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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学者，或者同一个学者的不同时期，都会有所不同。大体说来，狄德罗前期赞扬多，后期批评多。伏尔泰正面评价比较多，孟德斯鸠负面看法比较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资讯来源不同，伏尔泰更相信耶稣会士的材料，孟德斯鸠却亲自访问了一些远东归来的船长和商人。
18世纪对中国最负面的评价还是来自英国。
英国在18世纪已经进入工业革命阶段，自信满满。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笛福（1660～1731）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讲述了英国冒险家开拓“新世界”的殖民者鲁滨逊，独自在荒岛上创造新生活的故事，使他声誉鹊起。他还创造了《鲁滨逊二次漂流记》，这次的旅行来到了中国的南京和北京。10天的南京行，使鲁滨逊觉得，尽管这个城市人口繁盛，但是同英国相比，则毫无可称道之处：当我把这些国家的可怜的人民同我们国家的相比时，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他们的政府、宗教，他们的财产和荣耀，几乎不值一提：
“他们的建筑，拿什么同欧洲宫殿和皇家建筑相比？他们拿什么同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普遍贸易？他们的城市在财富、坚固、外观的艳丽、富足的设施和无穷的样式上，有什么可与我们的城市相比？他们那停泊了几艘帆船和小艇的港口，如何同我们的航运、我们的商船、我们巨大而有力的海军相比？”“我们的伦敦的贸易量就超过他们全国一半的贸易量;一艘配备80架枪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能摧毁所有中国船只。”“中国没有一个设防的城镇能够抵挡欧洲军队一个月的炮轰和攻打。”“当我回到家乡，听到我们的人民在谈论中国人的力量、光荣、辉煌和贸易这类美好事情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就我所见，他们显然是不值一提的一群人或无知群氓、卑贱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
笛福还借鲁滨逊的北京之行，贬低中国人的道德。他们进京跟在一位总督的随从队伍中，每天有充足供给，但要按市面价格付账。还有另外30个人，也以同样的方式随队旅行。总督借此大赚一笔，因为国家无偿供给他旅行用品，他则有偿提供给旅行者。中国人除了像这位总督这般的贪婪，也很傲慢，富人喜欢摆架子，蓄养众多奴仆来卖弄;普通平民也很傲慢无礼。
笛福没有到过东方，他的鲁滨逊在华游历是编纂加创作而成，但早在马嘎尔尼来华前半个世纪，一位叫安森（Baron George Anson）的英国船长，在其环球航行途中，有过在澳门和广州（1742～1743年间）停留的经历。1748年出版的《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in the years 1740～1944），根据安森及其下属的航海日志编纂而成。其中对中国的描述，来自他们的亲身见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打量中国的眼神。
1742年11月至1743年4月，安森在澳门停靠了半年，因为船只损坏和需要补给，向广州官员申请雇人修船并购买补给品。起先，安森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许可证，因此被严格禁止购买任何货物或请中国人来工作。英国人为此评论说，中国地方官特别喜欢颁布各种禁令，用触犯刑法的办法收取罚金，是中国官员常见的生财之道。
中国官员欺软怕硬，甚至官贼勾结，这也是英国人从亲身经历得出的印象。舰队在澳门时，一位因生病而乘小船上岸活动的英国官员遭到殴打和抢劫，安森立刻知会中国官员，地方官态度冷淡地表示若查获这些贼，将惩罚他们，但他根本就没有行动。后来英国人从一群来卖供应品的中国人中，认出了那天的一名首犯，于是安森将他扣留。当中国地方官前来交涉时，安森态度强硬地威胁说可以将这名罪犯击毙，于是地方官立刻从高高在上变成卑躬屈膝地恳求安森放人，甚至很快又来了好几位地方官，许诺一大笔赎金请求放人。安森揣测，这些地方官吏与窃贼之间肯定互通情报，狼狈为奸，怕事情闹大，广州知府拿他们问罪，故而苦苦哀求安森放人。
但这种官民同盟也有因分赃不匀导致破裂的情况。安森的旗舰丢失一根中桅，打听不到下落，只好以重金悬赏，结果很快就有地方官通报说他手下有人找到这根中桅，安森派船取回中桅并如约付给这些人酬金。安森许诺这位地方官一份单独的酬劳，并托一名牙人转交，不料牙人将钱私吞。于是一天早上，那位地方官找借口登船，于谈话间问起安森是否再次丢失中桅，安森明白该官吏是为钱而来，就问他是否从牙人那里收到钱。双方都明白牙人做手脚之后，安森答应再付一笔，地方官却回答不必，因为第二天他派人把那位牙人抢劫一空。
安森也一口咬定欺诈和自私是中国人的习惯或天性。安森1743年7月自澳门驶往广州并一直停泊在广州河口，这时终于获得总督许可能够自由购买日常消费品，但还需为返回英国的航程准备充足给养。中国人卖给安森供应品时，在增加分量方面所耍的花招令人难以置信，比如给鸡鸭填喂石块和沙砾，给猪肉注水，给活猪喂许多盐迫使它们因口渴而大量喝水。安森买上船的禽畜因中国人做手脚而很快死亡，当它们被船员扔下船时，尾随船后的中国人就会抢为己有，寻机再次出售，因为中国人不避讳吃自然死亡的动物。凡此种种，足见中国人的性格并非天主教传教士们神话般描述的那样，他们显然与耶稣会士所说的一切美好品质的模范相去甚远。
《环球航行记》的编者根据安森等人的描述评论说，中国人所自命的文雅道德其实只是外表举止有度，而非内心诚实和仁慈。中国人一贯注意压制所有激情和暴力的征兆，这算是一种道德，但中国人所不加克制的伪善与欺诈，对人类普遍利益的伤害常常大于鲁莽粗暴的性情所造成的伤害，因为鲁莽与粗暴并不排斥忠诚、仁慈、果断，也不排斥其他许多值得赞扬的品质。一个人在抑制较为粗野和狂暴的激情时，往往导致自私性格膨胀，所以中国人的怯懦、矫饰和不诚实，或许多少应归罪于该国如此盛行的沉着镇静和外表得体。
安森认为，在中国无论是帝国宪法还是政府的一般命令都不易贯彻。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富饶辽阔，自诩其文明智慧，却还是被“一撮鞑靼人”用10年左右就征服了。而且清帝国仍在不断遭受各种反叛暴动和边境骚乱，这正是由于居民的胆小懦弱和缺乏适当的军事管理。安森曾经因为迟迟不能被广州总督接见而在10月13日勇闯广州河，径入广州城，并未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英国人由此得出结论，仅安森这一艘旗舰的军力就胜过中国整个海军力量。广州是中国的主要海军力量驻防地，但这里的战船载重仅约300吨，船上最多4个人，装备8～10门炮，其中最大的一门只能发射不超过4磅重的炮弹。而中国商船也无法抵挡任何欧洲武装船只的进攻，它们从整体到部件都不结实，船上不配加农炮（cannon），这就是说，政府既不为商船配备可观的火力，也不提供较好的造船法以保护它们，此亦中国政府不健全的又一证据。
总之，这篇《环球航行记》一出，立时成为畅销书，并大大改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比如1748年12月刊的《环球杂志》立刻有人对游记做出反应，称赞安森船长做得好，迫使整个中华帝国对英国国旗表示尊敬，这是一件莫大的快事。
安森的游记影响到著名哲学家休谟对中国的评价。安森对中国人道德的看法也影响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将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性格对比，说西班牙人以信实著称，而中国人的性格恰恰相反。
当然，鲁滨逊的虚幻游记，安森的真实感受，都还不及后来马嘎尔尼陛见乾隆时的傲慢。但是，他们打量中国的目光背后，分明流露出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英帝国，对于沉浸在落日余晖中的天朝上国的睥睨和轻视。
18世纪对中国最负面的评价还是来自英国。
英国在18世纪已经进入工业革命阶段，自信满满。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笛福（1660～1731）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讲述了英国冒险家开拓“新世界”的殖民者鲁滨逊，独自在荒岛上创造新生活的故事，使他声誉鹊起。他还创造了《鲁滨逊二次漂流记》，这次的旅行来到了中国的南京和北京。10天的南京行，使鲁滨逊觉得，尽管这个城市人口繁盛，但是同英国相比，则毫无可称道之处：当我把这些国家的可怜的人民同我们国家的相比时，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他们的政府、宗教，他们的财产和荣耀，几乎不值一提：
“他们的建筑，拿什么同欧洲宫殿和皇家建筑相比？他们拿什么同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普遍贸易？他们的城市在财富、坚固、外观的艳丽、富足的设施和无穷的样式上，有什么可与我们的城市相比？他们那停泊了几艘帆船和小艇的港口，如何同我们的航运、我们的商船、我们巨大而有力的海军相比？”“我们的伦敦的贸易量就超过他们全国一半的贸易量;一艘配备80架枪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能摧毁所有中国船只。”“中国没有一个设防的城镇能够抵挡欧洲军队一个月的炮轰和攻打。”“当我回到家乡，听到我们的人民在谈论中国人的力量、光荣、辉煌和贸易这类美好事情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就我所见，他们显然是不值一提的一群人或无知群氓、卑贱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
笛福还借鲁滨逊的北京之行，贬低中国人的道德。他们进京跟在一位总督的随从队伍中，每天有充足供给，但要按市面价格付账。还有另外30个人，也以同样的方式随队旅行。总督借此大赚一笔，因为国家无偿供给他旅行用品，他则有偿提供给旅行者。中国人除了像这位总督这般的贪婪，也很傲慢，富人喜欢摆架子，蓄养众多奴仆来卖弄;普通平民也很傲慢无礼。
笛福没有到过东方，他的鲁滨逊在华游历是编纂加创作而成，但早在马嘎尔尼来华前半个世纪，一位叫安森（Baron George Anson）的英国船长，在其环球航行途中，有过在澳门和广州（1742～1743年间）停留的经历。1748年出版的《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in the years 1740～1944），根据安森及其下属的航海日志编纂而成。其中对中国的描述，来自他们的亲身见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打量中国的眼神。
1742年11月至1743年4月，安森在澳门停靠了半年，因为船只损坏和需要补给，向广州官员申请雇人修船并购买补给品。起先，安森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许可证，因此被严格禁止购买任何货物或请中国人来工作。英国人为此评论说，中国地方官特别喜欢颁布各种禁令，用触犯刑法的办法收取罚金，是中国官员常见的生财之道。
中国官员欺软怕硬，甚至官贼勾结，这也是英国人从亲身经历得出的印象。舰队在澳门时，一位因生病而乘小船上岸活动的英国官员遭到殴打和抢劫，安森立刻知会中国官员，地方官态度冷淡地表示若查获这些贼，将惩罚他们，但他根本就没有行动。后来英国人从一群来卖供应品的中国人中，认出了那天的一名首犯，于是安森将他扣留。当中国地方官前来交涉时，安森态度强硬地威胁说可以将这名罪犯击毙，于是地方官立刻从高高在上变成卑躬屈膝地恳求安森放人，甚至很快又来了好几位地方官，许诺一大笔赎金请求放人。安森揣测，这些地方官吏与窃贼之间肯定互通情报，狼狈为奸，怕事情闹大，广州知府拿他们问罪，故而苦苦哀求安森放人。
但这种官民同盟也有因分赃不匀导致破裂的情况。安森的旗舰丢失一根中桅，打听不到下落，只好以重金悬赏，结果很快就有地方官通报说他手下有人找到这根中桅，安森派船取回中桅并如约付给这些人酬金。安森许诺这位地方官一份单独的酬劳，并托一名牙人转交，不料牙人将钱私吞。于是一天早上，那位地方官找借口登船，于谈话间问起安森是否再次丢失中桅，安森明白该官吏是为钱而来，就问他是否从牙人那里收到钱。双方都明白牙人做手脚之后，安森答应再付一笔，地方官却回答不必，因为第二天他派人把那位牙人抢劫一空。
安森也一口咬定欺诈和自私是中国人的习惯或天性。安森1743年7月自澳门驶往广州并一直停泊在广州河口，这时终于获得总督许可能够自由购买日常消费品，但还需为返回英国的航程准备充足给养。中国人卖给安森供应品时，在增加分量方面所耍的花招令人难以置信，比如给鸡鸭填喂石块和沙砾，给猪肉注水，给活猪喂许多盐迫使它们因口渴而大量喝水。安森买上船的禽畜因中国人做手脚而很快死亡，当它们被船员扔下船时，尾随船后的中国人就会抢为己有，寻机再次出售，因为中国人不避讳吃自然死亡的动物。凡此种种，足见中国人的性格并非天主教传教士们神话般描述的那样，他们显然与耶稣会士所说的一切美好品质的模范相去甚远。
《环球航行记》的编者根据安森等人的描述评论说，中国人所自命的文雅道德其实只是外表举止有度，而非内心诚实和仁慈。中国人一贯注意压制所有激情和暴力的征兆，这算是一种道德，但中国人所不加克制的伪善与欺诈，对人类普遍利益的伤害常常大于鲁莽粗暴的性情所造成的伤害，因为鲁莽与粗暴并不排斥忠诚、仁慈、果断，也不排斥其他许多值得赞扬的品质。一个人在抑制较为粗野和狂暴的激情时，往往导致自私性格膨胀，所以中国人的怯懦、矫饰和不诚实，或许多少应归罪于该国如此盛行的沉着镇静和外表得体。
安森认为，在中国无论是帝国宪法还是政府的一般命令都不易贯彻。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富饶辽阔，自诩其文明智慧，却还是被“一撮鞑靼人”用10年左右就征服了。而且清帝国仍在不断遭受各种反叛暴动和边境骚乱，这正是由于居民的胆小懦弱和缺乏适当的军事管理。安森曾经因为迟迟不能被广州总督接见而在10月13日勇闯广州河，径入广州城，并未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英国人由此得出结论，仅安森这一艘旗舰的军力就胜过中国整个海军力量。广州是中国的主要海军力量驻防地，但这里的战船载重仅约300吨，船上最多4个人，装备8～10门炮，其中最大的一门只能发射不超过4磅重的炮弹。而中国商船也无法抵挡任何欧洲武装船只的进攻，它们从整体到部件都不结实，船上不配加农炮（cannon），这就是说，政府既不为商船配备可观的火力，也不提供较好的造船法以保护它们，此亦中国政府不健全的又一证据。
总之，这篇《环球航行记》一出，立时成为畅销书，并大大改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比如1748年12月刊的《环球杂志》立刻有人对游记做出反应，称赞安森船长做得好，迫使整个中华帝国对英国国旗表示尊敬，这是一件莫大的快事。
安森的游记影响到著名哲学家休谟对中国的评价。安森对中国人道德的看法也影响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将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性格对比，说西班牙人以信实著称，而中国人的性格恰恰相反。
当然，鲁滨逊的虚幻游记，安森的真实感受，都还不及后来马嘎尔尼陛见乾隆时的傲慢。但是，他们打量中国的目光背后，分明流露出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英帝国，对于沉浸在落日余晖中的天朝上国的睥睨和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