众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會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同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jué）舌（比喻语言难懂）之人”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摘自《大话方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