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热情参与“文革”的外国人也很多。
　　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初期，80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八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1966年8月后，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
　　1966年8月29日，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四个美国专家，写出了题为《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这一咄咄逼人的大字报。大字报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风格，和当时无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十天后的9月8日对四位美国专家的大字报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毛泽东还在“自愿”二字下，打了两点，表示重要。美国专家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的批示立刻在全国引起重要影响。此后，不少其他外国专家也纷纷造反了，建立起“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出身名门，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7岁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46年，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后来来到延安。“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可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作“国际间谍”被捕入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日本少年村山喜二响应当时的口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想到农村劳动，但他看到郊外有“外国人不得逾越！”的牌子，不能下乡，他难过万分，于是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和中国学生有同样待遇，同样革命！”“文革”开始后，村山喜二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他曾和不少高干子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被抓住受审查。那些高干子弟后来一个个都释放了，而审查村山喜二后，才晓得他是个“洋红卫兵”……有关方面不敢怠慢，急忙上报。“中央文革”下令：尽快释放！
　　除了参加造反，在蜂拥而行的“大串连”的红卫兵队伍中，也有许多外国人。据粗略统计：1966年10月间，仅去湖南韶山的外国人就达3000人。他们中不少人确实崇拜“缔造红色中国”的毛泽东，当然还有许多人不过想趁此良机免费旅游。1966年到1975年，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到井冈山瞻仰……当时的报纸报道：他们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
　　免费“串连”的外国人有优先参观的特权，他们也不必像徒步“串连”的中国红卫兵走得气喘吁吁，而是有车接送。当成千上万的中国红卫兵挤得汗流浃背、脚被踩肿去瞻仰革命圣地时，外国人被送到不排队的地方从容参观。有些外国人常在毛主席故居等“圣地”咕咕噜噜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早已事先准备的记者立马拍摄，登在报上的“世界人民爱毛主席的书”大照片，让“文化大革命”锦上添花……
　　1966年8月后，“文革”进入到“破四旧”等疯狂阶段。红卫兵一度冲击外国驻京使馆，一些在中国任职的外国人，为显示他们比中国人更革命，更热爱“文化大革命”，也频繁地充当极端分子：有的英国人后来甚至被中国当局斥为“极左”组织“5·16”小组里的成员。
　　令人奇怪的是，30多年后早为中国人唾弃的“文革”，在国外居然幽魂未死。作家韓少功1988年到美国访问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红卫兵的后继者在公开活动！一天深夜，韩少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家电影院大门口碰到一位姑娘正在散发传单，传单印着毛泽东头像、《白毛女》剧照和黑体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
　　（摘自《党员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