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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星汇的办公室里，
贾樟柯抽着雪茄接受采访。
虽然还是习惯穿仔裤T恤，
但腕上的名表也是他本人代言的款式。
他的思维和他的作品，
连同他这个人都变成了统一的商业符号，
向外界传达信息：
他是贾樟柯，
他是会赚钱的导演，
他还能帮你赚钱。
从来就有两个贾樟柯。
一个是公众熟知的导演贾樟柯。十多年前内地影迷只能在盗版碟店里找到这个贴着“艺术”、“地下”标签的贾樟柯，现在境况大为好转，11月人们走进院线就能看到《天注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部以“暴力”作为关键词的电影将会一刀不剪，原貌呈现。
另一个贾樟柯则隐身幕后，做推手，做监制，做投资人、出品人、广告人在商业链条的交错地带，他有着复杂的身份。这个山西男人展现了他身上传承的晋商特质，一面埋头实干，一面精明计算。
他投资和监制的艺术片能依靠海外版权交易收回成本，他接拍数量众多的商业广告又能为拍电影输送现金流。“完成作品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如果又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贾樟柯说，“我喜欢操盘。”
做个操盘手
北京西河星汇影业有限公司隐藏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一个小区里，贾樟柯很早就在这里买了房，和他的母校，以及一大票怀揣电影梦的北漂青年为邻。虽然现在他和夫人赵涛已经不住这里，但只要没有拍戏和外出工作，贾樟柯每天都来公司坐班。
以他的散漫个性，按说有个工作室就行，但西河星汇已经发展到在北京、香港、上海三地都有办公室，北京负责电影制作事务，上海主要承接商业广告，香港则是西河星汇的国际版权分销中心。这个公司的由来也很有趣，2006年成立时的名字叫“北京西河星汇数字娱乐技术有限公司”，又长又拗口，注册地在石景山。
贾樟柯笑说因为当时石景山区鼓励科技创新，搞了些孵化器项目，很多做动漫、游戏的朋友聚集在那里，这些朋友拉贾樟柯来成立公司，说有免税政策。刚巧当时贾樟柯也正被一堆琐碎事务烦得头大，觉得应该有个团队来打理自己越来越多的作品。
“西河星汇成立初期的唯一工作是打理我和余力为两个人的电影版权，当时已经有接近十部作品，流转在很多国家的市场里。”贾樟柯说，“一会儿要参加这个国家的影展，一会儿那边又有什么电视台买了要播，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想这样不行，人家香港黑社会还有公司呢，咱们拍电影的更要现代化。”
摄影师余力为是贾樟柯长久的合作伙伴，自《小武》以来所有的贾樟柯电影，都是余力做摄影指导。两个人又拉来了第三个合伙人周强，周是从《站台》开始做贾樟柯电影的制片人，这也是贾樟柯第一次尝试工业化制作的电影，来自法国、日本、香港的多家公司联合投资，发行到二十多个国家，周强从此帮助贾樟柯熟悉了国际电影市场运作的一系列手法。贾、余、周的三人组合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西河星汇现在有二十多个人，”贾樟柯说，“我们是小公司，但很有战斗力。”
还有一个帮助导演贾樟柯变成老板贾樟柯的重要契机，就是与北野武的合作。1998年《小武》连续拿下六七个国际电影节的奖，贾樟柯一鸣惊人。北野武公司的制片人市山尚三在柏林找到贾樟柯，表达了合作意愿。据说北野武本人看过《小武》后对市山说：“这个电影很好，你看看他接下来要拍什么，我们跟他合作。”
贾樟柯也知道，市山尚三作为制片人的眼光和能力都很好，过去他投过侯孝贤的电影，帮助后者在日本市场开拓局面，于是《站台》 《任逍遥》和《世界》都交由市山尚三打理。
今年的《天注定》国际版权代理仍然由法国著名发行公司MK2负责，MK2与贾樟柯的合作始于2006年的《三峡好人》，但双方的接洽早在2000年的《站台》就开始了。当时贾樟柯的合作伙伴是法国另一家公司，MK2的老板跟随法国总统访华时，在北京见到贾樟柯，聊了一个下午。贾樟柯表示目前暂时不能合作，MK2的老板说没问题，我们等合适的机会。就这样等到了《三峡好人》，贾樟柯才与原来那家公司解约。“我个人觉得《三峡好人》是我导演生涯的一个高峰，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的第一是《站台》，第二就是它。”
爱拍广告的电影导演
西河星汇的办公室里，贾樟柯抽着雪茄接受采访。虽然还是习惯穿仔裤T恤，但腕上的名表也是他本人代言的款式。他的思维和他的作品，连同他这个人都变成了统一的商业符号，向外界传达信息：他是贾樟柯，他是会赚钱的导演，他还能帮你赚钱。
“我其实特别喜欢拍广告。”贾樟柯说，“不是钱的问题，最主要是它能帮助我打破导演工作的封闭性。每接触一个产品，可能就了解一个新的行业，交到几个新朋友。”除了那几部商业源头明显的影片，比如《无用》讲的是服装设计师马可的故事，《二十四城记》有地产公司的投资并且剧情也是工厂拆迁，很多人并不清楚贾樟柯究竟拍过多少广告。今年上半年他就已经接拍了六条广告，过去平均每年西河星汇都有近二十条广告完成制作，最多的一年有26条。2005年贾樟柯给一个合资汽车品牌拍过一个手机电影，2012年底他又完成了一款新车广告。
源源不断的广告片约给贾樟柯带来充足的资金，他在施展电影领域的更大抱负时便不用为钱发愁。与他有类似想法的人并不鲜见，比如影星刘德华也有自己的制作公司，2005年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划惊喜地收获了宁浩《疯狂的石头》，不过这种成功概率并不大。2010年，贾樟柯推出“添翼计划”，他以监制的身份助力年轻导演创作，并且直接投资这些作品。“每部电影我自己投资不少于三分之一。”贾樟柯说，以业内的惯常操作手段，他完全可以“空手套白狼”，用自己的名号吸引其他投资方，之所以不这么做，是想建立一种更稳固的、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2011年的《Hello！树先生》是贾樟柯的山西老乡韩杰执导，贾樟柯除了投资，还拉来自己的制作班底和发行伙伴助阵。这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影片在国内只收获了两百多万人民币的票房，但海外版权交易在两年后收回了成本，还略有盈利。 “电影是长线投资，回报周期很长，我从来不缺信心和耐心。”20年前，贾樟柯还是电影学院里的“贾科长”，因为他个子小，总是裹个军大衣混在片场，举手投足显得稳重、老派。20年过去，“贾科长”已经是世界各地红毯上的熟面孔。采访时他刚从俄罗斯回来，俄国观众对电影的理解令他欣喜。“有个活动现场让观众提问，一个俄罗斯姑娘站起来说，我没有问题，但是看了你的电影，我想为你朗诵一首诗。”贾樟柯说，那是《天注定》在远东地区的首映，“我知道，她看懂了。”
我想把现在搞清楚
{F=FAMOUS 贾=贾樟柯}
F：相对过去的作品，《天注定》是你第一次直面“暴力”这个主题，决定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贾：去年8月我在重庆监制权聆的《陌生》，当时就突然决定要拍《天注定》。很早我就对暴力感兴趣，这几年在微博和新闻里看到很多暴力事件，积累了很多案例，我想拍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频繁发生的暴力事件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问题，应该关注普通人身上具有的暴力的可能性，是怎样被外部环境给激发出来的。
F：所以你说这是“现代武侠”，为什么不放在古代的背景下来表现？
贾：这种故事放到古代背景下就没什么意思了，完全可以去看《水浒》。对我来说最大的拍摄诉求就是现在，在我生活的时代，有这样剧烈的冲突发生。如果在文学和电影领域没有相应的作品出来，对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来说是一种讽刺。
F：你拍过很多富有忍耐力的小人物，同样是在生活中遇到窘迫和不公正，现在忍无可忍了？
贾：暴力事件频发是跟中国人习惯一忍再忍的性格有关系的，人们一直寄希望于正常的渠道，把自己的生存困境诉说出来，进而得到解决。但是社会阶层的固化，还有司法的不公，把正常的渠道堵塞了，那么激发出来的就是以暴制暴的悲剧。当然我并不认同暴力这种方式，但暴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经常有人问我说，导演你的片子看完了，你觉得中国将来会怎样？我说不要着急问中国的未来，应该问的是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理解这个社会吗？我们能够清楚地描绘现在这个时代吗？你要想拥有未来，首先把现在搞清楚。
F：你对“添翼计划”的最初构想是怎样的？
贾：“添翼计划”是我牵头做的一个扶持年轻导演的投资项目，我在很多场合开宗明义讲过，这不是一个公益计划，国内电影界已经有很多帮助年轻人的公益计划，我们的目的都是让年轻导演更好地成长，但方法不一样。具体来说我希望建立两个方面的关联：第一是帮助导演跟投资市场建立关联，第二是建立他们跟电影工业的关联。
F：两者有什么差异？
贾：我接触的很多导演，对自己这个工作的商业责任认识不清楚。“添翼计划”的规则是只投资年轻导演的前两部作品，等你拍完两部羽翼丰满，也就不需要我们助推了。在这个过程里导演的商业责任是什么？就是把你的创造性、独特性拍出来，你要凭借这个去说服资本市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说实话很多刚从学校出来或者从独立电影过来的导演，对电影工业有一种恐惧。拒绝跟工业合作的后果是影片本身的技术指标甚至艺术质量，达不到进入市场的标准。所以我希望年轻导演知道，你的电影再有创意，如果落实到技术层面达不到标准，也成不了一个合格的产品。
F：目前“添翼计划”的进展令你满意吗？
贾：我们小有成果，而且后续的尝试会有很多。“添翼计划”最典型的例子是韩杰的《Hello！树先生》，我自己算一个资方，另外两个是保利博纳和上影集团，一个民企和一个国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组合。我本人一直在呼吁实践所谓艺术电影，但我知道电影工业不是只有艺术电影，“添翼计划”也要做商业片。这方面比较成形的就是《因父之名》，是部歌舞片，也是公路片，讲一个富二代逐渐成长、拥有自我的故事。我们马上出版小说，然后明年把电影推向市场。“添翼计划”也不单和中国导演合作，我们开始尝试投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比如法国导演Damien的纪录片《革命是可以被原谅的》，讲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一个杀手的回忆。
F：因为你非常熟悉海外市场。
贾：我在努力学习新的经验。以前我们比较熟悉亚洲市场、欧洲市场，还有北美和澳大利亚，现在通过《革命是可以被原谅的》，我发现阿拉伯世界也很有价值，就是中东和北非这一带的市场。在中国的电影公司里面，运作海外市场，我们西河星汇算是一个专家。
F：是因为你觉得海外市场的游戏规则更清晰吗？
贾：对，当然这里也需要很多人脉和运作，但海外市场是相对规范的，我自己也有从1998年积累到现在的经验。我所有电影的海外运作包括影展都是自己的公司来负责，比如《天注定》有五六个公司投资，但海外这块都是我自己做，已经卖出了41个国家的版权。
F：在做监制的时候，你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吗？
贾：我的控制欲不强，相反我很注意跟人沟通。拍电影是占据时间太久的一种表达方法，大量的时间里我都在做准备工作，或者说服务工作。分一些精力来做监制和投资，再拍些广告，都是有益的补充。
F：这是建立公司的初衷？
贾：作为导演我没有建立公司的欲望，但是当工作拓展到创作之外，就一定要按照商业的逻辑来思考问题。西河星汇现在有三个摊子，做事情得心应手，我唯一不习惯的是，我跟别人交往总是情感上的成分多一些，大家一起打拼的感觉。那么公司人多起来，人来人往就很痛苦，这是不太适合当老板的性格，山西人就是有这种保守的基因。
F：说到拍广告，很多艺术家会觉得对创作是一种伤害。
贾：我不这么看，我拍广告拍得很开心，客户也满意。在广告里我一样能表达好的创意，比方说《语路》，整体来看是我感兴趣的纪录片，分散开来它又是可以在电视和网络上播出的广告片。当时我在上海推广《海上传奇》，一个威士忌品牌的广告代理公司找到我，说有三个想法：一是我作为导演来拍一个广告，二是我自己代言这个酒—这两种方法我都觉得意思不大，那么第三种就是后来的《语路》。十二个人都是我自己去谈下来的，广告客户的需求到我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电影计划。
F：你说过不太喜欢用“商业和艺术平衡”之类的说法，但我觉得你确实在做这样的事，你是在商业道路上走得比较快的一个。
贾：我心里觉得我在创业。每个电影好像都有自己的命，有些类型的片子适合市场，票房就火了；有些片子比如《海上传奇》，它是个纪录片，说白了打死都不会适合市场，那我就老老实实做点口述历史。所以你怎么平衡呢？平衡不了。但是我把自己的创作跟其他工作分得比较清楚，比如拍广告，我经常跟年轻导演讲，广告是个服务业，你在拍广告时候的智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用你的专业，把客户的想法表达好。你不要老想挑战人家，那叫脑子有毛病，客户比你更懂什么是商业。
贾樟柯抽着雪茄接受采访。
虽然还是习惯穿仔裤T恤，
但腕上的名表也是他本人代言的款式。
他的思维和他的作品，
连同他这个人都变成了统一的商业符号，
向外界传达信息：
他是贾樟柯，
他是会赚钱的导演，
他还能帮你赚钱。
从来就有两个贾樟柯。
一个是公众熟知的导演贾樟柯。十多年前内地影迷只能在盗版碟店里找到这个贴着“艺术”、“地下”标签的贾樟柯，现在境况大为好转，11月人们走进院线就能看到《天注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部以“暴力”作为关键词的电影将会一刀不剪，原貌呈现。
另一个贾樟柯则隐身幕后，做推手，做监制，做投资人、出品人、广告人在商业链条的交错地带，他有着复杂的身份。这个山西男人展现了他身上传承的晋商特质，一面埋头实干，一面精明计算。
他投资和监制的艺术片能依靠海外版权交易收回成本，他接拍数量众多的商业广告又能为拍电影输送现金流。“完成作品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如果又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贾樟柯说，“我喜欢操盘。”
做个操盘手
北京西河星汇影业有限公司隐藏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一个小区里，贾樟柯很早就在这里买了房，和他的母校，以及一大票怀揣电影梦的北漂青年为邻。虽然现在他和夫人赵涛已经不住这里，但只要没有拍戏和外出工作，贾樟柯每天都来公司坐班。
以他的散漫个性，按说有个工作室就行，但西河星汇已经发展到在北京、香港、上海三地都有办公室，北京负责电影制作事务，上海主要承接商业广告，香港则是西河星汇的国际版权分销中心。这个公司的由来也很有趣，2006年成立时的名字叫“北京西河星汇数字娱乐技术有限公司”，又长又拗口，注册地在石景山。
贾樟柯笑说因为当时石景山区鼓励科技创新，搞了些孵化器项目，很多做动漫、游戏的朋友聚集在那里，这些朋友拉贾樟柯来成立公司，说有免税政策。刚巧当时贾樟柯也正被一堆琐碎事务烦得头大，觉得应该有个团队来打理自己越来越多的作品。
“西河星汇成立初期的唯一工作是打理我和余力为两个人的电影版权，当时已经有接近十部作品，流转在很多国家的市场里。”贾樟柯说，“一会儿要参加这个国家的影展，一会儿那边又有什么电视台买了要播，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想这样不行，人家香港黑社会还有公司呢，咱们拍电影的更要现代化。”
摄影师余力为是贾樟柯长久的合作伙伴，自《小武》以来所有的贾樟柯电影，都是余力做摄影指导。两个人又拉来了第三个合伙人周强，周是从《站台》开始做贾樟柯电影的制片人，这也是贾樟柯第一次尝试工业化制作的电影，来自法国、日本、香港的多家公司联合投资，发行到二十多个国家，周强从此帮助贾樟柯熟悉了国际电影市场运作的一系列手法。贾、余、周的三人组合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西河星汇现在有二十多个人，”贾樟柯说，“我们是小公司，但很有战斗力。”
还有一个帮助导演贾樟柯变成老板贾樟柯的重要契机，就是与北野武的合作。1998年《小武》连续拿下六七个国际电影节的奖，贾樟柯一鸣惊人。北野武公司的制片人市山尚三在柏林找到贾樟柯，表达了合作意愿。据说北野武本人看过《小武》后对市山说：“这个电影很好，你看看他接下来要拍什么，我们跟他合作。”
贾樟柯也知道，市山尚三作为制片人的眼光和能力都很好，过去他投过侯孝贤的电影，帮助后者在日本市场开拓局面，于是《站台》 《任逍遥》和《世界》都交由市山尚三打理。
今年的《天注定》国际版权代理仍然由法国著名发行公司MK2负责，MK2与贾樟柯的合作始于2006年的《三峡好人》，但双方的接洽早在2000年的《站台》就开始了。当时贾樟柯的合作伙伴是法国另一家公司，MK2的老板跟随法国总统访华时，在北京见到贾樟柯，聊了一个下午。贾樟柯表示目前暂时不能合作，MK2的老板说没问题，我们等合适的机会。就这样等到了《三峡好人》，贾樟柯才与原来那家公司解约。“我个人觉得《三峡好人》是我导演生涯的一个高峰，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的第一是《站台》，第二就是它。”
爱拍广告的电影导演
西河星汇的办公室里，贾樟柯抽着雪茄接受采访。虽然还是习惯穿仔裤T恤，但腕上的名表也是他本人代言的款式。他的思维和他的作品，连同他这个人都变成了统一的商业符号，向外界传达信息：他是贾樟柯，他是会赚钱的导演，他还能帮你赚钱。
“我其实特别喜欢拍广告。”贾樟柯说，“不是钱的问题，最主要是它能帮助我打破导演工作的封闭性。每接触一个产品，可能就了解一个新的行业，交到几个新朋友。”除了那几部商业源头明显的影片，比如《无用》讲的是服装设计师马可的故事，《二十四城记》有地产公司的投资并且剧情也是工厂拆迁，很多人并不清楚贾樟柯究竟拍过多少广告。今年上半年他就已经接拍了六条广告，过去平均每年西河星汇都有近二十条广告完成制作，最多的一年有26条。2005年贾樟柯给一个合资汽车品牌拍过一个手机电影，2012年底他又完成了一款新车广告。
源源不断的广告片约给贾樟柯带来充足的资金，他在施展电影领域的更大抱负时便不用为钱发愁。与他有类似想法的人并不鲜见，比如影星刘德华也有自己的制作公司，2005年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划惊喜地收获了宁浩《疯狂的石头》，不过这种成功概率并不大。2010年，贾樟柯推出“添翼计划”，他以监制的身份助力年轻导演创作，并且直接投资这些作品。“每部电影我自己投资不少于三分之一。”贾樟柯说，以业内的惯常操作手段，他完全可以“空手套白狼”，用自己的名号吸引其他投资方，之所以不这么做，是想建立一种更稳固的、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2011年的《Hello！树先生》是贾樟柯的山西老乡韩杰执导，贾樟柯除了投资，还拉来自己的制作班底和发行伙伴助阵。这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影片在国内只收获了两百多万人民币的票房，但海外版权交易在两年后收回了成本，还略有盈利。 “电影是长线投资，回报周期很长，我从来不缺信心和耐心。”20年前，贾樟柯还是电影学院里的“贾科长”，因为他个子小，总是裹个军大衣混在片场，举手投足显得稳重、老派。20年过去，“贾科长”已经是世界各地红毯上的熟面孔。采访时他刚从俄罗斯回来，俄国观众对电影的理解令他欣喜。“有个活动现场让观众提问，一个俄罗斯姑娘站起来说，我没有问题，但是看了你的电影，我想为你朗诵一首诗。”贾樟柯说，那是《天注定》在远东地区的首映，“我知道，她看懂了。”
我想把现在搞清楚
{F=FAMOUS 贾=贾樟柯}
F：相对过去的作品，《天注定》是你第一次直面“暴力”这个主题，决定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贾：去年8月我在重庆监制权聆的《陌生》，当时就突然决定要拍《天注定》。很早我就对暴力感兴趣，这几年在微博和新闻里看到很多暴力事件，积累了很多案例，我想拍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频繁发生的暴力事件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问题，应该关注普通人身上具有的暴力的可能性，是怎样被外部环境给激发出来的。
F：所以你说这是“现代武侠”，为什么不放在古代的背景下来表现？
贾：这种故事放到古代背景下就没什么意思了，完全可以去看《水浒》。对我来说最大的拍摄诉求就是现在，在我生活的时代，有这样剧烈的冲突发生。如果在文学和电影领域没有相应的作品出来，对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来说是一种讽刺。
F：你拍过很多富有忍耐力的小人物，同样是在生活中遇到窘迫和不公正，现在忍无可忍了？
贾：暴力事件频发是跟中国人习惯一忍再忍的性格有关系的，人们一直寄希望于正常的渠道，把自己的生存困境诉说出来，进而得到解决。但是社会阶层的固化，还有司法的不公，把正常的渠道堵塞了，那么激发出来的就是以暴制暴的悲剧。当然我并不认同暴力这种方式，但暴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经常有人问我说，导演你的片子看完了，你觉得中国将来会怎样？我说不要着急问中国的未来，应该问的是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理解这个社会吗？我们能够清楚地描绘现在这个时代吗？你要想拥有未来，首先把现在搞清楚。
F：你对“添翼计划”的最初构想是怎样的？
贾：“添翼计划”是我牵头做的一个扶持年轻导演的投资项目，我在很多场合开宗明义讲过，这不是一个公益计划，国内电影界已经有很多帮助年轻人的公益计划，我们的目的都是让年轻导演更好地成长，但方法不一样。具体来说我希望建立两个方面的关联：第一是帮助导演跟投资市场建立关联，第二是建立他们跟电影工业的关联。
F：两者有什么差异？
贾：我接触的很多导演，对自己这个工作的商业责任认识不清楚。“添翼计划”的规则是只投资年轻导演的前两部作品，等你拍完两部羽翼丰满，也就不需要我们助推了。在这个过程里导演的商业责任是什么？就是把你的创造性、独特性拍出来，你要凭借这个去说服资本市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说实话很多刚从学校出来或者从独立电影过来的导演，对电影工业有一种恐惧。拒绝跟工业合作的后果是影片本身的技术指标甚至艺术质量，达不到进入市场的标准。所以我希望年轻导演知道，你的电影再有创意，如果落实到技术层面达不到标准，也成不了一个合格的产品。
F：目前“添翼计划”的进展令你满意吗？
贾：我们小有成果，而且后续的尝试会有很多。“添翼计划”最典型的例子是韩杰的《Hello！树先生》，我自己算一个资方，另外两个是保利博纳和上影集团，一个民企和一个国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组合。我本人一直在呼吁实践所谓艺术电影，但我知道电影工业不是只有艺术电影，“添翼计划”也要做商业片。这方面比较成形的就是《因父之名》，是部歌舞片，也是公路片，讲一个富二代逐渐成长、拥有自我的故事。我们马上出版小说，然后明年把电影推向市场。“添翼计划”也不单和中国导演合作，我们开始尝试投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比如法国导演Damien的纪录片《革命是可以被原谅的》，讲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一个杀手的回忆。
F：因为你非常熟悉海外市场。
贾：我在努力学习新的经验。以前我们比较熟悉亚洲市场、欧洲市场，还有北美和澳大利亚，现在通过《革命是可以被原谅的》，我发现阿拉伯世界也很有价值，就是中东和北非这一带的市场。在中国的电影公司里面，运作海外市场，我们西河星汇算是一个专家。
F：是因为你觉得海外市场的游戏规则更清晰吗？
贾：对，当然这里也需要很多人脉和运作，但海外市场是相对规范的，我自己也有从1998年积累到现在的经验。我所有电影的海外运作包括影展都是自己的公司来负责，比如《天注定》有五六个公司投资，但海外这块都是我自己做，已经卖出了41个国家的版权。
F：在做监制的时候，你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吗？
贾：我的控制欲不强，相反我很注意跟人沟通。拍电影是占据时间太久的一种表达方法，大量的时间里我都在做准备工作，或者说服务工作。分一些精力来做监制和投资，再拍些广告，都是有益的补充。
F：这是建立公司的初衷？
贾：作为导演我没有建立公司的欲望，但是当工作拓展到创作之外，就一定要按照商业的逻辑来思考问题。西河星汇现在有三个摊子，做事情得心应手，我唯一不习惯的是，我跟别人交往总是情感上的成分多一些，大家一起打拼的感觉。那么公司人多起来，人来人往就很痛苦，这是不太适合当老板的性格，山西人就是有这种保守的基因。
F：说到拍广告，很多艺术家会觉得对创作是一种伤害。
贾：我不这么看，我拍广告拍得很开心，客户也满意。在广告里我一样能表达好的创意，比方说《语路》，整体来看是我感兴趣的纪录片，分散开来它又是可以在电视和网络上播出的广告片。当时我在上海推广《海上传奇》，一个威士忌品牌的广告代理公司找到我，说有三个想法：一是我作为导演来拍一个广告，二是我自己代言这个酒—这两种方法我都觉得意思不大，那么第三种就是后来的《语路》。十二个人都是我自己去谈下来的，广告客户的需求到我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电影计划。
F：你说过不太喜欢用“商业和艺术平衡”之类的说法，但我觉得你确实在做这样的事，你是在商业道路上走得比较快的一个。
贾：我心里觉得我在创业。每个电影好像都有自己的命，有些类型的片子适合市场，票房就火了；有些片子比如《海上传奇》，它是个纪录片，说白了打死都不会适合市场，那我就老老实实做点口述历史。所以你怎么平衡呢？平衡不了。但是我把自己的创作跟其他工作分得比较清楚，比如拍广告，我经常跟年轻导演讲，广告是个服务业，你在拍广告时候的智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用你的专业，把客户的想法表达好。你不要老想挑战人家，那叫脑子有毛病，客户比你更懂什么是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