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城乡二元结构、再社会化、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资本、污名化与标签、亚文化群体、底层精英等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思路。调查显示,现实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面临着收入低、交往面窄、对打工地居民和政府的认可度不是很高、对城市归属感不强等问题。要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成为可能,就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加强制度建设。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入,理论视角,现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3-0092-03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却不容乐观。《2007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显示,68%的农民工认为城市市民对他们的接纳度一般或者比较差。可见,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并不平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有效推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进程,缩小农民工群体与市民之间的差距,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步伐,已成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理论和现实的分析,进而得出现阶段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
一、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理论分析
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的种种问题,可以从以下七方面的理论进行分析: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城乡二元结构是形成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根源所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户口制度为基础,把所有人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城市居民被纳入保障体制,而农村居民则处于体制之外。“这种不合理、不平衡的城乡结构、经济社会结构,是由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户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而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上不平等对待、在经济上不等价交换、在社会上实行非普惠制”。〔1 〕对于农民工来说,城乡二元结构使他们要想融入城市社会困难重重。大多数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了很多年,也依然保留着农民身份,只有少数人能够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就必须首先从改革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着手。
二是再社会化的视角。再社会化是相对于社会化而言的,是指由于原来的社会化失败或其基本上已不适用,而重新学习社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化过程。〔2 〕 (P62)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原来在农村完成的社会化成果基本上已不适用,如果不能在城市完成再社会化,就会因为与城市居民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的差异而使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不管是短期在城市打工还是长期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完成再社会化,抛弃他们所熟知的乡村生活知识,形成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三是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视角。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概念。“所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3 〕 (P334)在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处于社区外局群体的地位,他们对社区的文化氛围、价值取向、公共舆论不具有主导作用,因此也无法触及和影响社区的核心体系,而只能根据内局群体的取向行动。〔4 〕 而城市居民处于“内局群体”的地位,把持着文化表达,其中有部分人对农民工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和行为。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要想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实现由“外局群体”向“内局群体”的转变。
四是资本的视角。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分析社会时引入了资本概念,他把资本分成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3 〕 (P284-285)由此理论对农民工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无论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农民工都处于一种先天或后天的匮乏状态,比如,农民工收入水平从整体上来说较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也较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或相互间的关系网络很难建立等。这些资本的匮乏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农民工自身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也使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产生了排斥的心理与行为,从而间接地为农民工融入城市设置了种种障碍。因此,农民工应该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加强各种资本的积聚,从而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五是污名化与标签的视角。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污名”现象做了深刻分析。他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受损的身份”的核心概念,用于描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其他人眼中被贬低的社会地位。污名化的目标对象就是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5 〕 标签理论往往是与污名化理论结合在一起来说明问题的,给某个群体贴标签往往意味着对这个群体进行污名化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很容易被贴上“低素质群体”、“高犯罪群体”等污名标签的群体。污名化的标签会使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农民工的边缘地位越来越凸显,走上一条远离市民化的恶性循环的道路。因此,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市民与农民工进行交往沟通,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标签,通过交往沟通使市民对农民工持有一种接纳和包容的态度。
六是亚文化群体的视角。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居于次要地位的文化。〔2 〕 (P42)在城市社会中,市民群体把持着文化表达的权力,其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代表着主流文化的方向,构成了主文化群体;而农民工群体则构成了亚文化群体。农民工这个亚文化群体往往被市民群体视为“另类”,很难被接纳,而农民工群体也很难认同市民群体并积极融入这个群体中去。在城市中,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基本上局限在其内部,这种交往的同质性使得农民工更加认同本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一状况加深了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隔阂,使亚文化群体越来越偏离于主文化群体,从而使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融合难上加难。为此,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使市民的主文化与农民工的亚文化更好地融合,从而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成为可能。
七是底层精英的视角。一般而言,常年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属于农村社会中的精英,其在农村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影响力却较小。这种地位的差异挫伤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积极性,使他们对农村更有认同感。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他们并不打算长期在城市定居,而是希望赚钱后回到农村。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指出,“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6 〕 (P441)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建立允许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渠道,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二、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分析
为了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笔者于2009年1月在山东省泗水县的73个村庄进行了问卷调查。泗水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外出务工人口比例相当高,其研究结论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405份,其中有效问卷13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问卷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占总体的80.5%;年龄以青壮年为主;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居多,占总体的67.9%;大部分调查对象已婚,占总体的72.0%;外出打工1-3年的调查对象最多,占总体的46.9%。下面从农民工的生活情况、交往情况、城市居民和政府的态度、对城市的认同感等方面来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
(一)农民工普遍收入较低,生活处境比较艰难。调查显示,有65.4%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可以勉强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非常紧张,而完全可以保障最基本生活的比例只有31.7%,同时还有2.9%的农民工表示工资水平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可见,大部分农民工仅处于温饱状态,生活处境比较艰难。而且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农民工认为现有工资水平不能保障最基本生活的比例(3.5%)要明显高于女性的比例(0.5%)。这是因为男性的家庭负担更重,要把更多的钱寄回老家,使得留给自己生活花销的钱就较少,因此,男性农民工的处境更让人担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认为现有工资水平完全可以保障最基本生活的比例越小,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本科分别对应的是39.4%、31.2%、28.6%、27.6%、0,这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高,使得他们的生活花销越大,就越感到劳动收入低于他们的期望值。
(二)农民工的交往面较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建立在生存需求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他们从农村走入城市,在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后,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积极的进步。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情况可以从其“遇到困难时找谁帮忙”与“平时和谁交往”两方面来看。调查显示,当农民工遇到困难时,首先会找老乡帮忙(占44.2%),其次是找政府(占18.4%),再次是找工友、雇主、当地朋友、媒体(分别占13.8%、11.7%、7.7%、2.8%)。而其平时的交往对象也多是老乡、工友,与城市居民及其他外来人口的交往较少。据调查,“从来没有”与城市居民、其他外来人口交往的农民工分别占12.1%、10.6%,“偶尔交往,只说过几句话”的农民工分别占56.6%、45.2%,表示经常打交道的农民工仅有28.9%、41.4%。
(三)农民工对打工地居民和政府的认可度不是很高。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打工地居民的态度非常友好、比较友好、一般、有点排斥、非常排斥、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14.6%、34.8%、38.9%、7.1%、1.9%、2.7%;农民工认为打工地政府的态度非常友好、比较友好、一般、有点排斥、非常排斥、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12.0%、30.9%、39.6%、8.4%、2.2%、6.8%。通过对这两组数据的比较我们发现:第一,对于打工地居民和政府的态度,农民工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态度一般的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比较友好,接下来依次是非常友好、有点排斥、说不清、非常排斥;第二,农民工对打工地居民态度的评价要略好于对打工地政府态度的评价。在对农民工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民工与打工地的居民与政府的接触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所以很难对打工地的居民和政府的态度做出评价,但是对于那些与打工地居民和政府有过接触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但认可度不是很高。
(四)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强。据调查,有67.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村人,17.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半个城里人,11.0%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只有3.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当问到“您在打工地生活、工作是否有家的感觉”时,37.3%的农民工表示一般,29.4%的农民工认为有,24.7%的农民工认为没有,同时还有8.7%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这说明农民工对打工地(城市)的归属感普遍不强,且文化程度、在外工作年数、家庭成员流动情况、收入水平等都会对农民工的归属感产生影响。在回答“对打工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如何”时,48.5%的农民工表示这种认同感一般,对打工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比例分别为11.7%、27.7%,表示非常不赞同、不赞同的比例分别为1.3%、4.1%,有6.7%的农民工认为说不清。农民工对打工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同感不强,也影响到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三、加快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理论可能性和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成为可能,克服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有关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要想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破除当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比如,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消除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这一重大障碍。改革户籍制度,不是简单地取消户口登记管理,关键是消除依附(下转第103页)(上接第94页)在户籍上的一系列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使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目前,首先应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从而为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创造条件。
第二,农民工应该提高自身素质,更加积极的融入城市社会。如前文所述,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较低,导致其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也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农民工应该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加强各种资本的积聚,包括通过培训加强人力资本,通过扩展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地缘、血缘关系以外建立以业缘等为纽带的打工地网络关系,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升再社会化能力等。同时,还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融入城市社会中去,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加强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努力由“外局群体”转变为“内局群体”。
第三,城市居民应该消除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创造积极容纳农民工的和谐环境。城市居民应努力转变思想观念,破除成见,消除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与歧视,认识到农民工对城市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使市民的主文化与农民工的亚文化更好地融合。同时,城市居民还应该主动积极地与农民工进行交往沟通,对农民工持一种接纳和包容的态度,消除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标签,更加客观公正地对待农民工。
第四,政府应该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拓展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渠道。政府应该顺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实行接纳农民工、便利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政府应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就业与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维护农民工基本权益,〔7 〕让他们在流入地有一种家的感觉。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使农民工有更多的机会向上流动,摆脱“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从而使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更加顺畅。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J〕.社会科学研究,2009,(4).
〔2〕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李卉.主动的被动——农民工城市生活世界的建构与融入〔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5〕李建新,丁立军.“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J〕.社会科学,2009,(9).
〔6〕〔美〕刘易斯·A .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王桂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状及其实现〔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0,(2).
责任编辑于晓媛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入,理论视角,现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3-0092-03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却不容乐观。《2007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显示,68%的农民工认为城市市民对他们的接纳度一般或者比较差。可见,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并不平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有效推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进程,缩小农民工群体与市民之间的差距,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步伐,已成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理论和现实的分析,进而得出现阶段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
一、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理论分析
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的种种问题,可以从以下七方面的理论进行分析: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城乡二元结构是形成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根源所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户口制度为基础,把所有人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城市居民被纳入保障体制,而农村居民则处于体制之外。“这种不合理、不平衡的城乡结构、经济社会结构,是由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户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而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上不平等对待、在经济上不等价交换、在社会上实行非普惠制”。〔1 〕对于农民工来说,城乡二元结构使他们要想融入城市社会困难重重。大多数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了很多年,也依然保留着农民身份,只有少数人能够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就必须首先从改革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着手。
二是再社会化的视角。再社会化是相对于社会化而言的,是指由于原来的社会化失败或其基本上已不适用,而重新学习社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化过程。〔2 〕 (P62)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原来在农村完成的社会化成果基本上已不适用,如果不能在城市完成再社会化,就会因为与城市居民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的差异而使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不管是短期在城市打工还是长期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完成再社会化,抛弃他们所熟知的乡村生活知识,形成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三是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视角。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概念。“所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3 〕 (P334)在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处于社区外局群体的地位,他们对社区的文化氛围、价值取向、公共舆论不具有主导作用,因此也无法触及和影响社区的核心体系,而只能根据内局群体的取向行动。〔4 〕 而城市居民处于“内局群体”的地位,把持着文化表达,其中有部分人对农民工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和行为。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要想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实现由“外局群体”向“内局群体”的转变。
四是资本的视角。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分析社会时引入了资本概念,他把资本分成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3 〕 (P284-285)由此理论对农民工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无论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农民工都处于一种先天或后天的匮乏状态,比如,农民工收入水平从整体上来说较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也较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或相互间的关系网络很难建立等。这些资本的匮乏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农民工自身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也使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产生了排斥的心理与行为,从而间接地为农民工融入城市设置了种种障碍。因此,农民工应该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加强各种资本的积聚,从而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五是污名化与标签的视角。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污名”现象做了深刻分析。他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受损的身份”的核心概念,用于描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其他人眼中被贬低的社会地位。污名化的目标对象就是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5 〕 标签理论往往是与污名化理论结合在一起来说明问题的,给某个群体贴标签往往意味着对这个群体进行污名化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很容易被贴上“低素质群体”、“高犯罪群体”等污名标签的群体。污名化的标签会使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农民工的边缘地位越来越凸显,走上一条远离市民化的恶性循环的道路。因此,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市民与农民工进行交往沟通,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标签,通过交往沟通使市民对农民工持有一种接纳和包容的态度。
六是亚文化群体的视角。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居于次要地位的文化。〔2 〕 (P42)在城市社会中,市民群体把持着文化表达的权力,其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代表着主流文化的方向,构成了主文化群体;而农民工群体则构成了亚文化群体。农民工这个亚文化群体往往被市民群体视为“另类”,很难被接纳,而农民工群体也很难认同市民群体并积极融入这个群体中去。在城市中,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基本上局限在其内部,这种交往的同质性使得农民工更加认同本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一状况加深了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隔阂,使亚文化群体越来越偏离于主文化群体,从而使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融合难上加难。为此,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使市民的主文化与农民工的亚文化更好地融合,从而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成为可能。
七是底层精英的视角。一般而言,常年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属于农村社会中的精英,其在农村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影响力却较小。这种地位的差异挫伤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积极性,使他们对农村更有认同感。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他们并不打算长期在城市定居,而是希望赚钱后回到农村。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指出,“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6 〕 (P441)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建立允许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渠道,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二、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分析
为了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笔者于2009年1月在山东省泗水县的73个村庄进行了问卷调查。泗水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外出务工人口比例相当高,其研究结论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405份,其中有效问卷13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问卷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占总体的80.5%;年龄以青壮年为主;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居多,占总体的67.9%;大部分调查对象已婚,占总体的72.0%;外出打工1-3年的调查对象最多,占总体的46.9%。下面从农民工的生活情况、交往情况、城市居民和政府的态度、对城市的认同感等方面来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
(一)农民工普遍收入较低,生活处境比较艰难。调查显示,有65.4%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可以勉强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非常紧张,而完全可以保障最基本生活的比例只有31.7%,同时还有2.9%的农民工表示工资水平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可见,大部分农民工仅处于温饱状态,生活处境比较艰难。而且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农民工认为现有工资水平不能保障最基本生活的比例(3.5%)要明显高于女性的比例(0.5%)。这是因为男性的家庭负担更重,要把更多的钱寄回老家,使得留给自己生活花销的钱就较少,因此,男性农民工的处境更让人担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认为现有工资水平完全可以保障最基本生活的比例越小,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本科分别对应的是39.4%、31.2%、28.6%、27.6%、0,这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高,使得他们的生活花销越大,就越感到劳动收入低于他们的期望值。
(二)农民工的交往面较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建立在生存需求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他们从农村走入城市,在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后,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积极的进步。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情况可以从其“遇到困难时找谁帮忙”与“平时和谁交往”两方面来看。调查显示,当农民工遇到困难时,首先会找老乡帮忙(占44.2%),其次是找政府(占18.4%),再次是找工友、雇主、当地朋友、媒体(分别占13.8%、11.7%、7.7%、2.8%)。而其平时的交往对象也多是老乡、工友,与城市居民及其他外来人口的交往较少。据调查,“从来没有”与城市居民、其他外来人口交往的农民工分别占12.1%、10.6%,“偶尔交往,只说过几句话”的农民工分别占56.6%、45.2%,表示经常打交道的农民工仅有28.9%、41.4%。
(三)农民工对打工地居民和政府的认可度不是很高。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打工地居民的态度非常友好、比较友好、一般、有点排斥、非常排斥、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14.6%、34.8%、38.9%、7.1%、1.9%、2.7%;农民工认为打工地政府的态度非常友好、比较友好、一般、有点排斥、非常排斥、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12.0%、30.9%、39.6%、8.4%、2.2%、6.8%。通过对这两组数据的比较我们发现:第一,对于打工地居民和政府的态度,农民工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态度一般的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比较友好,接下来依次是非常友好、有点排斥、说不清、非常排斥;第二,农民工对打工地居民态度的评价要略好于对打工地政府态度的评价。在对农民工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民工与打工地的居民与政府的接触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所以很难对打工地的居民和政府的态度做出评价,但是对于那些与打工地居民和政府有过接触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但认可度不是很高。
(四)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强。据调查,有67.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村人,17.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半个城里人,11.0%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只有3.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当问到“您在打工地生活、工作是否有家的感觉”时,37.3%的农民工表示一般,29.4%的农民工认为有,24.7%的农民工认为没有,同时还有8.7%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这说明农民工对打工地(城市)的归属感普遍不强,且文化程度、在外工作年数、家庭成员流动情况、收入水平等都会对农民工的归属感产生影响。在回答“对打工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如何”时,48.5%的农民工表示这种认同感一般,对打工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比例分别为11.7%、27.7%,表示非常不赞同、不赞同的比例分别为1.3%、4.1%,有6.7%的农民工认为说不清。农民工对打工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同感不强,也影响到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三、加快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理论可能性和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成为可能,克服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有关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要想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破除当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比如,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消除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这一重大障碍。改革户籍制度,不是简单地取消户口登记管理,关键是消除依附(下转第103页)(上接第94页)在户籍上的一系列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使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目前,首先应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从而为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创造条件。
第二,农民工应该提高自身素质,更加积极的融入城市社会。如前文所述,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较低,导致其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也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农民工应该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加强各种资本的积聚,包括通过培训加强人力资本,通过扩展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地缘、血缘关系以外建立以业缘等为纽带的打工地网络关系,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升再社会化能力等。同时,还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融入城市社会中去,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加强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努力由“外局群体”转变为“内局群体”。
第三,城市居民应该消除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创造积极容纳农民工的和谐环境。城市居民应努力转变思想观念,破除成见,消除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与歧视,认识到农民工对城市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使市民的主文化与农民工的亚文化更好地融合。同时,城市居民还应该主动积极地与农民工进行交往沟通,对农民工持一种接纳和包容的态度,消除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标签,更加客观公正地对待农民工。
第四,政府应该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拓展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渠道。政府应该顺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实行接纳农民工、便利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政府应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就业与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维护农民工基本权益,〔7 〕让他们在流入地有一种家的感觉。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使农民工有更多的机会向上流动,摆脱“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从而使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更加顺畅。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J〕.社会科学研究,2009,(4).
〔2〕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李卉.主动的被动——农民工城市生活世界的建构与融入〔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5〕李建新,丁立军.“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J〕.社会科学,2009,(9).
〔6〕〔美〕刘易斯·A .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王桂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状及其实现〔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0,(2).
责任编辑于晓媛