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前阵子，我到珠三角一些企业做调研。
　　当下，一些企业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整体劳资关系和谐，产业工人地位逐步提高，我对此感到乐观。
　　记得2005年8月，我刚到广东一家报社做记者，主要从事社会新闻报道，消息来源是打到报社的投诉电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对企业的投诉，比如加班，企业主不按《劳动法》支付劳动报酬；比如工厂不让辞工和请假，辞工就扣1-2个月工资。
　　那时，工资支付不规范，很多企业不按月支付，多是延后两个月支付，甚至半年或一年才结算，但工人家里困难，孩子上学什么的，都等着用钱。
　　常见现象是，年前，工厂会扣押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以此要挟工人明年还来这家厂上班，且规定哪天返岗，如果晚回，扣押的工资拒绝支付。
　　进入工厂上班，工人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也有规定和限制。下班时，为防工人顺走东西，一些工厂还对工人进行搜身。
　　紧张的劳资关系，一直持续到2010年。此后，年满20岁的“90后”开始登场：他们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从“国家强制”开始向“民众自觉”的转身阶段。当他们成为主要劳工登场时，适龄劳工急剧减少，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岗位却在不断增多，劳工供给供不应求，劳工地位获得不断提升。
　　另一背景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地球村”的出现。这个时代背景里，对农民而言，很多过去遥远而陌生的东西，开始“近在眼前”，民众间的沟通更加便捷。
　　有人说，互联网时代，人们习惯了虚拟沟通，面对面的沟通欲望反而越来越少。
　　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对于更多人来说，互联网其实是强化和促进了彼此从虚拟到现实面对面沟通的完成。
　　过去，没有手机，也没有QQ和微信等社交工具，即便彼此有心，也很难联系上对方，互联网时代促成了彼此沟通和见面的愿望和行动。

　　要知道，过去多少人是想见而不得，如今至少想见就有可能。加上高铁等便捷交通工具的出现，就为见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样，工人选择到何地上班，都不会让距离再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好的雇主和工厂，通过社交平台的扩散和分享后，就云集到更多工人，而有劣迹的工厂和雇主，在互联网这一透明的环境中，工人会用脚投票，这些企业主的招工处境更艰难。
　　所以，从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施行，到透明互联网时代的出现，再到高铁拉近彼此的距离……这些不断变迁了的时代境物，在每个个体身上，也都会留下一些深刻的时代印记，即时代强、社会强，則劳工强。
　　过去，汽车站、火车站一直是各地治安的黑点，其中尤以“黑公话”、换假钞等现象为甚。
　　现在，互联网活生生干掉了这些“黑公话”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广泛使用，也“杀死”那些令人防不胜防的换假钞小把戏。
　　身处这样大变迁时代的任何个体，既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创造者，也是这一时代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