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儿们也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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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夜
  月黑风高,我和三抖在渔队值班。窗外那棵柳树像长发女人跳甩头舞。棚顶的白炽灯泡年久发黄,给人脸镀了层诡异的光色。三抖指着水泥地面上一处碗口大的凹洞问我,知道这个洞是咋回事儿不?
  我说,不知道。
  三抖说,这是坟洞儿。
  我们坐在一座老坟上!
  三抖的话如那洞里喷出的阴气,使我浑身一冷。他说的没错,渔队的确是建在一片老坟场上。当年砖窑取黄土挖出好多腐烂的棺材板和白骨,没有随葬的宝贝,都说这里埋的全是穷鬼。
  我说,这事我知道,不用你说。
  三抖说,那我就给你讲个你不知道的。
  我明白三抖是故意吓我。他是渔队的老人,常给我们这些新人讲队里的故事。其实没多少不是他瞎编的。我仗着胆儿说,你吓不着我,我从小就不信鬼神儿。
  三抖说,我给你讲的不是鬼也不是神,是真事儿,听说过米子这个人没?
  米子?听说过,家是朝阳的,在这里干了三年,有一天突然就走了,跟谁也没打招呼,余下的工钱都没要。
  我给你讲。三抖压低声音,瞄瞄窗外又瞅瞅门口,好像怕人偷听。
  我说,整个渔队就咱俩值班,你还怕鱼听见哪?
  三抖一脸严肃。你还真说对了,我给你讲,鱼耳朵灵着呢。
  扯淡!鱼能听见人说话?再说这跟鱼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三抖滑稽,为了吓我胡言乱语。尽管我满脸的嘲讽,三抖还是非常严肃地说,你等我给你讲完了,你再说信不信,米子根本就没走,跟鱼儿们在一起。
  话音刚落,一股凉风从我的后脊背嗖地刮到我的头皮上,撩起一层鸡皮疙瘩。
  三抖说
  北窑有好多养鱼池,这些养鱼池的前身是砖厂取黄土挖出的土坑,地下水返上来成了水塘。砖厂被国营大厂吞并后,开始修建园林式厂区,荒地种上了果蔬花草,水坑改成了养鱼池,成立了渔队。老砖厂的职工子弟都上了国营大厂的技校,毕业后直接进厂当工人。但是上技校也是需要考试的,我连中学都没念下来,辍学去做了临时工。我到渔队的时候是春天,渔队新进了一批鱼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喂养鱼苗。米子比我早来一个星期,队长让我俩搭伴儿。
  鱼苗起初像针尖儿,小得几乎看不见,只能喂鸡蛋清。每天我和米子做的工作就是打鸡蛋,撇出蛋黄,再用水舀子把蛋清沿着池边撒到池子里。一天四遍,一遍小半桶鸡蛋清。一周后改喂豆浆,我俩天天起早泡豆子,磨豆浆,仍是一天四遍,一顿满满一水筲,用水舀子往池子里扬。半个月后,豆浆换成饵料粉。再半个月后,饵料粉换成细饵料。从“针尖儿”长成“钉子”,再长成“小辣椒”,鱼儿们没心没肺地长,我们日子却极枯燥乏味。在这期间,我们还得驯化它们。鱼的胆子很小,喂鱼的时候要将饵料一把一把扬到鱼池里,鱼儿们如果没经过驯化,就会被吓跑,影响吃食。每个鱼池都有一个用木头搭起的饵料台,我们每天定时到饵料台上,一边撒饵料粉,一边用一根木棒有节奏地敲击饵料台。让鱼儿们养成习惯,一听到敲击声就知道是开饭了,从四面八方游过来抢食。
  鱼大了,鱼池小了,就要分池,用细眼网把鱼苗捞上来,投放到队部最北面的四个池子里去。我跟米子分别负责两个鱼池,他一号二号池,我三号四号池。那四个池子远离队部,平时很少有人来。我和米子每天早上把够喂一天的饵料背过去,放到饵料台上,除了按时喂鱼之外无事可做,我们就爬到瞭望亭上去乘凉。瞭望亭是用水泥砌的兩层仿古小楼,在渔队西北、东北角各建一个。建瞭望亭大概是用来防盗,站在瞭望亭的二楼,既能远观队部的情况,又能俯瞰鱼池的动静,还能观望浑河大坝上过往的行人。但瞭望亭从建起来后就一直闲置。瞭望亭上风很凉,我和米子把瞭望亭当成了据点。为了省事,我们干脆一次用推车运够喂三四天的饵料到瞭望亭上。怕饵料受潮发霉,我们把饵料搬到瞭望亭二楼上摊开晾晒,我们还可以躺在上面睡觉。整个夏天,我和米子都在这里喂鱼,没人打扰,自在得很。
  喂鱼是耐心活儿,敲棒子不能急,撒饵料要均匀,鱼儿们才吃得安稳。我没耐性,先操起木棒当当当敲一通,把鱼儿们都招过来,然后拎起袋子往水里一倒,哗——鱼都跑了。我觉得鱼跟人一样,饿极了自然会找吃的,把饵料都倒进去,它们想什么时候吃都行。米子不同,喂鱼很仔细,不紧不慢,当——当——当——他撒饵料的功夫也了得,抓起一把在手里,小臂一甩,腕子一抖,饵料呈扇面扬出去,落水时像下了一阵细雨。动作挺帅,但我学不来,用近一个小时就反复做这么一个动作,我觉得太无聊。我常常爬上瞭望亭,朝他的池子里撇石子。或者走上他的饵料台去干扰他。他不理我,像个念经的小和尚,嘴里嘚嘚咕咕。饵料台前的水面上全是噼噼啪啪翻滚的鱼,红的,黑的,青的,白的,银的,无比热闹。
  米子喃喃自语:“花头,你多吃点儿,小黑你别撑着了……”
  我说:“你跟谁说话呢?”
  米子回头瞪我,要我闭嘴。我故意大喊大叫,鱼儿们扑喇喇一翻身都沉水底去了。但只几秒钟,鱼儿们就又会涌到水面上来争食。米子说:“你们别害怕,记住这个人,他是个精神病。”
  “你才是他娘的精神病呢。”
  我说米子精神病是有根据的,他的老姐就是精神病。米子家住朝阳,不想在家里种地,就一个人跑出来投奔了老姐。他老姐天天推着辆二八自行车卖卷饼,很正常的一个人,她犯病的时候见谁都笑,还从家里拿东西给人,别人要啥她给啥,病好了什么都不记得。所以,她犯病比正常时更招人喜欢,甚至有人盼着她犯病。如果她好久没犯病了,有人就会说:“米大白最近咋没犯病呢?”听起来还挺失望。最苦恼的是她的老公。她老公是厂里的经警,普通工人家庭不富裕,她给出去的东西丈夫只好追着屁股往回要。米大白犯病吃药不管用,只能打,狠扇几个耳光就好了。丈夫是真不忍心,每次打完了都抱着她像哄小孩一样哄一会儿,但还得一次比一次打得狠,像吃药一样,得一点儿一点儿加量才管用。
  米子老姐做的卷饼大家伙都爱吃。一到中午,大家伙就自觉地在队部的院子里等着。米子老姐准时推着自行车远远地走来。车子的后座上驮着一个木头箱子,箱子油渍麻花的,看起来很重。米子老姐的卷饼一元钱一个,又大又厚又筋道,卷上土豆丝辣椒丝,管饱。我和米子离队部远,每次都是他跑过去取两份卷饼来,我把一块钱给他。有一次米子回去取卷饼,迟迟不回来,我站在瞭望亭上,见队部的人好像在吵架。后来知道那次米子的老姐犯病了,给钱不要。几个外地人贪便宜装糊涂,真就不想给钱了。米子急了,当众扇了老姐两个耳光,把老姐打好了。米子空着两手回来,独坐在饵料台上,一直到太阳落坝。   所以,我挺可怜米子,但有时候也会担心,我听说精神病是会遗传的,他发起病来会是个什么样儿?像他老姐还好,如果是暴力型的我可就惨了。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他会不会把我按到鱼池里呛死,或把我从瞭望亭上推下去摔个半死?好在他除了给鱼起各种各样的名字,跟鱼儿们说话之外,一切都还算正常。这些可笑的事我小时候也干过,我就曾经逼着我家的大黑猫跟我结拜兄弟。大黑猫被我气得挠了我两把就跑了,从此只要见我在家,它扭头就走。跟我的荒唐比起来,米子的举动不算什么,我认为那是幼稚,不是精神病。但愿吧!
  有一天,我和米子一起值夜班,发现他半夜一个人鬼鬼祟祟往鱼池跑,我以为他是去偷鱼(外地人趁晚上值班偷鱼吃是常有的事),我偷偷跟踪他,看见他蹲在鱼池边上的草丛里,拉屎一样一动不动,蹲到起了露水才起身往回走。我问米子:“你这是干啥?”他说:“我在偷听它们唱歌。”
  “谁们?”我脑瓜皮掠过一股凉风。我想起这里曾是一片坟地。
  “鱼呀,鱼。”他的表情自然得让我吃惊。
  “你听见鱼唱歌了?”我瞪着他的眼睛。
  “你听不见吗?”米子反问我,好像我的反应很白痴。
  鱼苗长得很快,正常情况下,四个月时间就应该有半尺长了。到了秋天,成鱼池子里的鱼都打上来卖了钱,这些鱼苗子就又面临一次搬家,它们要被分到成鱼池子里去。打鱼是件很累的活,在渔队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叫“四大累”:拉大网,抬大筐,娶新媳妇,清大塘。一盘百十来米长的大网横跨鱼池,两端各七八个人拉着从这头拖到那头,这场景总是让我想起《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幅名画。这一网兜上来的鱼差不多三四万斤,再加上水的阻力,鱼的抗力,可想而知有多费劲儿。这就是拉大网,一个池子至少要拉三网。大网把鱼聚到岸边,大家伙便开始用筐把鱼捞上来过秤。塑料筐是方形的,一筐鱼三十来斤,一个人往上端。鱼池的岸坡连泥带水,空着两只手都走不稳,何况还端这么重的筐。人想歇气,可鱼等不了。一场鱼打下来,人比鱼蔫,都横七竖八坐躺在地上捯气儿。娶新媳妇的累不必说,都懂。过了三四遍网之后,鱼池就该清塘了。用水泵把水抽干,人穿上皮衩裤下到池底,用手摸漏网之鱼。池底淤泥有一尺来深,每拔一次脚,都得使出浑身的力气。刚到渔队的人都觉得下河摸鱼好玩,超兴奋,可没一会儿就累塌腰了,恨不得一头扎泥水里不起来,以后再提清塘就会把眉头皱成两坨鸟屎。在渔队里有两种人让人瞧不起,一种是干活偷懒耍滑的。有几个外地人就是如此,经常被队长慰问他们的爹娘祖宗和媳妇的生殖器。再有就是像米子这样体格孬的,关键时刻冲不上去。队长倒是没因为干活骂过米子,但干活时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儿,你出不了力,就得别人替你出力,因此米子常受奚落。
  “米子,你这豆腐渣掺屁的体格儿,今天忘掺豆腐渣了吧?”
  “就剩屁了。”
  “连个老娘儿们都不如。”
  “你要是个老娘儿们也好了,白天看我们干活,晚上陪我们睡觉。”
  米子被说得满脸臊红,却从不回嘴。
  打鱼那些天,不但活儿累,晚上也都不让回家。鱼被打上来困在岸边的网箱里,最怕人偷,所以大家晚上要輪流值班。队长为了犒劳大伙儿,晚饭时常会弄几条鱼给大家伙炖吃。队长炖鱼简单又好吃。一大锅鱼,奶白色的汤,撒上香菜葱末儿,配上小烧酒,喝到你浑身大汗。全队十几条汉子边喝鱼汤边唠女人,骚得很,尤其外地那几个以齐老大为首的汉子。
  鱼再好吃,米子一口也不碰。大家伙风卷残云般吃鱼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外面去待着。我外出撒尿看不见米子,对着空旷的黑夜喊了一嗓子“米子——”,没有回应,我想他一定又是拉屎一样蹲在哪个草棵里,听鱼儿们唱歌呢。
  渔队有个齐老大
  三抖跟我同样都是职工子弟,不同的是他连中学都没念完。我对这小子没什么好感,我刚到渔队的那天他正被队长臭骂,队长说他吃里扒外。三抖喂的是渔队最北边的苗池子,因为缺人手,那年夏天四个苗池子都让他一个人来喂。三抖隔三四天就用手扶拖拉机往瞭望亭上运七八麻袋鱼饵料,赶上车派了别的用处,他便一袋一袋背过去,一袋饵料一百斤冒头,没有股子勇气和力气还真来不了。一次被队长看到了,深受感动,在会上对他一通表扬,当月发工资时还多加了二十块钱奖励他。谁成想上秋打苗池子发现问题了,打上来的鱼苗子跟非洲难民一样。队长当场质问三抖:“饵料都你自己吃了吗?”渔队苗池子围墙外是通往浑河大坝闸门的泄洪沟,泄洪沟紧挨着胡家村的私营养鱼池,因此队长怀疑三抖把鱼饲料偷着卖了也不无道理。
  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队长当场让人在饵料台下面抠一把泥上来,那不是泥,是日积月累已经腐烂的鱼饲料。饲料找到了,证明三抖没有监守自盗,充其量算是偷懒耍滑,队长的脸色缓和了不少。三抖赶紧解释说:“我一个人喂四个池子,哪能顾得过来?”
  抛开这些不讲,三抖平时还是很让队长受用的。他干活鬼点子多,尤其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比如拉大网的时候,大家伙嫌累都不使劲儿了,这时他突然喊了一嗓子:“谁不使劲儿谁媳妇随便睡,没媳妇的睡不着媳妇。”大家伙笑归笑,但都使劲儿,很怕真的被戴了绿帽子一样。
  渔队每年都会外雇一些临时工,开春来,入冬走。这些人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沾亲带故,而且没有忠诚度,常做些偷懒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很不好管,队长就需要能管着他们的人。我猜三抖讲鬼故事就是管理这帮人的手段之一,所以我就很反感他给我讲鬼故事。
  “你不用吓唬我,我跟他们不一样。”一次,三抖给我讲鬼故事时,我这样说。
  三抖愣了一下,问我:“你这话……是啥意思?”
  我说:“我干活从不偷懒耍滑,也不偷鸡摸狗。”
  三抖嘿嘿笑了,说:“你这种话米子也跟我说过,连神态都一样。”
  我浑身一冷:“你老说米子没走,那你说米子在哪儿呢?”
  三抖说:“你要是不相信,我就带你去看看。”
  “大半夜的看啥?”我被三抖弄得有点心神不宁。   “北边的苗池子。”三抖很正经地说。
  今年的苗池子是我和三抖喂的,其实是我一个人在喂,他成天溜号儿。从春天到秋天,是我一直陪着这批小鱼苗长大的,再过几天成鱼池子打完,就要给鱼苗子搬家了。这些日子,三抖总是给我讲米子的故事,弄得我一个人都不敢在北边待着,喂完了就赶紧跑回来。那个瞭望亭我刚来的时候上去过两次,后来就没敢再上去,总觉得里面阴森森的。
  “我半夜上过亭子,”三抖继续说,“我才知道原来米子根本就没走。”
  “米子在亭子里?”我感觉自己浑身冰凉,好像在抖。
  “你猜。”三抖又嘿嘿笑起来。
  “你这厮!就是个裤裆货,窝里横。”我骂三抖。
  我到渔队上班的第一天,队长就把我派给了三抖,让我给他打下手。就在那天中午,我输给他八千一百九十二张卷饼。吃过午饭,我们都散坐在渔队院子里的大树下休息。三抖从地上捡起一根细尼龙绳,问我:“我用这根绳子能兜起这块小土坷垃,你信不信?”他指的那块小土坷垃长得极不规则。我说:“我不信。”他说:“一张卷饼,赌不赌?”我说:“赌就赌。”结果他真就成功了。接着他又找了一块更不规则的小石子,问我赌不赌。我说:“赌两张。”我又输了。“四张”“八张”“十六张”“三十二张”一路加码赌下来,在上工前,我稀里糊涂输给三抖八千一百九十二张卷饼。最后他说:“我不要你一下子还完,每天中午还我一张,一直还到我离开渔队那天。”他得意极了,上午还被队长骂得狗血喷头,下午就牛逼得摇头晃脑。我跟三抖第一天认识,就承担起每天中午供他午饭的义务,这让我极其懊恼。我走在他的身后,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推进鱼池里淹死。后来我无意中发现在他的饵料台周围,散落着好多小石块和土坷垃,原来在我没来之前,这小子一直在用这游戏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三抖并没把这赌局当成玩笑。我每天不得不多掏出一块钱来为他的午饭埋单。但是,卖卷饼的已经不是米大白,卷饼也没有米大白做得好吃。
  北窑不大,谁跟谁都不陌生。我跟大家陌生,是因为我是个自闭的人。从小就如此,总是游离于北窑之外。过年时人家都走街串巷拜年,我却独自躲在北屋炕上蒙着大被装睡觉。别说是从外地嫁到北窑的米大白,就连土生土长的三抖我都不是很熟悉,竟不知道三抖的大名叫郭人民,大家叫他三抖是因为他每次小便之后都要抖三下。开始对米大白感兴趣是我到渔队之后,三抖一有机会就给我讲米子的故事,跟米大白自然有关联。而我到渔队之前,米大白就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外面的风越来越大,仿佛是特意来掀渔队房盖儿的。那棵柳树已精疲力竭了,向风苦苦哀求,仍不得解脱。
  外面突然有光束晃来晃去,三抖跑到门口去看,说:“是巡逻的经警。”
  三个经警都穿着军大衣,拎着胶皮警棍和手电筒,还牵了一条恶犬。那条恶犬丑得超乎我想象,大脑袋像一只烂倭瓜,除了牙齿全身黢黑,那双狗眼尤其可恶,始终在审视人,好像在质问:“你他娘的是不是偷东西了?”
  “苏哥,这么大的风还巡逻呀?”看样子三抖与他们很熟。
  “没办法,被头儿撵出来的。”牵狗的经警回答。
  三个经警没做停留,就沿着来路乘风而去。
  回到值班室,我要睡下,三抖对我说:“那个牵狗的经警就是米子的姐夫。”
  刚才没太留意,满脑子是那只可恶的狗。不过听传闻觉得这人还是不错的,对老婆又打又疼。
  三抖说:“这家伙两只手都有断掌纹。”
  “断掌纹什么意思?”
  三抖把手掌伸过来做示范:“瞧见了吗,这条掌纹横断手掌,这种人打人下死手。”
  “有科学依据吗?”我不屑地看着三抖。
  “没有,但我见过他打人。”三抖说。
  “打谁?他老婆?”
  “不是,打齐老大。”
  “为啥打他?”我问。齐老大我没见过,还是听三抖讲的,是渔队外雇的临时工,兄弟三个,老大、老二、老三一起来的。齐老大突然有一天被队长开除了,哥仨就都走了。罪名是偷鱼。渔队边上有一个野塘,队长要把它开成鱼池。开鱼池之前得先清塘,清塘時抓了一筐野鱼。齐老大自作主张,把那筐野鱼拿走炖了,给大家伙吃了。按说这也不算什么事儿,野鱼又不是渔队养殖的,但不知为什么传到了厂保卫科。保卫干事说在这里一草一木都是渔队的,随便动就要付出代价。按规矩得送厂保卫科,连拘留带罚款,齐老大只是被开除还算是从轻处理了。
  三抖说:“有一次经警巡逻,老苏发现齐老大一个人大半夜跑到鱼池的网箱边上,怀疑是偷鱼,带到保卫科好一顿打。”
  “真的偷鱼了?”我问。
  三抖说:“硬是没承认,因为当时没抓到赃,只好放人。我跟队长去领人,见齐老大光着膀子在地上放了长条,身上全是铁条抽的血道子,老苏还不停手,别的经警怕出人命,把老苏硬拖走了。”
  三抖把米大白丈夫叫成老苏,听起来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论体格,三个我这样的也扳不倒齐老大,那次被老苏打得三天没起炕。”三抖说。
  “后来呢?”我问。
  “什么后来?”三抖问。
  “就这么白挨打了,没什么说法?”我说。
  三抖撇了下嘴:“一个外地人,还能咋样?”
  三抖说:渔队是个好地方
  国营大厂吞并了老砖厂,原来老砖厂的职工都成了国营大厂的职工,这是好事,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别看都是工人,也分高低贵贱。老砖厂是个国营小厂,职工不到五百人。国营大厂是国家工业的骨干企业,职工四五万人。老砖厂被合并后成了国营大厂下属的一个小分厂,比人家矮了一级。原老砖厂的职工也就比从总厂分派来的工人矮了一级,总厂的管他们叫“土包子”“坐地炮”。老砖厂的管理干部级别也都降低了,渔队队长老句原是老砖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原来工厂生产的是红砖,现在生产的是电线,差天差地呢。句厂长只懂得挖土烧砖,怎么办?调渔队当队长吧,反正那些坑也都是他带头挖出来的。   老句是个很实干的人,当厂长那些年,为了工作连孩子都没顾上要。厂子效益下滑,工作也不忙了,才有了一个女儿。女儿四岁的时候,工厂合并,他从厂长一下子降到队长,老婆想不通,一股火儿,血栓了,成天“■筐儿”走路。更悲惨的是,老句调到渔队不久,他的小女儿在鱼池边上玩耍时落水溺死了。
  新厂长觉得有点愧疚,凡是句队长提出的要求他都开绿灯,甚至包括把一两个临时工转成合同工这种难办的事。
  合同工仅次于正式职工,好比是亲侄子和亲儿子,而临时工却是别人家孩子。
  在渔队里,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刚来的时候都是临时工。看似平等,其实当地人瞧不起外地人,就像私生子和领养之间的关系。
  米子的处境更尴尬,因为他姐嫁到北窑,跟北窑有亲缘,外地人跟他不亲。又因为他是外地人,本地人也排斥他。队长对他好是因为他老实,我对他好是因为他可怜,都不是拿他当自己人的那种好。
  大家都知道,每年打鱼季节一过,鱼池结冰,渔队就冬歇了,只留两个人打更,其余的都要遣散。留下来的很幸运,不干活还拿工资,证明在队长的心目中有地位,更重要的是一旦留下来,转成合同工的可能性就大了。前几年冬天留下来的,差不多都转成了合同工。米子也想留,所以干活很卖力。有段时间,米子每天中午主动给我送卷饼,给钱不要。我问他:“为啥不要钱?”米子吭哧了半天,才说:“冬天我想留下。”
  我一边吃着卷饼,一边在心里骂米子。我们每个人都想留下。
  上秋,鱼苗分塘,打我的三号四号池时,队长看着打上来的鱼苗子直皱眉头。打米子的一号二号池时,队长眉头展开了,有了笑容。他从我的鱼中挑了条最大的扔到米子的鱼中,小了一圈儿。队长然后拍米子肩膀说:“不错。”米子笑得很灿烂。我心里不舒服,三天没搭理他,可他却偏追着让我讨厌。
  “你想知道我的鱼为啥比你的鱼长得好不?”
  “滚一边儿去。”
  “我给你讲……”
  “滚犊子,欠削是不?”
  米子胆很小,见我很凶,便躲上瞭望亭,孤独地坐在二层房檐下,看上去有点可怜。
  米子想留下的想法在渔队里传开了。当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地人对他很不屑,外地人对他又是挖苦又是嘲笑。其实不管别人什么态度,最关键是队长的态度。队长想让谁留,谁就会留下。那段时间,队长对米子的态度还真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分活儿时尽量给他轻巧一点儿的,没事时也爱找他唠上几句。而米子也表现得更加努力了,有活儿抢着干,没活儿找活儿干。队长动不动就在大家伙面前表扬米子几句,简直把他当成劳动模范了。
  其实米子已经成了我们的公敌。
  大家有了共同的敌人,不自觉的就形成了联盟。那段时间,我们本地人和以齐老大为首的外地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有事没事就往一块儿凑,我们几个本地人没事还拽齐老大整点小酒喝一喝。我突然发现,齐老大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齐老大常年在外地打工,前几年跟过好几个工程队,相比之下渔队的活儿是最轻松的。他家里有三个女儿,两个是超生的,前些年挣的钱几乎全缴了罚款。“我就想要个儿子,就是不来儿子。”齐老大每次喝酒,都把这话挂嘴边上。大家伙常逗他:“是你不行啊,还是你老婆不行啊?”齐老大嘿嘿笑:“是我命不行。”这是齐老大的一块心病,但并不在乎别人拿这事儿开他玩笑。
  “没换块儿地试试?”
  “净扯。”齐老大咧嘴一笑,居然能笑出小姑娘的羞红。
  其实常年在外打工的人心里都明白,在外面睡过一两个女人满足生理需求也属正常,我们就是想让他说说在外面睡女人的事儿,这种事大家都爱听。
  “别装糊涂,我就问你这些年在外面睡没睡过别的女人?”
  “没有嘛。”齐老大嘿嘿乐。
  “没有?”
  “可不。”
  “再说一遍,真没有?”
  “没有过孩子。”齐老大突然笑了,笑得很沧桑。
  “齐老大狡猾狡猾的。”大家伙起哄大笑。
  齊老二和齐老三没笑,沉着脸。终于,齐老二开了口:“哥,别喝了。”
  大家觉得有点扫兴,劝两个齐老弟跟着一起喝。两个齐老弟却转身走了。不久,听齐老大同村的人说,齐老大挺不容易的,一连生了三个丫头,他还不死心,乡里管计划生育的就带他老婆去医院做了结扎手术,齐老大这才像被阉割的牛一样老实了。可是第二年的一天,三个女儿在老井边上玩,一连串全坠了井,一个也没救上来,现在连一个孩子都没了。我们这才意识到,每次提到生孩子的事儿,都是对齐老大极大的刺激,从此我们开始同情他。
  齐老大也很想留在渔队。用他的话说,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打工,有点干不动了,想找个踏实的落脚地。有了这个想法后,齐老大干活很卖力气,队长曾一度对他也很好,如果不是被老苏怀疑偷鱼抓到保卫科审讯了一通,没准他还真能心想事成。
  齐老大被开除离开渔队那天,我们都去送他,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齐老大掉眼泪。我们劝他:“有啥可难过的呢,这跟你以前到别处打工不是一样吗,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齐老大好像一下子就想开了,收了眼泪,跟每个人拍肩膀拥抱。跟我拥抱的时候,他趴在我的耳朵上小声说:“三抖哇,你这人不错,我告诉你,要是队长跟你说鱼会唱歌的话,你千万别信。”
  后来才知道齐老大根本没走,而是在胡家村的个体养鱼户那里打工。
  我 说
  我问三抖:“齐老大这话是啥意思?”
  三抖说:“我当时也没听明白,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鱼会唱歌的事,后来我又听米子说鱼会唱歌。”
  “鱼真会唱歌?”我皱着眉头问三抖,他一见我对这种荒唐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马上表现出一副十分严肃认真的样子。
  “以前我也问过米子同样的话。”
  狗娘养的三抖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又开始讲起了米子。   三抖说:渔队有个好队长
  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好,工人的工资几乎月月涨,而且好多合同工都一夜之间转正成了正式职工,好多临时工也借着这个势头当上了合同工。那段时间,转正的事把大家搞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北窑将近一半的老砖厂家属,都因为儿女随妈妈是农村户口而无法接爸爸的班。于是大家纷纷托人找关系,为儿女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户口,变一个户口要一万块。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工厂里钻。为这事儿,我爸妈想请句队长到家里来吃饭,请了几次都没成。听说句队长从来不到别人家吃饭。
  北窑的人还习惯叫他句厂长,都认他是个好领导。在句队长眼里没有高下之分,挨骂的标准一样,奖励的标准也相同。我爸说如今像这样的领导真是不多。别看我们在私下里勾心斗角,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他一碗水端得很平,对他没有怨言。扪心自问时,也会觉得句队长对谁好是有道理的。
  对米子好的道理是什么呢?
  尽管米子体格弱,但老实,听话,脾气好,做事认真。这几个优点,句队长表扬米子时,常常挂在嘴边。
  那段时间米子的心情非常好,我跟他在一起喂鱼的时候,常见他偷着笑。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众怒。本地人恨他要抢本地人的名额,外地人恨他抢了外地人的风头。有些人还故意编派说:“是不是米子的老姐跟队长有一腿呀?”
  “胡扯,米大白有病,再说咱队长也不是那样的人。”
  “可米大白真招人稀罕哪。”
  “那倒也是。”
  “米大白犯病时,你要啥给啥,多好哇!说不定你让她陪你睡觉,她也同意呢。”
  那时齐老大刚被句队长从保卫科领回来,躺在炕上养伤。我们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一言不发。
  米子能觉出大家对他的看法,怕被孤立,便极力讨好我们。他讨好大伙的手段是请大家吃卷饼。每天中午,米大白驮着箱子来到渔队时,他都第一个过去,掀开箱子拿出卷饼,硬往每个人的手里塞。抱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想法,表面上我们对他的态度都有所缓和,但心里仍不买他的账,干活时还是照样暗里给他使绊儿。
  后来米子也意识到了大家是在耍他,便又开始远离大家。干活时不往我们跟前凑,专门跟在句队长屁股后转。有那么一段时间,句队长脾气很不好,成天对我们发火,我们都怀疑是米子跟队长说我们坏话。于是,在米子睡觉的床铺上,就经常会出现土蛇和癞蛤蟆;半夜米子一个人巡塘时,经常会出现鬼影和怪声。我想米子心里也清楚这些都是我们搞的鬼,但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米子越来越孤僻,人也变得越来越古怪。我们经常看到他一个人笔挺地站在饵料台上,像乐队指挥一样乱比画。更离谱的是打鱼的时候,他竟然躲在一旁用两只手捂着耳朵,弄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队长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受不了鱼儿们哭。由此我们大家伙一商量,众口一辞——米子得了精神病。
  “别胡说八道。”句厂长说,“米子这孩子心思重,有事爱钻牛角尖儿。”
  因为米子的病跟他姐一样对人没有侵害性,再加上我们都敬重句队长,队长不承认他有病,我们也不能要求队里辞退他。
  我们觉得虽然句队长嘴上不承认米子的病,但事实明摆着呢。他总不至于把转正的名额给了这样一个人吧?这种想法,让我们都安心了许多。我们私下里议论米子的时候,都认为米子的病和他老姐一样,是家族遗传的。也有人说米子家除了米大白之外,并没有人患过精神病,米大白的精神病是被她老公打出来的。
  其实我们更希望遗传说是真的,这样我们的心里会少一些内疚。
  不知不觉,米子成了我们的同情对象,我们对米子莫名其妙地好起来,可大家伙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微妙了。因为我们都在想,下一个,队长会对谁好呢?
  鱼儿们也歌唱
  我说:“三抖,明摆着米子的病是被你们吓出来的。”
  三抖突然沉默,凝神看着窗外在风中疯摇着的柳树。
  “你想什么呢?”
  三抖像被梦魇住了,突然醒过来,直勾勾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其实我很佩服米子。”
  能从三抖嘴里说出佩服谁,还真是不容易。这家伙除了队长谁都不放在眼里,在渔队他就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无论什么活儿,队长都是让他带着大家去干,因此我们都戏称他为“二队长”。
  “二队长,今天领我们干啥呀?”
  “二队长,我肚子疼到边上拉泡屎去行不?”
  三抖并不觉得我们在戏谑他,无论谁叫他“二队长”,他都一本正经地答应。
  如果说队长对米子的好缘于他老实、听话、脾氣好、做事认真,那么对三抖的好就应该是他乖巧、会来事儿。比如队长出入队部,他会跑过去给开门。队长要擦汗,他会抢先一步递上毛巾。队长的皮鞋溅上泥点儿,他会立即蹲下用袖子擦干净。换了我们会觉得这么做很难为情,三抖却做得天经地义。此外,我们管队长就叫队长,三抖管队长叫“三叔”。
  刚到渔队的时候,我还真以为三抖跟队长是亲戚,回家问我妈,才知道他们两家非但不是亲戚,关系还很不好。因为三抖的爷爷在“文革”中,给队长的爸爸写过黑材料。
  谁都明白,三抖对队长的好纯是装出来的,因为队长不在时,三抖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这小子偷懒耍滑、偷鸡摸狗,什么事儿都干。有天晚上我跟他一起值班巡塘,走到一个鱼塘注水口时,看见好多鱼顶着水流游动,聚集在注水口周围。因为晚上天凉,我们都穿着军大衣,三抖叫住我,在我军大衣的腋下扯开一道口子。我急了:“你干吗扯坏我大衣呀?”他说:“别嘈嘈。”说着就开始从水里抓鱼,往我的大衣破口里塞,一口气塞了六条,塞不下了,又开始往自己的大衣里塞。我这才明白他的大衣为什么一直是破的。有一次我好心给他缝上,转天又破了。塞完鱼,他对我说:“赶紧把鱼送回家,再回来值班。”
  大家明知道三抖是这样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他,这就是三抖的聪明之处。他想干坏事儿,必定会把别人也拉下水。他还很会用小恩小惠拉拢人,比如趁着队长不在,把清塘的小野鱼给大家吃,晚上去果园偷苹果梨给大家分,跟鱼贩子要烟给大家抽……让人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舍得,但其实没一样是他自己的东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好张罗酒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耍钱越耍越薄,喝酒越喝越厚。老在一起喝酒,关系自然就融洽。每次喝酒都是大家凑钱,三抖不出钱,带头去坝里的农户家偷鸡鸭鹅狗。大家在一起喝酒时,三抖总是提起他给“三叔”办了很多事,让人觉得句队长欠他很多人情。以此推断,我们都认为句队长肯定会把三抖留下,转正机会也非他莫属。说实话,我们心里都不平衡,便宜让这样一个巧言令色两面三刀的人给占了,谁能舒服?可句队长看不透他,我们也没办法。   大风把零星的雨点摔在玻璃上,玻璃疼得沙沙响。我对三抖说:“我可不听你瞎白话了,困了,睡觉去。”
  三抖说:“你能睡得着?”
  我不理他,站起身朝隔壁的休息室走。
  三抖没再说什么。
  我进到休息室,倒在炕上,想睡觉,还真是睡不着,思绪好像外面的那棵柳树,被摇摆、推搡、撕扯,根本静不下来。关于米子的传闻,除了三抖给我讲的这些之外,我也听到了一些。前年汛期,渔队发生了一件损失惨重的事,在一个像这样的雨夜里,渔队北面的四个苗池子被人掘开了口子,十万尾鱼苗一夜之间顺着泄洪沟都逃入了浑河。米子也在那个夜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很显然,这件事就是米子干的。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干,谁也不知道。
  对米子的这一行为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他真的疯了。
  句队长本应该因为这次重大损失受到厂部的严重处分,但厂长并没有过多责怪他。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实际上这次事故把厂长对句队长的愧疚给抹平了。句队长的特权也就宣告作廢。
  我在胡思乱想中昏昏睡去。感觉只睡了那么一会儿,仿佛是眼皮把夜幕掀开的。天色大亮,我发现整个队部里只有我一个人。三抖跑哪儿去了呢?我走出队部,看到外面平静异常,一切都鲜亮如新。好像天地万物在洗衣机里滚了一夜,此刻洗干净了晾在太阳下面。这种平静和新鲜,让我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孤独感。
  “三抖——”我冲着整个渔队大喊。
  没人回应。
  “三抖,你个瘪犊子,又去哪儿偷懒了?”我大骂。
  还是没有回应。
  我开始怀疑昨晚的一切都是在做梦。我在门口那个蓄水槽的水泥台上坐了下来,仔细回忆昨晚和三抖在一起的细节。
  一直到句队长骑着他那辆油光锃亮的老二八加重自行车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三抖依然没有出现。
  句队长进了院子,把车支住,来到我身边,他没有像我一样坐在水泥台上,而是蹲了上去。他今天穿了一条崭新的西裤和一双擦得很亮的皮鞋,但皮鞋上有一小块儿污点。那个污点刺着我的眼睛,我很想用袖子把它擦掉,但我终于忍住了。
  句队长说:“来这里有一年多了吧?”
  我说:“一年零三十八天。”
  “哦。”句队长一直目视前方的那块鱼塘,“喜欢这里吗?”
  我说:“还行。”
  “喜欢才能干好。”
  我的注意力,再次不自觉地关注句队长皮鞋上的那块污点。
  “对了,你相不相信鱼儿们会唱歌?”句队长突然问。
  我愣住了,看着句队长的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句队长见我不说话,就自言自语说:“我相信。”
  见我傻傻地愣在那儿,句队长很体贴地冲我微笑了一下,说:“我闺女对我说,她听见了鱼儿们在唱歌。”
  “你闺女?!”
  “是呀,那天她说要听鱼儿们唱歌,一不小心就滑到鱼池里了,所以我相信,不然她怎么会那么傻呢。”
  句队长皮鞋上的那个污点越来越大,我实在忍不住扑上去把它擦掉的念头。
  责任编辑 张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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