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一场世纪瘟疫。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3月20日，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到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总数逼近28万，死亡人数突破一万。1918年“西班牙流感”导致约5000万人死亡的悲剧不会重演，但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在百年内已找不到类似的对应事件。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这都是一次压力测试。但远不止于此，这次疫情还会深刻地影响全球政治。这种影响，不是说疫情会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那样显性地重构世界政治版图，而是指疫情的余波，会通过人们对政府角色的再思考，导入到“政治机器”未来的运行中。
　　疫情结束后，有政府将因防控不力而倒台，有政党会因战疫无方而付出代价，甚至走向衰败。这种“政治审判”的到来，就是人们重新思考政府角色的结果。当然，也会有政府和政党令世界刮目相看。
　　疫情全球蔓延与各国战疫表现，客观上形成了政府间比拼危机应对能力的局面。自现代国家诞生以来，保护国人的安危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皆可纳入“政治”的范畴中。政府在疫情危机中的表现，是对“自主领导行为”的终极考验，也是政治的应有之意。
　　从全球政治层面来看，这次疫情的影响之一，将是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光环变淡，政府治理能力要素的提升。东亚的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國，此前要么是疫情的危机中心，要么处于危机的边缘，但都没有走向全面失控。
　　在这些国家的战疫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效政府”，如何把政治、经济、科技等资源转化为危机应对能力。从根本上说，这种能力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
　　如今欧美成了疫情的危机中心。论医疗技术实力、公共卫生体系，以及可动用的资源，欧美国家都排在世界前列。这些优势虽不能确保免遭疫情碾压，但至少“先天条件”不输上述东亚国家。欧美战疫结果如何，最终将取决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意识形态上的心理优越感，在现实中起不了任何作用。
　　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是致命病毒光临人类的频度比以前更高。这是人类的宿命，正如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所说：“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未来政治的进化，在治理体系层面不得不考虑病毒的演化。
　　当然，人类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抗疫”状态，但经历这次世纪瘟疫之后，人们肯定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那应该是在“常态”下能给社会创造公平、公正，给人以尊严和体面，为民众谋福利，在“非常态”下能给社会提供安全感的政府。这会成为政治进化中的“显性基因”。
　　主权国家意识的强化，将是这次疫情的另一个政治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有“山川异域，风雨同天”的国际道义，也有国际组织与国际协调的努力，但民众得以依靠、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主权国家。危机过后，从普通民众到政治人物，对政治的思考都会凸显国家因素。
　　意大利在疫情严重时，因向欧盟求助无门而怨声载道。马克龙与默克尔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讲话，反复强调的是危难之际呼吁国家团结，看不到“欧盟合作”的表述。作为欧盟轴心国，法德“大难临头各自飞”，不会是压垮欧洲一体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肯定会褪去“去主权化”的神圣光环。作为主权国家间合作、融合的典范，欧盟的政治演化，“侵蚀”主权国家的阻力会更大。
　　在马克斯·韦伯的逻辑中，政治与国家之间存在天然联系，两者可以说是“相互定义”。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了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的三个条件，即国家、法治和负责任政府。虽然福山强调的是三者之间需要平衡，但他也有一个隐含的偏向，即“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早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福山就预言了美国的政治衰败。依他的逻辑，美国的社会分化、政治极化，导致行政效能降低、国家能力式微。特朗普政府糟糕的战疫表现，成了论证福山论点的经典案例。特朗普对“深度国家”的防范，对建制派的攻击，使美国疫情防控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直到疫情暴发，特朗普才匆忙进行政策调整，而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唤醒”国家能力。
　　（摘自《南风窗》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