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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格会是英国“空位期“间新兴的一支激进教派｡在其兴起之时,社会上各色小册子极度流行,形成了所谓的“小册子大战“局面｡在此背景下,早期贵格会十分重视小册子的出版活动｡无论是传播教义､开展宗教论战,还是参与政治活动,出版小册子都是他们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仅仅在1652年到1656年间,他们就出版了将近300种不同标题的出版物,平均每周新出版一种以上｡所以,贵格会成为革命期间最热衷于运用小册子出版的宗教派别｡他们声势浩大的小册子出版活动,不仅推动了自身的迅速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政治局势｡
关键词:小册子大战;早期贵格会;小册子出版
贵格会(Quakers),又称教友会(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1640年代末50年代初兴起于英格兰北部,50年代中期发展为全国性宗教,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贵格会信仰“内心灵光”(inner light),认为只要世人彻底向上帝打开心扉,“内心灵光”就会因上帝的启发而点亮,从而得到拯救;他们否认任何宗教权威,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反对任何固有的宗教礼仪,不磕头,不跪拜,不施脱帽礼;他们反对暴力行径,只主张通过公开辩论,“内心交战”,以完成向真理的皈依;他们认为,男女皆“精神平等”,女性亦有权参与宗教及社会事务｡[1]
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思想,通过他们的布道活动,以及他们大规模的小册子出版活动,迅速传播开来｡故此,贵格会也因对小册子极度热忱而又不遗余力地运用而闻名全国｡“在英国革命年代里崛起的所有宗教派别中,对于小册子出版的运用,没有哪个教派能比贵格会更敏感｡”[2]所以,“早期贵格会运动,以广泛利用印刷出版,而使自己声名大震｡”[3]
一､ “小册子大战”
早在英国革命爆发前,英国舆论界便先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小册子大战”｡革命的开展使“小册子大战”愈演愈烈｡贵格会便兴起于这样一个时代｡
1629年3月起,信奉“君权神授”的英王查理一世,开始了自己的“无议会统治”｡他固守国教立场,并重用劳德大主教,加强迫害非国教者｡至30年代中期,宗教矛盾已是极其尖锐｡最终,宗教问题将英国历史推到了转折关头｡“1637年,英国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以后的事变把英国带进了一个剧烈冲突的时期……”[11]
这种“剧烈冲突”,首先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小册子大战”｡
“物不得其平则鸣｡”为反抗查理一世的迫害,人民广泛使用小册子等出版物进行“鸣放”｡于是“各种不同政治内容的出版物､小册子大量涌现”｡[12]“其内容之激烈,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它们在市镇传播,并被发送到最边远的乡村｡’” [13]这种情况,法国史学家基佐在《一六四零年英国革命史》一书中,有绝妙的描述:“英格兰……小册子满天飞,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一片混乱,特别是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星法院严惩这样小册子的出版已经不止一次,可是现在小册子比从前任何时代都多,都是十分激烈,传播得十分广泛,人们又还急于先睹为快｡无论哪个市镇都看到这种小册子,最僻远的乡村也有,大胆的走私人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大发其财;在教堂里也评论这些小册子……”[14]小册子出版的门户一经打开,就再也难以关闭｡无论查理一世如何通过“星法院严惩”,终归是无济于事,形形色色的小册子还是汹涌而来｡
1640年4月13日,查理一世被迫重开议会,议会斗争开始｡其胜利成果之一是,次年7月,“长期议会”正式取缔 “星法院”和“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并颁布新的出版法令｡新法令规定:“除出版者与作者或者至少印刷者的姓名已登记备案以外,任何书籍不得复印”｡[15]言外之意是,只要事先备案有关人员姓名,不经审查就可自由地出版任何出版物｡如此一来,“英国新闻出版界初获自由,一大批新闻纸和宣传性印刷小册子纷纷创办,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百家争鸣､言论自由､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15]
两年后,内战爆发｡革命形势的发展最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革命和弑君,给英国的1640年代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4]弑君,尤其是弑君,“君权神授”的国王查理一世被当众砍掉脑袋的事实,给英国人民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描述的大冲击｡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更加混乱｡
信仰危机的激化,为激进的政治或宗教运动提供了滋长的温床｡“1640年代的英国,激进的政治和宗教发酵,为小册子打开了宽敞的大门”｡[2]从而,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还是各种社会团体或宗教派别,纷纷出版自己的小册子｡“许多不同的思想内容和政治色彩的小册子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3]基佐如此记述道:“英格兰在这个时候刊行了许多小册子,有的是公家刊行的,亦有不是的,它们风行于全国各地｡其中的言论,有大刀阔斧的,也有小心翼翼的,有一片真诚的,也有心存伪善的｡全国人民的热情是漫无边际的,运动是普遍的,前所未有的,无节制的｡小册子,定期和不定期的杂志,在伦敦与约克以及所有的大城镇成倍地增长,无远弗届｡其中关于政治､宗教､历史问题､新闻､宗教､经济无所不谈,以外还有计划､建议,还有骂人的文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人提出来讨论｡有许多人自愿在各处叫卖,有的在法庭前,字集日市场里,或在教堂的门口叫卖,人们争先恐后地买来阅读｡”[14]这些小册子,形式各异;出版小册子的团体,也各种各样｡“各种形式的小册子层出不穷:包括书信式小册子､剧本式小册子､章节体布道小册子……;各种团体纷纷运用小册子发言:包括平等派､贵格派､咆哮者派(Ranters)……”[2]
据统计,仅仅是小册子,“从1640到1660年的二十年间”,英国“共出版了25000种以上各种的抨击小册子,也许英国史上从来没有其他一个时期像这二十年间出版了这么多的抨击文｡”[16] 而包括小册子在内的各种出版物就更多了｡“从1640年到1660年,几乎平均每一天就新出版3种出版物｡其中,尤其以1642年到1649年出版的最多｡”[5]仅1645年一年,全国各种不同内容的出版物就达到了约722种｡[12]所以,“英国17世纪中叶的革命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小册子以及在公开辩论中使用小册子的时代”｡[2]
在此背景下,建教伊始,贵格会便投入到“小册子大战”中去了｡
二､早期贵格会的小册子出版
贵格会创教及发展之初,伴随着规模庞大的小册子出版活动｡
一般意义上,史家多将1652年看作贵格会的创教之年｡其实,早自1647年始,乔治•福克斯便作为“探索者”(Seekers)中的一员,开始探求新的宗教信仰,历时约五年,初步形成自己的一套宗教思想｡1652年5月一天,福克斯登上兰开夏的彭德尔山(Pendle Hill)山颠｡正当他静观玄览之际,突然感受到上帝的启示,“有个伟大的群体等待着召集”｡[6]他首次有了明确的创教念头｡在他结识并成功劝化玛格丽特•菲尔(Margaret Fell)后,玛格丽特的家,思沃斯莫尔宅院(Swarthmoor Hall),便成为早期贵格运动的“总部”和“联络中心”｡一些贵格会牧师常聚此开会,或将经此地中转书信件｡这些人大都为早期领袖,除福克斯及玛格丽特外,尚有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er)､理查德•法恩沃斯(Richard Farnworth)､爱德华•伯勒(Adward Burrough)､弗朗西斯•豪吉尔(Francis Howgill)等｡此领导核心之初步成型,被认作是贵格会成立之标志｡
贵格会传播极快｡在1652到1653年间,其活动尚局限于英格兰北部地区,主要为约克郡(Yorkshire)及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并渐渐向纽卡斯尔(Newcastle)､达拉谟(Durham)､卡莱尔(Carlisle)等地扩展｡1653年底,贵格会开始向北威尔士､彻斯特(Chester)､伦敦､剑桥大学等地扩展｡1654年夏天,为配合将要举行的第一次“护国政体议会”(Protectorate Parliament)选举,贵格会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布道运动｡其巡行牧师三两结伴,兵分几路,自北向南,途径英国大部分地方郡,于当年秋季汇合于伦敦｡至此,贵格会一跃成为影响遍及全国之教派｡
1656年10月,詹姆斯•内勒仿效耶稣入耶路撒冷之样式,在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中,进入布里斯托尔,被当地长官逮捕入狱｡是为“詹姆斯•内勒事件”｡此后两年,克伦威尔政府加强对贵格会的监控,多少影响了贵格会的发展和出版活动｡直到1659年重召“残缺议会”,贵格会方才重新活跃｡不幸一年后斯图亚特王朝即复辟,因日益剧烈的宗教迫害,贵格会在英国被迫转向静寂,活动重心移向北美殖民地｡
早期贵格运动有起有伏,其小册子出版活动亦随之起伏,但总体看来,规模依旧惊人｡
1652年到1655年,是贵格会从英格兰北部向全国进军的关键时期,也是贵格会的出版规模迅速扩大的时期｡据统计:1653年,其出版物的种类约为28种;1654年,激增为约80多种;1655年,超过100种,近乎平均每周新出版2种;1656年,稍降至90多种｡1656 受“詹姆斯•内勒事件”影响,此后两年,贵格会的出版物种类下降明显｡1657年,下降为约80多种;1658年,下降为约70多种｡1659年,因受“残缺议会”重开的刺激,贵格会的出版活动再次达到高潮,出版物种类暴增至150多种｡[7]
更为珍贵的是,贵格会不仅十分重视小册子出版,而且还十分重视对已出版的小册子的编目保存｡所以,贵格会小册子的存世率相当高｡这些小册子中幸存至今的,1653年版的有27种,1654年版的有64种,1655年版的有101种,1656年版的有94种｡[2]损失无几｡
早期贵格会出版的小册子种类繁多,其作者却是十分集中｡到1656年为止,曾将自己的作品复印出版的贵格会作者,大约将近100人｡最多产的那些,多来自贵格会发源的省郡,如约克郡(Yorkshire)､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1652到1656年间所出版的所有贵格会小册子中,其中八人的作品,就超过了总量的一半｡他们为:詹姆斯•内勒､乔治•福克斯､理查德•法恩沃斯､詹姆斯•帕奈尔(James Parnell)､爱德华•伯勒､弗朗西斯•豪吉尔､威廉•督斯伯利(William Dewsbery)和理查德•胡布肖恩(Richard Hubberthorne)｡仅内勒一人,就参与了其中20%的出版物的出版;另有33人,以联合作者的身份,参与过一本小册子的出版;将近一半的作者,以联合作者的身份而非独立作者的身份,参与过多本小册子的出版｡[3]
另外,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有些女性贵格会员,在出版活动方面也贡献颇多｡据统计:1652年到1700年所出版的所有小册子中,82位女作者的产量,尚不到全部贵格小册子的6%;而全部女作者的著作中,大约20%皆出自女贵格会作者之手｡[8]将范围缩小在整个1650年代,女贵格会作者的作品将近占到全部女作者作品总数的50%｡[9]然而,女贵格会作者曾独立出书者极少,仅有六人,即:玛格丽特•菲尔､玛莎•西蒙德斯(Martha Simmonds)､ 安•奥德兰(Ann Audland)､安•加吉尔(Ann Gargill)､普里西拉•科顿(Priscilla Cotton)､赫丝特•比德尔(Hester Biddle)｡其他绝大多数仅是作为出版活动的参与者,或者提供几篇稿件,或者负责散发书籍｡
创教伊始,贵格会便以如此少量而集中的人数,出版了如此众多的书籍,足见其对出版活动是何等的重视｡
三､贵格会小册子之用途
贵格会所出版之小册子,皆属有的放矢,或用于传播教义,或用于宗教辩论,或用于政治鼓动｡
第一,小册子是贵格会宣扬教义,劝化信徒､“服务上帝”的重要工具｡对于小册子宣扬教义,劝化信徒､“服务上帝”的功能,贵格会领袖们认识的非常清楚｡1652年,贵格会牧师托马斯•阿尔达姆(Thomas Aldam)致信乔治•福克斯,称小册子“它们非常适用于说服信仰尚不坚定的教友,并且非常有助于劝化世人”｡[3]次年3月,他又致信给玛格丽特•菲尔:“我整天忙着写作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会使许多人领悟真理,从而专注于静默内省｡”[3]同年4月,托马斯•阿尔达姆的亲戚,理查德•法恩沃斯,致信给阿尔达姆,声称:“通过这些出版了的书籍,真理传播得更宽广｡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书籍,足够摧毁反基督者们的统治｡”[3]其实,早在收到法恩沃斯的信前,玛格丽特•菲尔也表达过对小册子的重视｡1653年2月8日,她致信给伦敦的丈夫,托马斯•菲尔(Thoms Fell),要求他代为付印一些小册子:“我恳求你千万莫忘记此事,因为我确信,如果能顺利出版这些书,将会对光耀天父大有裨益｡”[3]“我们应该使一切人感应到上帝的召唤……”贵格会牧师托马斯•阿特金森(Thomas Atkinson),在也曾写道,“这就我们一切写作和一切出版的目的｡” [3]
这些小册子,对阅读者的影响很大｡1655年8月的某个礼拜日,一位名叫威廉•卡顿(William Caton)的贵格会会员,在一次集会上听人朗诵了一篇玛格丽特•菲尔的文章后,于28日致信玛格丽特,道:“听了你的金玉良言,真正地使我的心灵大受震颤;它对我的耳朵,是如此地纯美,如此地愉悦｡” [3]
从1652到1660年,短短的8年间,贵格会会员激增到大约40000名｡[1](p.7)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们大规模的小册子出版活动｡
第二,小册子是贵格会反击指责与漫骂,进行宗教辩论的重要工具｡
整个17世纪50年代,贵格会受尽各种尖酸刻薄的攻击｡他们被骂为用“他们顽劣难驯的布道和面目可憎的小册子出版”传播瘟疫一般的煽动性言论｡[2]为宣扬自己的信仰,反击无理的攻击,贵格牧师在巡行布道时,利用大量小册子,同当地的反对牧师进行宗教辩论｡
理查德•胡布肖恩在1653年下半年的一次巡行布道中,多次利用小册子同其他教派的牧师开展宗教辩论｡先是在兰开夏的科尔莱特(Kellet)同当地长老会牧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辩论｡出版了小册子《对阴险如蛇者所精心掩饰的诡诈伎俩的真理答辩》(Truth defence against the refined subtilty of the serpent, 1653)｡离开科尔莱特,前往彻斯特和威尔时,又同安立甘教教牧师理查德•舍劳克(Richard Sherlock)和罗伯特•宾德劳斯(Richard Bindloss)辩论,向他们连发了27条质问｡抵达彻斯特的雷克瑟姆(Wrexham)后,再同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ist)牧师崴沃斯沃•鲍威尔(Vavasour Powell)辩论,出版了《澄清真理､揭露欺骗》(Truth cleared and the deceit made manifest, London, 1654)｡[3]短短几周时间内,理查德•胡布肖恩先后与长老会牧师､安立甘教牧师､第五王国派牧师发生交锋,并且都出版了相应的小册子｡
由此可见,宗教辩论时,贵格会十分重视对小册子的利用｡
第三,小册子是贵格会进行政治鼓动,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工具｡
早期贵格会大规模地参与政治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次在1654年,一次在1659年｡
1654年夏天的全国巡行布道活动,与护国公时期的首次议会密切相关｡一些贵格会领袖到伦敦后,立刻涉足政治活动｡弗朗西斯•豪吉尔和约翰•卡姆(John Camm)3月至伦敦,并得以进见克伦威尔｡随后,他们便将会面情况付印出版,《约翰•卡姆及弗朗西斯•豪吉尔昭告奥立弗•克伦威尔的上帝福音》(This was the word of Lord which John Camm and Francis Howgill was to declare to Oliver Cromwell, London, 1654)和《呈送奥立弗•克伦威尔的一些相关法律资料》(Some particulars concerning the law, sent to Oliver Cromwell, London, 1654)｡7月,安东尼•皮尔森(Anthony Pearson)至伦敦,进见克伦威尔后,随即出版了小册子《致英格兰所有审判官､法官以及司法大臣》(A few word to all judges, justices and ministers of the law in England, London, 1654)｡[3]这些小册子风行一时,颇具影响｡
1659年5月7日,新任护国公理查•克伦威尔再次重召议会｡贵格会再次掀起参与政治活动的高潮｡一些有资格担当议会的贵格会员名单已经提交,还有一些贵格会员重新恢复了在军队中的职务｡这一时期,贵格会出版的小册子暴增至150多种｡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是乔治•福克斯的《暴露于众的荒淫之城巴比伦城的大秘密》(The great mystery of the great whore unfolded, London, 1659),当中有爱德华•伯勒的一篇序文《致读者》(Epistle to Reader)｡[3]序文回顾了贵格会发展的简史,明确概括了贵格会的宗教信仰和奋斗目的｡其中的政治意图,分外明显｡
综上所述,在一个“小册子大战”的时代,贵格会深知小册子的重要性,并果断“采取了这种和平的方式,而不是17世纪50年代最常见的暴力或造反的方式”[2],既迅速地发展了自己,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据此,英国史学家F•E•郝利德(F.E.Halliday)如此评价克伦威尔的护国主专政:“一个政权,能够产生乔治•福克斯和他的教友会,倒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失败｡”[10]
参考文献:
[1] Rufus M. Jones. Rethinking Quaker Principles[M]. Pendle Hill Publications, 1941.
[2] Joad Raymon.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Kate Peters. Print Culture and the Early Quaker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Christine Trevett. Quaker Women Prophets in England and Wales 1650-1700[M].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5] F. J. Siebert. Freedom of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M]. 1952.
[6] Geoge Fox. The Journal of George Fox[M]. Holiness Data Ministry, 1997.
[7] Hugh Barbour and Arthur Roberts. Early Quaker Writings 1650-1700[M]. Michigan, 1973.
[8] Mary Prior. Women in English Society 1500-1800[M]. London, 1985.
[9] Maureen Bell. ＇Mary Westwood, Quaker publisher＇[Z]. Publishing History 23 (1988).
[10] F. E. Halliday. A Concis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Stonehenge to the Atomic Age[M]. London, 1974.
[11]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2002.
[12] 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4] (法)基佐.一六四零年英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5]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6] (前苏联)维诺格拉多夫,何清新(译).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Pamphet War and the rise of England Quakers
Zhang Tangbiao
(The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 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0, China )
Abstract:Quakers is an English radical religious sect which rised during the England Interregnum. Before Quakers’rise, all sorts of pamphets were very popular, which was named “pamphet war” by historian. In the background, early Quake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pamphet publica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which was used to spread doctrines,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debate and political movement. From 1652 to 1656, they had pressed nearly 300 different kinds of tracts. So, Quakers became the most remarkable religious sect which was high on pamphet publication. Their movement of pamphet publication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tself, but also greatly affect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at time.
Key words:pamphet war;early Quakers;pamphet publication
关键词:小册子大战;早期贵格会;小册子出版
贵格会(Quakers),又称教友会(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1640年代末50年代初兴起于英格兰北部,50年代中期发展为全国性宗教,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贵格会信仰“内心灵光”(inner light),认为只要世人彻底向上帝打开心扉,“内心灵光”就会因上帝的启发而点亮,从而得到拯救;他们否认任何宗教权威,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反对任何固有的宗教礼仪,不磕头,不跪拜,不施脱帽礼;他们反对暴力行径,只主张通过公开辩论,“内心交战”,以完成向真理的皈依;他们认为,男女皆“精神平等”,女性亦有权参与宗教及社会事务｡[1]
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思想,通过他们的布道活动,以及他们大规模的小册子出版活动,迅速传播开来｡故此,贵格会也因对小册子极度热忱而又不遗余力地运用而闻名全国｡“在英国革命年代里崛起的所有宗教派别中,对于小册子出版的运用,没有哪个教派能比贵格会更敏感｡”[2]所以,“早期贵格会运动,以广泛利用印刷出版,而使自己声名大震｡”[3]
一､ “小册子大战”
早在英国革命爆发前,英国舆论界便先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小册子大战”｡革命的开展使“小册子大战”愈演愈烈｡贵格会便兴起于这样一个时代｡
1629年3月起,信奉“君权神授”的英王查理一世,开始了自己的“无议会统治”｡他固守国教立场,并重用劳德大主教,加强迫害非国教者｡至30年代中期,宗教矛盾已是极其尖锐｡最终,宗教问题将英国历史推到了转折关头｡“1637年,英国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以后的事变把英国带进了一个剧烈冲突的时期……”[11]
这种“剧烈冲突”,首先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小册子大战”｡
“物不得其平则鸣｡”为反抗查理一世的迫害,人民广泛使用小册子等出版物进行“鸣放”｡于是“各种不同政治内容的出版物､小册子大量涌现”｡[12]“其内容之激烈,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它们在市镇传播,并被发送到最边远的乡村｡’” [13]这种情况,法国史学家基佐在《一六四零年英国革命史》一书中,有绝妙的描述:“英格兰……小册子满天飞,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一片混乱,特别是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星法院严惩这样小册子的出版已经不止一次,可是现在小册子比从前任何时代都多,都是十分激烈,传播得十分广泛,人们又还急于先睹为快｡无论哪个市镇都看到这种小册子,最僻远的乡村也有,大胆的走私人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大发其财;在教堂里也评论这些小册子……”[14]小册子出版的门户一经打开,就再也难以关闭｡无论查理一世如何通过“星法院严惩”,终归是无济于事,形形色色的小册子还是汹涌而来｡
1640年4月13日,查理一世被迫重开议会,议会斗争开始｡其胜利成果之一是,次年7月,“长期议会”正式取缔 “星法院”和“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并颁布新的出版法令｡新法令规定:“除出版者与作者或者至少印刷者的姓名已登记备案以外,任何书籍不得复印”｡[15]言外之意是,只要事先备案有关人员姓名,不经审查就可自由地出版任何出版物｡如此一来,“英国新闻出版界初获自由,一大批新闻纸和宣传性印刷小册子纷纷创办,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百家争鸣､言论自由､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15]
两年后,内战爆发｡革命形势的发展最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革命和弑君,给英国的1640年代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4]弑君,尤其是弑君,“君权神授”的国王查理一世被当众砍掉脑袋的事实,给英国人民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描述的大冲击｡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更加混乱｡
信仰危机的激化,为激进的政治或宗教运动提供了滋长的温床｡“1640年代的英国,激进的政治和宗教发酵,为小册子打开了宽敞的大门”｡[2]从而,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还是各种社会团体或宗教派别,纷纷出版自己的小册子｡“许多不同的思想内容和政治色彩的小册子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3]基佐如此记述道:“英格兰在这个时候刊行了许多小册子,有的是公家刊行的,亦有不是的,它们风行于全国各地｡其中的言论,有大刀阔斧的,也有小心翼翼的,有一片真诚的,也有心存伪善的｡全国人民的热情是漫无边际的,运动是普遍的,前所未有的,无节制的｡小册子,定期和不定期的杂志,在伦敦与约克以及所有的大城镇成倍地增长,无远弗届｡其中关于政治､宗教､历史问题､新闻､宗教､经济无所不谈,以外还有计划､建议,还有骂人的文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人提出来讨论｡有许多人自愿在各处叫卖,有的在法庭前,字集日市场里,或在教堂的门口叫卖,人们争先恐后地买来阅读｡”[14]这些小册子,形式各异;出版小册子的团体,也各种各样｡“各种形式的小册子层出不穷:包括书信式小册子､剧本式小册子､章节体布道小册子……;各种团体纷纷运用小册子发言:包括平等派､贵格派､咆哮者派(Ranters)……”[2]
据统计,仅仅是小册子,“从1640到1660年的二十年间”,英国“共出版了25000种以上各种的抨击小册子,也许英国史上从来没有其他一个时期像这二十年间出版了这么多的抨击文｡”[16] 而包括小册子在内的各种出版物就更多了｡“从1640年到1660年,几乎平均每一天就新出版3种出版物｡其中,尤其以1642年到1649年出版的最多｡”[5]仅1645年一年,全国各种不同内容的出版物就达到了约722种｡[12]所以,“英国17世纪中叶的革命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小册子以及在公开辩论中使用小册子的时代”｡[2]
在此背景下,建教伊始,贵格会便投入到“小册子大战”中去了｡
二､早期贵格会的小册子出版
贵格会创教及发展之初,伴随着规模庞大的小册子出版活动｡
一般意义上,史家多将1652年看作贵格会的创教之年｡其实,早自1647年始,乔治•福克斯便作为“探索者”(Seekers)中的一员,开始探求新的宗教信仰,历时约五年,初步形成自己的一套宗教思想｡1652年5月一天,福克斯登上兰开夏的彭德尔山(Pendle Hill)山颠｡正当他静观玄览之际,突然感受到上帝的启示,“有个伟大的群体等待着召集”｡[6]他首次有了明确的创教念头｡在他结识并成功劝化玛格丽特•菲尔(Margaret Fell)后,玛格丽特的家,思沃斯莫尔宅院(Swarthmoor Hall),便成为早期贵格运动的“总部”和“联络中心”｡一些贵格会牧师常聚此开会,或将经此地中转书信件｡这些人大都为早期领袖,除福克斯及玛格丽特外,尚有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er)､理查德•法恩沃斯(Richard Farnworth)､爱德华•伯勒(Adward Burrough)､弗朗西斯•豪吉尔(Francis Howgill)等｡此领导核心之初步成型,被认作是贵格会成立之标志｡
贵格会传播极快｡在1652到1653年间,其活动尚局限于英格兰北部地区,主要为约克郡(Yorkshire)及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并渐渐向纽卡斯尔(Newcastle)､达拉谟(Durham)､卡莱尔(Carlisle)等地扩展｡1653年底,贵格会开始向北威尔士､彻斯特(Chester)､伦敦､剑桥大学等地扩展｡1654年夏天,为配合将要举行的第一次“护国政体议会”(Protectorate Parliament)选举,贵格会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布道运动｡其巡行牧师三两结伴,兵分几路,自北向南,途径英国大部分地方郡,于当年秋季汇合于伦敦｡至此,贵格会一跃成为影响遍及全国之教派｡
1656年10月,詹姆斯•内勒仿效耶稣入耶路撒冷之样式,在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中,进入布里斯托尔,被当地长官逮捕入狱｡是为“詹姆斯•内勒事件”｡此后两年,克伦威尔政府加强对贵格会的监控,多少影响了贵格会的发展和出版活动｡直到1659年重召“残缺议会”,贵格会方才重新活跃｡不幸一年后斯图亚特王朝即复辟,因日益剧烈的宗教迫害,贵格会在英国被迫转向静寂,活动重心移向北美殖民地｡
早期贵格运动有起有伏,其小册子出版活动亦随之起伏,但总体看来,规模依旧惊人｡
1652年到1655年,是贵格会从英格兰北部向全国进军的关键时期,也是贵格会的出版规模迅速扩大的时期｡据统计:1653年,其出版物的种类约为28种;1654年,激增为约80多种;1655年,超过100种,近乎平均每周新出版2种;1656年,稍降至90多种｡1656 受“詹姆斯•内勒事件”影响,此后两年,贵格会的出版物种类下降明显｡1657年,下降为约80多种;1658年,下降为约70多种｡1659年,因受“残缺议会”重开的刺激,贵格会的出版活动再次达到高潮,出版物种类暴增至150多种｡[7]
更为珍贵的是,贵格会不仅十分重视小册子出版,而且还十分重视对已出版的小册子的编目保存｡所以,贵格会小册子的存世率相当高｡这些小册子中幸存至今的,1653年版的有27种,1654年版的有64种,1655年版的有101种,1656年版的有94种｡[2]损失无几｡
早期贵格会出版的小册子种类繁多,其作者却是十分集中｡到1656年为止,曾将自己的作品复印出版的贵格会作者,大约将近100人｡最多产的那些,多来自贵格会发源的省郡,如约克郡(Yorkshire)､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1652到1656年间所出版的所有贵格会小册子中,其中八人的作品,就超过了总量的一半｡他们为:詹姆斯•内勒､乔治•福克斯､理查德•法恩沃斯､詹姆斯•帕奈尔(James Parnell)､爱德华•伯勒､弗朗西斯•豪吉尔､威廉•督斯伯利(William Dewsbery)和理查德•胡布肖恩(Richard Hubberthorne)｡仅内勒一人,就参与了其中20%的出版物的出版;另有33人,以联合作者的身份,参与过一本小册子的出版;将近一半的作者,以联合作者的身份而非独立作者的身份,参与过多本小册子的出版｡[3]
另外,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有些女性贵格会员,在出版活动方面也贡献颇多｡据统计:1652年到1700年所出版的所有小册子中,82位女作者的产量,尚不到全部贵格小册子的6%;而全部女作者的著作中,大约20%皆出自女贵格会作者之手｡[8]将范围缩小在整个1650年代,女贵格会作者的作品将近占到全部女作者作品总数的50%｡[9]然而,女贵格会作者曾独立出书者极少,仅有六人,即:玛格丽特•菲尔､玛莎•西蒙德斯(Martha Simmonds)､ 安•奥德兰(Ann Audland)､安•加吉尔(Ann Gargill)､普里西拉•科顿(Priscilla Cotton)､赫丝特•比德尔(Hester Biddle)｡其他绝大多数仅是作为出版活动的参与者,或者提供几篇稿件,或者负责散发书籍｡
创教伊始,贵格会便以如此少量而集中的人数,出版了如此众多的书籍,足见其对出版活动是何等的重视｡
三､贵格会小册子之用途
贵格会所出版之小册子,皆属有的放矢,或用于传播教义,或用于宗教辩论,或用于政治鼓动｡
第一,小册子是贵格会宣扬教义,劝化信徒､“服务上帝”的重要工具｡对于小册子宣扬教义,劝化信徒､“服务上帝”的功能,贵格会领袖们认识的非常清楚｡1652年,贵格会牧师托马斯•阿尔达姆(Thomas Aldam)致信乔治•福克斯,称小册子“它们非常适用于说服信仰尚不坚定的教友,并且非常有助于劝化世人”｡[3]次年3月,他又致信给玛格丽特•菲尔:“我整天忙着写作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会使许多人领悟真理,从而专注于静默内省｡”[3]同年4月,托马斯•阿尔达姆的亲戚,理查德•法恩沃斯,致信给阿尔达姆,声称:“通过这些出版了的书籍,真理传播得更宽广｡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书籍,足够摧毁反基督者们的统治｡”[3]其实,早在收到法恩沃斯的信前,玛格丽特•菲尔也表达过对小册子的重视｡1653年2月8日,她致信给伦敦的丈夫,托马斯•菲尔(Thoms Fell),要求他代为付印一些小册子:“我恳求你千万莫忘记此事,因为我确信,如果能顺利出版这些书,将会对光耀天父大有裨益｡”[3]“我们应该使一切人感应到上帝的召唤……”贵格会牧师托马斯•阿特金森(Thomas Atkinson),在也曾写道,“这就我们一切写作和一切出版的目的｡” [3]
这些小册子,对阅读者的影响很大｡1655年8月的某个礼拜日,一位名叫威廉•卡顿(William Caton)的贵格会会员,在一次集会上听人朗诵了一篇玛格丽特•菲尔的文章后,于28日致信玛格丽特,道:“听了你的金玉良言,真正地使我的心灵大受震颤;它对我的耳朵,是如此地纯美,如此地愉悦｡” [3]
从1652到1660年,短短的8年间,贵格会会员激增到大约40000名｡[1](p.7)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们大规模的小册子出版活动｡
第二,小册子是贵格会反击指责与漫骂,进行宗教辩论的重要工具｡
整个17世纪50年代,贵格会受尽各种尖酸刻薄的攻击｡他们被骂为用“他们顽劣难驯的布道和面目可憎的小册子出版”传播瘟疫一般的煽动性言论｡[2]为宣扬自己的信仰,反击无理的攻击,贵格牧师在巡行布道时,利用大量小册子,同当地的反对牧师进行宗教辩论｡
理查德•胡布肖恩在1653年下半年的一次巡行布道中,多次利用小册子同其他教派的牧师开展宗教辩论｡先是在兰开夏的科尔莱特(Kellet)同当地长老会牧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辩论｡出版了小册子《对阴险如蛇者所精心掩饰的诡诈伎俩的真理答辩》(Truth defence against the refined subtilty of the serpent, 1653)｡离开科尔莱特,前往彻斯特和威尔时,又同安立甘教教牧师理查德•舍劳克(Richard Sherlock)和罗伯特•宾德劳斯(Richard Bindloss)辩论,向他们连发了27条质问｡抵达彻斯特的雷克瑟姆(Wrexham)后,再同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ist)牧师崴沃斯沃•鲍威尔(Vavasour Powell)辩论,出版了《澄清真理､揭露欺骗》(Truth cleared and the deceit made manifest, London, 1654)｡[3]短短几周时间内,理查德•胡布肖恩先后与长老会牧师､安立甘教牧师､第五王国派牧师发生交锋,并且都出版了相应的小册子｡
由此可见,宗教辩论时,贵格会十分重视对小册子的利用｡
第三,小册子是贵格会进行政治鼓动,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工具｡
早期贵格会大规模地参与政治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次在1654年,一次在1659年｡
1654年夏天的全国巡行布道活动,与护国公时期的首次议会密切相关｡一些贵格会领袖到伦敦后,立刻涉足政治活动｡弗朗西斯•豪吉尔和约翰•卡姆(John Camm)3月至伦敦,并得以进见克伦威尔｡随后,他们便将会面情况付印出版,《约翰•卡姆及弗朗西斯•豪吉尔昭告奥立弗•克伦威尔的上帝福音》(This was the word of Lord which John Camm and Francis Howgill was to declare to Oliver Cromwell, London, 1654)和《呈送奥立弗•克伦威尔的一些相关法律资料》(Some particulars concerning the law, sent to Oliver Cromwell, London, 1654)｡7月,安东尼•皮尔森(Anthony Pearson)至伦敦,进见克伦威尔后,随即出版了小册子《致英格兰所有审判官､法官以及司法大臣》(A few word to all judges, justices and ministers of the law in England, London, 1654)｡[3]这些小册子风行一时,颇具影响｡
1659年5月7日,新任护国公理查•克伦威尔再次重召议会｡贵格会再次掀起参与政治活动的高潮｡一些有资格担当议会的贵格会员名单已经提交,还有一些贵格会员重新恢复了在军队中的职务｡这一时期,贵格会出版的小册子暴增至150多种｡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是乔治•福克斯的《暴露于众的荒淫之城巴比伦城的大秘密》(The great mystery of the great whore unfolded, London, 1659),当中有爱德华•伯勒的一篇序文《致读者》(Epistle to Reader)｡[3]序文回顾了贵格会发展的简史,明确概括了贵格会的宗教信仰和奋斗目的｡其中的政治意图,分外明显｡
综上所述,在一个“小册子大战”的时代,贵格会深知小册子的重要性,并果断“采取了这种和平的方式,而不是17世纪50年代最常见的暴力或造反的方式”[2],既迅速地发展了自己,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据此,英国史学家F•E•郝利德(F.E.Halliday)如此评价克伦威尔的护国主专政:“一个政权,能够产生乔治•福克斯和他的教友会,倒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失败｡”[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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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phet War and the rise of England Quakers
Zhang Tangbiao
(The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 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0, China )
Abstract:Quakers is an English radical religious sect which rised during the England Interregnum. Before Quakers’rise, all sorts of pamphets were very popular, which was named “pamphet war” by historian. In the background, early Quake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pamphet publica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which was used to spread doctrines,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debate and political movement. From 1652 to 1656, they had pressed nearly 300 different kinds of tracts. So, Quakers became the most remarkable religious sect which was high on pamphet publication. Their movement of pamphet publication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tself, but also greatly affect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at time.
Key words:pamphet war;early Quakers;pamphet pub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